冯骥才《艺术家们》在充沛的历史感中记录一个美好的年代

来源：北京日报2020-11-24 09:10

　　作者：方岩

　　作为职业评论者，我这些年的关注重点集中于20-40岁这个年龄区间的作家的作品，所以读到《艺术家们》这样前辈作家的新作时，能强烈地感到冯骥才先生这代作家与前述作家群体在语言、手法、风格上的代际差异。冯先生这代作家会在文本中凸显鲜明的作家主体形象，他们往往会贴着人物写，把自己的理想、热情、诉求投注于其中。而现在的青年作家大抵不会采取这样的写法，他们通常会与描写对象保持着某种相对疏离、淡漠的距离感，甚至会排斥前辈作家这种手法和风格。在我看来，这种代际差异并不涉及手法高下、风格优劣等价值等级问题，而是源于时代氛围的更迭，以及不同代际的作家在整体上对人与时代关系理解的不同。事实上，无论是何种手法、风格、美学态度，只要处理得当，都会产生优秀的文本。

　　《艺术家们》在以下两方面也令我印象深刻——

　　一是小说人物的职业身份与重建世界总体性的可能性之间的张力关系。基本上所有的小说人物都会涉及职业身份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职业身份到底是个可有可无的标签，还是可以内化为处理人与历史、社会关系的叙事装置，这确实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换而言之，在很多小说里，人物的职业身份其实是可以随意被置换的。事实上，职业不仅意味着与谋生相关的一套知识体系和技能，同时意味着与这种知识和技能相关的观念、视野、道德、信仰等决定人物言行的构成因素，这些无不影响着个人与周遭世界（历史、社会）的交往方式。而这种互动正是重建总体性的基本起点。

　　比如《艺术家们》中的那些画家，他们的艺术切磋，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事纠葛、社会交往、命运沉浮，其实就是职业特征与周遭世界内在的对话和相互塑造。或者说，他们是在用与职业相关的观念、视野、道德、信仰来观察、描述周遭世界，以试图在整体上把握它。尽管我认为从来不存在真理意义上，或者终极意义上的“总体性”，或者说，有关重建“总体性”的一切想法终究只是虚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构，但是人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总体把握的欲望和雄心，像是某种事关自身安全感的本能，从未消失过。人类不知疲倦地写作，其部分动力和意义正在于此。

　　从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看，近年一些优秀的长篇小说都体现出类似的趋向，即通过职业视角来处理种种经验以实现对总体性的把握。比如，李洱《应物兄》中的学者、路内《雾行者》中的文学青年、张忌《南货店》中的营业员，再到骥才先生《艺术家们》中的画家们，这些职业身份、特征成为决定故事走向的叙事装置。当然，每种职业都有其局限与可能，同构于每部小说特定的叙事视角或经验范围的局限与可能，这便意味着那种所谓的总体性亦带有天然的局限。但正是种种带有缺陷或局限的总体性的叠加和相互纠正，也许会形成关于历史、社会、时代的“共识性”图景。

　　二是对那些能够营造、召唤历史氛围的物件的发明和使用。特定历史时期的器物对于后人而言只是历史的遗迹。倘若被巧妙地放置于虚构情境中，它们便成了召唤历史记忆、魂魄的魂器。比如，冯骥才虚构了楚云天的成名画作《解冻》，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当代绘画史上划时代的名作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他还虚构了楚云天在文学领域的代表作《情书》，这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980年代的经典作品《公开的情书》；在叙事中还提及了那些能够典型代表1980年代文化精神品格的杂志，比如《作品与争鸣》《大众电影》等。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与争鸣》当时还与中国作协合作出版了“新时期文艺争鸣丛书”，那些后来在文学史教育和传播过程中被反复提及的重要的，或者有争议的作家作品、思潮、现象在这本杂志和丛书中都曾出现过。简单说来，对于承载着历史、文化记忆的物件的发明和使用，都在叙事中营造出了非常充沛的历史感。

　　最后，我想聊一聊《艺术家们》中值得商榷的若干细节。首先，楚云天对罗潜的批评，在我看来多少有点不合情理。其实，楚云天是个被制度保护得非常好的人。他不食人间烟火的超脱生活，以及对艺术独立性、纯粹性的追求得以实现，多少有赖于制度的保障和供养。但罗潜作为未被艺术圈接纳的社会底层，出于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不得不开设画廊卖行画。所以，后者成为前者的反证，多少会显得缺乏说服力和同情心。其次，我们之所以要读小说，其中一个基本诉求便是希望它能提供别样生活的可能性，以及相关的意义和秩序。在我看来，恰恰是罗潜代表着某种意义和秩序的可能，而他的结局被处理得有些匆忙了。倘若能把罗潜这条叙事线索处理得更为复杂一些，那么《艺术家们》的意蕴将显得更为丰厚。（作者系文艺批评家，《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