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进化论的视野 文/姚斌 在距《理性乐观派》发表后的2015年，马特·里德利又发表了《自下而上》。...

文/姚斌

在距《理性乐观派》发表后的2015年，马特·里德利又发表了《自下而上》。《理性乐观派》以一系列生动的历史故事告诉我们人类繁荣发展的秘密。而《自下而上》直言，世间万物不是从上而下经领袖、神灵设计得来的，而是自下而上地演化和涌现出来的。这两本书中有许多相似论点和案例，但各有各的指向。这就使得两本书相得益彰，相互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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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副标题是“万物进化简史”。里德利认为，一部万物进化的历史，可以涵盖道德、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政府，因为它们都遵循着相同的演化逻辑。里德利在这里宣扬了开放性社会的重要性。尤其重要的是，思想市场需要尽可能的开放，这样才能从群体的思维中繁衍出真知灼见。

所谓的“演变”就是“渐次展开”，即“增量式渐进变化”，与“突变”相对。演变是自发的，并且不可抵挡，它表明从简单起点开始的累积变化。通常没有指定目标，对何处结束也持开放态度的变化。这是生物体中通过自然选择机制逐代修正的基因与遗传。演变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它是理解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如何变化的最佳途径。人类制度、人类制品和习惯的变化都是渐进的、必然的、不可阻挡的。它遵循从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叙述方式，慢慢推进而非大步跳跃；有自己自发的势头，不为外部所推动；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具体的终点；基本上靠试错产生，而试错是自然选择的一种形式。但是，演变并不仅仅局限于遗传系统，它还能解释几乎所有人类文化改变方式：从道德到技术，从金钱到宗教。人类文化的发展是渐进的、增量的、无预定方向的、自然发生的，并受种种竞争理念自然选择的推动。

里德利无限推崇卢克莱修。卢克莱修是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以哲理长诗《物性论》著称于世。卢克莱修对于创世论来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因为他蔑视一切形式的迷信，不相信灵魂不朽。他坚持理性主义、物质主义、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和自由精神。他主张明确的无神论，甚至可以说是最直接的达尔文主义。因此，在很长时间里卢克莱修一直遭到打压，并被视为异端。随着尼古拉斯·哥白尼、伽利略·伽利雷、巴鲁赫·斯宾诺莎、艾萨克·牛顿对卢克莱修的响应，他们从自上而下的思考方式，逐渐走进自下而上的世界。这才使得卢克莱修大放光彩，因为自然解释终于取代了超自然解释。

查尔斯·达尔文通过长期细致的观察和归纳，发展出一套惊人的理论：生物在互相竞争中分化繁殖，足以累积产生形式与功能相适应的复杂器官，比如眼睛，无须任何人事先在思想上理解其原理。哲学史上最具颠覆性的概念由此诞生。达尔文解释的美妙之处在于，自然选择能召唤起比任何设计师都更强大的力量。它无法预知未来，但对过去的信息能运用得出神入化。这就是达尔文思想的精髓所在，美丽而复杂的生物竟然无须任何人知道怎么制造，就能制造出来。这与技术的诞生是一样的。制造一台完美的机器，真的不一定非得知道怎么制造它不可。就比如制造一支简单的铅笔，无数人为之付出了心血。可从开采石墨的矿工、伐木工人，到装配线工人再到管理人员，还有那些种植咖啡供大家饮用的农民，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从无到有地制造一支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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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繁荣的自然出现与自然选择相似，同样是没有人规划，也没有人预料，不是因为人类的政策，而是通过非常类似演变的选择性进步形式，从人的互动中不屈不挠地发展出来的。

当今世界，一个普通人一年的收入，按实际价值计算，是1800年的10~20倍。经济学史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称之为“大丰盛”。她说，这是“经济史的基本事实或主要发现”。事实上，麦克洛斯基还说，自1950年来，在中国香港这样的地方，生活水平说不定提高了100倍。富人固然越来越富有，但“数百万人有了暖气采暖、汽车、天花疫苗接种、室内水管、廉价旅游、妇女权利、更低的儿童死亡率、充足的营养、更高的个头、翻了一倍的预期寿命、报纸、选票、上学的机会和尊重”。全球不平等正在迅速缓解，因为贫穷国家民众的致富速度比富裕国家更快。修正了通货膨胀之后，1960年，全世界有65%的人每天仅靠1.25美元过活，而今天仅为21%。

亚当·斯密创造了“无形之手”的概念。这个说法最初出现在斯密的天文学讲座，接着出现在《道德情操论》里，再接着才出现在《国富论》中。在斯密对市场的解释里，他认为，无论是道德还是市场，两者都是从个人行为中自发产生的现象，而非来自蓄意的设计。这个观点与达尔文的那个“危险的思想”有着同工异曲之妙。达尔文的危险想法是从生物学中彻底拿掉故意设计的概念，用一种“从原始简单形态中构建有序复杂性”（理查德·道金斯的话）的机制取而代之。

亚当·斯密认为，商品和服务自愿制化的交换，带来劳动的分工，人们可以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事情。反过来，这又促成了交易各方交换收益的提升，因为每个人都做着最大发挥自己擅长的事情，对自己所选择的任务有了学习实践时间甚至进行机械化的机会。人们利用自己的手法和知识，不断加以改进，这是任何专家、统治者都做不到的。于是，贸易带来的收益鼓励更多的专业化，更多的专业化鼓励更多的贸易，就形成了良性循环。生产者的专业程度越强，消费越是多样化：人们从自给自足变成了生产更少的东西，消费更多的东西。最后，专业化必然激励创新，这也是思想交流以及和所推动的合作过程。事实上，大多数创新都来自对现有概念的重组。

人们交换得越多，劳动分工得越细，就越是为彼此工作。人们越是为彼此工作，生活水平就越高，劳动分工带来的结果是陌生人之间建立了庞大的协作网络。自由市场鼓励创新的机制，它是疯狂、自私的个人主义的对立面，但它是市场大众合作的体系。如果一个人要和对手在生产上展开竞争，就必须与客户、供应商和同事合作。商业需要信任，也孕育了信任。“无形之手”并非乌托邦。在这个过程中，不胜任的企业被合格的企业淘汰，中庸企业被优秀企业淘汰，优秀企业被卓越企业淘汰。

自由贸易有着更好的经济成绩和人道主义表现。以瑞典为例，瑞典走向富裕并不靠实行社会民主的大政府。19世纪60年代，它从封建经济里走出来，强烈奉行亚当·斯密式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国家迅速发展，并在接下来的50年里，孵化出大批伟大的企业，包括沃尔沃和爱立信。到20世纪70年代，瑞典政府大扩张，导致货币贬值、停滞、发展缓慢，并于1992年全面爆发经济危机。此后，瑞典在世界经济排名表的相对位置迅速下降。到21世纪初，它减税，实行教育私有化，开放私营医疗行业，进而重新实现发展。当然，主张自由贸易比政府规划能带来更多的繁荣，但并不等于主张废除所有的政府。政府在维持和平、强制规划、帮助有需要者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显示，繁荣无须任何上层指引，就有机地发展起来。也无须邀请，劳动分工自然从社会中产生。它逐渐演变，受我们天然交换意愿的刺激，用斯密的话来说，“互动有无、物物交换、彼此交易的倾向”，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人类身上。指挥之手是无形的：每个人“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他管理产业的方式，是为了使生产实现最大的价值，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和其他许多情况一样，他受到一只无形之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

资本无法解释大范围的生活水平提高。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指出，按实际计算，过去200年间，英国的平均收入从每天大约3美元提高到100美元。光是资本的积累实现不了这样的成就，这就是为什么她包括里德利拒绝用“资本主义”来形容自由市场，因为这个词充满了误导。两者从根本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英国的成功归功于采用了斯密的药方。而斯密式经济是一个普通人之间进行交换和专业分工的过程，这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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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奇怪的是，就连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罗伯特·马尔萨斯、约翰·穆勒，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正站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经济发展的门槛上”。一个世纪后，约瑟夫·熊彼特这样说：“就在他们眼前，无限的可能性成为了现实。可是除了局促而步履蹒跚的经济体和越来越难弄到每天所需的面包，他们什么也没看见。”里德利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以收益递减概念为主。在他们那个时代，斯密的劳动分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只能对民众的生活起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收益递减很快就会出现。

二战后，一次又一次，出现的都是相反的收益递增。收益非但未曾递减，反而因为机械化和廉价能源的应用不断提升。工人的生产率非但没有进入平台期，反而不断地上涨。钢材生产得越多，价格就越便宜。手机越来越便宜，我们用的也就越多。在一个拥有70亿人口的世界里，饥荒变得越来越没有什么人听说过，可在人口是20亿的时候，饥荒几乎是常客。就连李嘉图看跌的小麦产量，到20世纪下半叶，在英国被耕种了数千年的土地上，也因为化肥、农药和作物育种的出现，开始加速增长。到21世纪初期，工业化把较高的生产水平扩展到了近乎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狠狠地打了悲观论调的脸。数百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重新焕发了活力，把十多亿人口造就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在工业经济体中，岗位数量和工人所得的报酬比重，都在稳定上涨。

面对发生收益递减的地方，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均衡的概念：一旦信息易得，经济系统就会趋向于完全竞争的稳定状态。但是，约瑟夫·熊彼特持续关注创新，坚持没有均衡状态，只有动态变化的连续展开。1909年，熊彼特写出了《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强调企业家的角色是关键。大多数商业家远非靠剥削工人寄生，而是创新家，靠着把事情做得更好或更廉价来制胜对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然会带来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多数所谓的强盗资本家，靠的是对商品减价而非抬价来发展发财致富的。创新是自由企业的主要后果，和创新比起来，从交易中所得的收益、靠专业分工实现的效率、通过实践获得的进步都变得黯然失色。

1942年，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把“创造性破坏”视为经济进步的关键，认为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随着新企业和新技术的涌现，旧有的必然衰亡。“创造性破坏的大风常年不断”。或者，用纳西姆·塔勒布的说法，整个经济要实现反脆弱，个别的企业必须是脆弱的。餐饮业是稳健而成功的，这是因为个别餐馆脆弱而短命。塔勒布希望，社会要充分尊重失败的企业家，就像尊重为国阵亡的将士那样。

熊彼特在推理中明确提及了生物学，将经济变化成为“产业冲突”的过程。他认为，经济体就像生态系统，生存斗争使得企业和产品互相竞争，有所改变，他还认为，没有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这种经济演变不会发生。企业家尼克·哈诺尔和经济学家埃里克·拜因霍克（著有《财富的起源》）扩展了熊彼特的演变视角。他们认为，市场的运作跟生态系统一样，不是因为它效率高，而是因为它有效果，能解决消费者或生物体所面临的问题。商业的美妙之处在于，一旦它运转起来，就会奖励那些解决了他人问题的人。“最好把(市场)理解成一个演变系统，(市场)就像自然界的演变一样，不断地针对问题创造，尝试新的解决办法。有些解决办法更‘适应’适者生存而得到传播。不适者灭亡。”

这种观点的另一个推论是，没有完美的市场、均衡状态和中间状态这种东西。有趣的是，生态学家已经逐渐得出了和经济学家一样的结论。近年来，他们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开始从均衡状态转入更为动态的观点。他们不光体会到气候的变化方式，甚至还意识到森林也处在不断地变化状态中，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一种树木接替另一种树木兴起，没有稳定状态的“高潮”，只有不断变化。

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索洛梳理出了创新的贡献：他计算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推断出生活水平的其余变化必然是来自技术变革。技术变革是收益递增的主要源头。这就难怪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把造就了过去两个世纪大丰盛的制度称为“创新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了。关键的新要素不再是有资本可用，而是出现了受过市场检验、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创新。她把工业革命的原因归结为生产的分散化，在对新思路的检验上：普通人能够作出贡献，选择自己喜欢的产品和服务，推动持续的创新。而要让工业革命顺利出现，试错必须变得受人尊敬。穷人的富裕来自市场造就的创新，这对穷人绝非坏事。

创新是自然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保罗·罗默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他认为，技术进步不仅是发展的副产品，也是公司能够有意识进行的投资。有了合适的体制，你就可以着手进行创新，收获它带给你的奖励，与此同时，你还可以和世界分享它，整个方式就跟你设计、制造了一台机器差不多。创新是千百万人交流思想所得的结果。每当人们可以自由交换的时候，它就会神秘出现。

经济演变是突变和选择的过程就跟生物演变一样，它们存在一种更为接近的类似之处。正如里德利在《理性乐观派》中所提出的，在经济演变中，交换扮演着跟性在生物演变中等同的关键角色。没有性，自然选择就无法形成一股累积的力量；发生在不同谱系的突变无法结合到一起，生存斗争必须二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