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死南阙的高贵乡公曹髦（下）--高处不胜寒

年轻的皇帝一天天长大，然而历史再也没有向他提供机遇。在司马昭的强势高压下，曹髦整日无所事事，只能从书籍中去寻找慰藉。他经常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等谈书论诗，并呼裴秀为“儒林丈人”，王沈为“文籍先生”，司马望与钟会等也各有名号。曹髦性子急，每次召集这班文友聚会，王沈等人因为是内职，来得快；司马望供职于外庭，来得迟，他就利用傀儡皇帝那点有限的权力，急不可待地派“追锋车”去接。看样子，他是远离政治、不想有所作为了。然而即使谈文论史，他也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有一次大家议论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与夏代的中兴之主少康谁更优秀，不少人推崇刘邦，曹髦却道：“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创业者皆优，绍继者咸劣也。”接着引经据典，以证明“少康中兴”更加难能可贵。少康是夏王后相的遗腹子，其父被东夷族的寒浞攻杀。少康长大后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攻杀寒浞，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曹髦对于使殷王朝获得“中兴”的殷中宗祖乙、殷高宗武丁也同样予以赞美，要想成为一位“中兴之主”的迫切愿望，溢于言表。可是曹髦却没有想到，文士往往是要依傍权势的，更何况这些文士还都是“官人”呢！既然实权掌握在司马昭手中，又怎能保证他们都效忠于你这个傀儡皇帝呢？比如说钟会早已是司马氏兄弟的亲信了，怎会不把这些信息向司马昭汇报？司马昭听了岂但不喜欢，势必对你防范得更加严密，你还可能有什么作为呢？甘露四年（公元259年）正月，据说有两条黄龙现身于宁陵县（今河南睢县）界的水井中，此前各地的水井中也屡屡有黄龙出现，文武百官认为是吉祥的征兆，一齐向皇帝祝贺。曹髦却忧郁地说：“龙是君王的象征啊，如今它上不能飞天，下不能卧田，却委屈地掉入深井之中，哪里是什么吉祥之兆呢！”当即挥笔作了一首《潜龙诗》以自嘲。这首诗自然很快就传到了司马昭那儿，司马昭“见而恶之”。胡三省先生感慨地说：

“帝有诛（司马）昭之志，不务养晦，而愤郁之气见于辞而不能自掩，盖亦浅矣，此其所以死于权臣之手乎！”

曹髦（241年11月15日－260年6月2日）

甘露五年五月，曹髦眼睁睁地看着权力逐渐失去，实在忍耐不住了，召集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着等待废黜之辱，今天要亲自率领着你们，前去讨伐他！”王经劝阻道：“从前鲁昭公不能忍受季孙氏的专权跋扈，仓猝下令讨伐，失败后逃亡齐国，被天下人嘲笑。如今大权掌握在司马家族手中已经很久了，从朝廷到地方上遍布着他们的死党，而皇宫的禁卫部队不但人数寥寥，兵甲器仗也不得周全，陛下拿什么去讨伐？这不是欲图治病反而加重了病情么？大祸将深不可测，陛下一定要再认真考虑考虑啊！”曹髦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讨伐诏书，扔在地上说：“我已经拿定了主意，死又有什么可怕的？何况还不一定死呢！”说完，入内去禀报郭太后。王沈与王业乘隙溜走，急急去向司马昭报信，临走前还拉王经同行，被王经拒绝。曹髦毕竟太“嫩”了，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唯有突然袭击，或许还有侥幸成功的一线希望，怎能放王沈与王业溜出宫廷报信，让司马昭早作准备？其政治手腕与他的曾祖父曹操相比，不啻天壤之别！

司马昭（211年—265年9月6日）

却说曹髦拔剑登车，率领皇宫卫士与奴仆、侍从等数百人，擂鼓呐喊而出，直奔司马昭的住所。谁知刚刚走到东止车门，就被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音zhòu）率军挡住了。曹髦的左右大声呵叱道：“皇上大驾在此，你们竟敢犯上作乱么？”皇帝毕竟具有相当的威严，司马伷的部众顿时一哄而散。曹髦等继续前进，行至皇宫南阙，又被司马昭的亲信中护军贾充率军挡住了去路。两军交战，曹髦亲自挥剑砍杀，并厉声喝道：“我是天子，你们竟敢弑君么？”贾充的部众不敢冒犯皇帝，打算后退。骑督成倅（音cuì）的弟弟、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情况危急，怎么办？”贾充道：“司马公蓄养你们，正是为了今天啊！倘若司马家事败，你们还有命么？”成家兄弟便率领亲兵冲上前去，成济又问：“是杀掉，还是活捉？”贾充一挥手：“杀掉他！”弟兄俩冲上前去，曹髦喝道：“放下你们的武器！”士卒们都将武器扔在地上，成济却冲上前去，挺矛直刺，矛尖从曹髦的前胸直透后背，可怜曹髦顿时死于车上，年仅20岁。王沈与王业因告密有功，被司马昭封为安平侯；王经则因为向着曹髦，以“凶逆无状”的罪名，全家被处斩。刑场上，王经向老母亲磕头，请母亲原谅他惹了大祸，连累了家人。其母却微笑着说：“人谁不死？怕只怕死非其所啊。如今我们母子为皇帝而死，有什么可懊恼的！”

且看司马昭于曹髦死后是如何表演的：初闻凶讯，司马昭“大惊，自投于地”。接着他进入皇宫，召集群臣开会，他的叔叔、已经82岁的太傅司马孚“枕帝股而哭甚哀”，尚书左仆射陈泰字玄伯，也悲恸异常。司马昭流着眼泪对陈泰说：“玄伯，天下人将怎么看待我啊！”陈泰答道：“惟有腰斩贾充，还稍微可以谢一谢天下人。”司马昭沉吟良久，道：“卿更思其次。”陈泰毫不客气地说：“但见其上，不见其次。”话已经说得很明白：真正追究下来，你司马昭才是弑君的罪魁祸首，还谈什么“其次”？司马昭默默无语。在唐人房玄龄等编撰的《晋书·文帝纪》中留下了一份司马昭上给郭太后的奏章，不妨照录于下：

“故高贵乡公帅从驾人兵，拔刃鸣鼓向臣所，臣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者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成）济入兵阵，伤公至陨。臣闻人臣之节，有死无贰，事上之义，不敢逃难。前者变故卒至，祸同发机，诚欲委身守死，惟命所裁。然惟本谋，乃欲上危皇太后，倾覆宗庙。臣忝当元辅，义在安国，即骆驿申敕，不得迫近舆辇。而（成）济妄入阵间，以致大变，哀怛痛恨，五内摧裂。（成）济干国乱纪，罪不容诛，辄收（成）济家属，付廷尉。”

你看看，在这儿，曹髦被无端地安上一个“上危皇太后，倾覆宗庙”的罪名，致使原本打算“委身守死，惟命所裁”的司马昭，鉴于“忝在元辅，义在安国”的重大责任，才不得不对“拔刃鸣鼓向臣所”的暴行有所反应，却也一再申敕，“不得迫近舆辇”，不得伤害皇上。然而那个成济竟敢“妄入阵间”，杀害皇上，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皇上之死，我司马昭可是“哀怛痛恨，五内摧裂”哪！那个“罪不容诛”的成济，我怎能饶得了他！结果，不但成济、成倅兄弟难逃“国法”的严厉制裁，整个成家还被灭了族。可悲的奴才！或许他们自以为赤胆忠心地为主子解决了急难，主子定会不吝赏赐，扔给自己几根血淋淋的肉骨头，没想到迎接他们的，竟是致命的一铁锤！或许他们也应该没有遗憾，为主子解决急难嘛，即使献出生命乃至整个家族，又算得了什么呢？可惜成济兄弟没有这么高的“觉悟”，据裴松之转引的《魏氏春秋》所载，成济兄弟不愿束手待毙，光着上身逃到屋顶上，并且“丑言悖慢”，想必是痛骂司马昭与他的高级奴才贾充吧？可惜这两个低级奴才觉醒得太迟了点，围捕的士卒——另一群奴才们生怕有损主子司马昭的光辉形象，乱箭齐发，很快就将成济、成倅兄弟射死了。

曹髦即位的第二年三月，就立卞氏为皇后。这个卞皇后，自然是曹操夫人卞氏家族的后代了。至于卞后有没有生育，结局如何，曹髦有没有后代，都难以查考了。可怜的是，曹髦还做了6年傀儡皇帝，而这个卞氏只当了5年皇后，估计还未满20岁，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未亡人”——假如当时她还活着的话。

（《高处不胜寒——皇帝与他的后妃儿女们》系列之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