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白描：诗人雷抒雁的生平往事交往

著名作家白描授权   专栏

诗人雷抒雁的生平往事交往

文/白描

雷抒雁，陕西泾阳人，196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曾任《诗刊》社副主编，1995年调鲁迅文学院任常务副院长，2012年当选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他的代表作是为悼念烈士张志新而写的长诗《小草在歌唱》，该诗开创了“伤痕文学”之先河，也奠定了其在诗坛的位置。在这首悼念革命烈士张志新的诗中，他写道：“我敢说：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红日，就不会再升起在东方！我敢说，如果罪行得不到清算，地球，也会失去分量！”此后30多年，诗歌成为他的忠实情侣，他先后创作出《春神》《父母之河》《掌上的心》《踏尘而过》《悬肠草》《丝织的灵魂》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美诗篇。

白描，作家、教授、文学教育家、玉文化学者。曾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玉雕专业委员会会长，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兼职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 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之外，长期从事玉文化研究和玉雕艺术评论工作，出版和发表玉文化专著《翡翠中华》《中华玉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尊荣徵徽》《玉演天华》等。连续多年主编《中国玉器百花奖获奖作品集3》并担任总鉴评，多次主持全国性玉文化论坛。

2011年11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左起：白描、雷抒雁、雷达）

与雷抒雁相交，我15岁，他25岁。

那是1967年，“文革”正在进行中。我是陕西泾阳县永乐中学初六八届学生，他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六七届大学生。同是泾阳人，永乐中学也是他读初中的母校，天下大乱，省上、地区、县上都分为两派，西北大学学生组织与泾阳一派群众组织在一条线上，我也属于这一派，他回到家乡，自然我们间便有了接触。

家乡泾阳，因位于泾水之北而得名，地处八百里秦川腹地，被誉为关中的“白菜心”。泾阳不止是关中的“白菜心”，这里也是中国领土的中心位置，永乐中学附近的石际寺村，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所在之处，那个从平地上隆起的高丘，是我和雷抒雁上学的必经之地。县城以西20多公里外，是唐代第二代皇帝唐太宗的昭陵，唐代帝王依山为陵，昭陵建于九嵕山，泾阳人却从不叫它九嵕山，而叫它笔架山，因为从家乡的方位西望，九嵕山形如笔架，从其它三面眺望，那山或奇，或雄，或险，却与笔架毫不搭界。笔架山养育了泾阳的文脉，仅近现当代就有于右任、冯润璋、吴宓、李若冰等出生于此。家乡人崇文重教，数千年以耕读传家为理想，那笔架山，便是我们推崇的圭臬、高树的经幡。

那时雷抒雁还乡，交往更多的是一些年长于我的人。一个大学生，与我这个初一学生不在一个对话层面，但在永乐中学，我们有一个共同尊敬的老师刘羽升，刘老师教语文，正是在刘老师的辅导下，雷抒雁读初二时，在《红色少年报》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小小说《小羊倌》，从而奠定了他以文学为终身事业的理想。几年后，我在永乐中学读高中，也是在刘老师的辅导下，第一次把自己写的文字变成铅字，刘羽升是我和雷抒雁共同的文学启蒙老师，我们出于同一师门，由此也就奠定了此后数十年中我们之间深深的友情和非常特殊的关系。

经历大学毕业后一段曲折的经历，1972年雷抒雁调入《解放军文艺》任诗歌编辑，那时正是我初学写作的开端。同门师兄成为著名刊物的编辑，在我眼中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自然也是种鼓舞，他回乡探亲去看望刘老师，我们总要相聚，我喜欢听他海阔天空地聊，听他讲文学，讲北京和部队，讲一些作家诗人的事。1973年，我的一篇小说在《陕西日报》发表，那时我已上了陕西师大，正逢他回陕探亲，我把小说拿给他看。在陕西师大大操场炉渣碎末铺成的跑道上，我们边走边聊，他就小说的人物、情节和语言，谈了一些改进意见，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喜欢说：这个情节，或这个人，这一段话，放给我，我会怎么写怎么写，虽多是小说技法问题，但记忆深刻，至今难忘。

1975年，雷抒雁第一本诗集《沙海军歌》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给刘羽升老师和我各送一本。送刘老师的在扉页上题写“羽升老师教我”，送我的扉页上题写“白描存念：天生我才，嵯峨为证。”嵯峨山是县内最高的山，刘老师看后，很是欣喜，却正话反说：“野心大哩，野心大哩。”

那时，雷抒雁在中国诗坛崭露头角，家乡人关注他创作的每一动向。县上除文学启蒙老师刘羽升外，还有一位成名较早的诗人马林帆，马林帆也是我和抒雁老师辈的人物。我对马老师，只有毕恭毕敬的份儿，抒雁在马老师面前则率性、随意，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这种情谊一直保持到终。我们看到雷抒雁在什么地方发表了什么诗作，总要议论一番，为他高兴，更对他充满期待。1979年，《小草在歌唱》先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配乐朗诵形式播出，继而在《诗刊》发表，举国上下大为轰动，一夜之间雷抒雁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很多人惊诧雷抒雁何以具备如此爆发力，何以取得如此成功，我们也是又惊又喜，但又觉得实属必然。雷抒雁思想如电，才华如川，胸有沟壑，怀有宏愿，在一个全民反思年代，必然会发出属于他的声音，他的歌唱，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精神的强音，毫不为奇。

1982年，我从陕西师大调入陕西作协，事先曾征求雷抒雁意见。雷抒雁给我的建议是：先在《延河》做编辑，干上几年，争取进创作组。创作组是专业作家待的部门，很多人都想进去，路遥就是在我接了他的《延河》小说组编辑工作之后进入创作组的。但1984年，我即接手《延河》主编担子，翌年又任陕西作协书记处书记，分工负责刊物和青年作家培养工作，进创作组的梦想泡了汤，在北京与抒雁见面，他又表示祝贺，认为做一家刊物主编，可以做的事情更多。那时他从部队转业不久，先是进入《人才》杂志任编辑，干了不久，调到《工人日报》社，后再调入工人出版社。其时他对办刊怀有极大兴趣，以很大精力投入创办《开拓》、《五月》等大型文学刊物，对办刊他有很多想法，但真正主事的不是他，这两个刊物最终都没有坚持办下去。

1988年，我的长篇纪实文学《苍凉青春》写完后，最初打算给《当代》编辑刘茵。刘茵也是陕西乡党，是我尊敬的一位大姐。我想若能先在《当代》发表，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再理想不过。给刘茵说了想法，她很有兴趣，马上要看稿子。在稿子最后润色期间，工人出版社总编南云瑞出差到西安，南云瑞也是陕西人，我们彼此非常熟悉，老南听说我有一部写北京知青的长篇，动员我给工人社，回京后他又让雷抒雁盯着我手中的稿子。雷抒雁上手，于情，我无法推辞；于理，他时任工人出版社文艺部主任，没有不放心的道理，遂给刘茵说明，稿子给了工人社。

《苍凉青春》先经编辑梁文玉初审，室主任刘延庆复审，都给予很高评价。雷抒雁是在他们之后看的，立即致信于我，龙飞凤舞寥寥数语：“白描：看过《苍凉》，公认佳作，祝贺。报南，问题不大，争取当做重点安排。”很快，《苍凉青春》出版，读者的反应印证了社里的估价，他们觉得应该召开一个研讨会，于是先在西安，后在北京，分别召开了两个《苍凉青春》研讨会。两个会全由工人出版社出资，均由雷抒雁主持。西安的研讨会，雷抒雁带了工人出版社数位编辑前来，我们也邀请了刘羽升、马林帆老师出席，师生重聚，又是在这样一个场合，自然都很兴奋。雷抒雁在西安的几天，我们常常彻夜长谈，从文学到政治，从生活到家庭，从泾阳的人物、吃食，戏班子，谈到泾阳民间风俗礼数，泾阳的话，每年县城的“二月会”，以至狗撵兔、马配桩、杀猪孩子哄抢猪尿泡……嗣后，《文学报》发表陕西评论家李国平写的西安《苍凉青春》研讨会纪要《知青文学的又一次突破》，雷抒雁很是满意，但后来北京的研讨会他却抱以为憾。

1991年初，我调往国家外国专家局，举家迁京。新地方，新环境，来往多的是曾经结交的文学界一些朋友，圈子不大。我住新街口，雷抒雁住六铺炕，相距很近，自然他那里便成了我常去的地方。那时他刚刚迁入新居，一座小高层的最顶端，10楼的一所小三居。过去他和夫人马利，蜗居于一栋小楼斗室，一室一厨一卫，家居用品和大量藏书已让室内显得拥挤不堪，若是再去三五客人，坐的地方都成问题。抒雁夫妇对新居做了精心装修，最别出心裁的是在客厅临窗户一端建了榻榻米，抒雁生性随意，崇尚无拘无束、自由率性的生活，一本书，一泡茶，就一方榻榻米，或倚或卧，或盘腿打坐，得大自在，客来夜宿还是现成的卧榻。抒雁那时就对玉石和红木家具颇感兴趣，只是力气没有放在收藏上，藏品不多，更多的是对书本文化的研究。客厅里有一套红木茶桌和圈椅，平时去他家，就坐在那里喝茶，有时他会拿出一些玉石玩意之类，让我欣赏品评，马利也总是兴致勃勃凑在抒雁身边。一次看的是几样翡翠小佩饰，我挑出两件，说值得收藏，马利高兴了，捅了雷抒雁一把，说：“看看，我买的，你还说不值。”多年后，朋友送抒雁一块玛瑙原石，说是像马头。抒雁属马，他拿给我看，我要过交付北京玉雕大师李东，李东经过一番雕琢，遂成一件玉雕艺术品，抒雁格外喜欢，时常于手中把玩。后来我专门选了一块和田玉料，请李东大师用心雕琢了一匹马，送给抒雁，他自然是喜不自胜。

在国家外国专家局，我任国际人才交流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人才交流》和《专家工作通讯》两刊副总编。《专家工作通讯》是机密内刊，专业性很强，《国际人才交流》则是一本以报道中外人才为主的公开发行的杂志，需要自己的记者和社会作者队伍，雷抒雁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为我们介绍作者，推荐相关文章，他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前苏联归来，拿出长篇《访苏日记》供我们选用，而且交我一大堆访苏期间的照片，《国际人才交流》发表了其中十多张。

京城文学圈里，有一堆陕西人，而且都在重要文学岗位：阎纲、周明、何西来、王宗仁、白烨、李炳银、刘茵、田珍颖、刘列娃……还有后来的李建军、党益民等。雷抒雁和我自然融入其中。有时某个文学方面的活动或会议，老陕坐了一片，而且这帮人很抱团，彼此关系相当融洽，被京城文学界称为“陕西帮”。陕西人在京有一个同乡会，囊括各界人士，周明任会长，我是副会长之一。在这个大同乡会之外，又成立了一个文学界陕西同乡会，大家公推“二白”做会长，所谓“二白”，就是白烨和我。逢到陕西来了朋友，或者某项活动，某个节口，这个小同乡会就聚会一处，吃喝谝闲，谈天说地，全讲陕西话，亲亲热热，不亦乐乎。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一起，曾热烈地探讨关中方言“song（二声）”的用法，认为这是一个涵盖量颇大的万能代词，只要在它前边冠以某个字，人的类型特征、性格品行，便显现出来：能song、犟song、逛song、瞎song、憋song、闷song、蔫song、争song、吝song……列举拼凑了30多条，后来还没有完。这不是无聊，不是低级趣味，对家乡语言的反刍体现出大家浓浓的思乡爱乡之情。雷抒雁后来写出关中方言考《村言寻字》，便是在这种氛围中孕育而诞生的一项成果。

抒雁爱争辩，爱抬杠，又得理不饶人，越是熟人，越不相让，而且越“损”的话越爱说。一位陕西作家有名有钱，但太过节俭克扣自己，舍不得花钱，一次来京，雷抒雁拿他开涮。他一本正经对朋友讲：“××，你这么省钱，有一样好处，你知道是啥？”朋友问：“是啥？”他回答：“你死了，你老婆容易改嫁，因为是个富寡妇。”直让那位朋友哭笑不得。抒雁的诗人秉性处处体现，眼里容不得沙子，小到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大到一些社会问题，看不惯就要说，不吐不快。一次《北京晚报》上，看到他署名的一篇文章，是批评京城大牌餐馆“×来顺”的，他带朋友去这家餐馆吃饭，遭遇到恶劣服务，和人家吵起来，他气愤难平，回家著文在报上发表，不惜以著名诗人的声名地位与之相搏。当然最后搞得这家餐馆很狼狈，以公开道歉了事。2010年，他出任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初评委员会主任、终评委员会副主任，他非常反感文学界的不正之风，对评奖中走关系、拜门子深恶痛绝，一位参评作者不识相，送钱到雷抒雁家中，遭雷抒雁一通斥责，而且把此事在评委会上公开，消息传出，文学界对他肃然起敬，一片叫好之声。

部队转业后，雷抒雁的工作动过数次，一段时间里并不如意，1993年调到《诗刊》任副主编，1995年再调鲁迅文学院任常务副院长，才获得适合于他的天地。同年，中国作协发出商调函，拟调我进作协办公厅，未获外专局同意。1999年，中国作协领导问我还想不想动，这次拟让我去的是鲁迅文学院，职务是副院长。我早有回归作家队伍的愿望，进入作协系统我是很乐意的，但具体到鲁迅文学院，我有犹豫。雷抒雁是那里的当家人，一个县的乡党，同在一个单位，一个是一把手，一个辅助执政，别人会不会说闲话？特别是鲁院内部人，会怎么想？会不会认为雷抒雁是在结帮拉派？雷抒雁倒是积极支持我过去，认为我的担心属于多余，别人有什么想法管不着，关键是秉公出发，正派做人，端正行事，齐心协力把鲁院的工作搞上去，谁人还有什么话再说？抒雁的话在理，我下了决心，当年7月，我调入鲁院。

我和鲁院注定有缘。1983年，我曾有一次进入鲁院的机会。鲁院那时还未更名，叫文学讲习所。那年招生，要求各地作协推荐青年作家中的重点培养对象去学习，陕西在物色人选时，我报了名。陕西作协领导研究，开始选定的也是我，事情几乎都定了，但后来却发生了变化。作协党组书记、主席胡采找我谈话，通知我推荐人选最终敲定为汉中的王蓬。胡采说，调我到陕西作协的本意，就是为了加强《延河》的编辑力量，刊物工作任务重，压力大，我若去学习，势必会影响本职工作。就这样，我与鲁院失之交臂。王蓬那届学员就是著名的“文讲所八期，”可谓人才荟萃：刘兆林、邓刚、聂振宁、乔良、朱苏进、黄尧、唐栋、张石山……这些人中后来出任省作协主席、将军、部级领导干部的就有多位。鉴于这期学员尽是当时文坛的生力军，在他们入学不久，《延河》决定派人前往北京组稿，这个人就是我。我在北京先后待了一个多月，天天跑文讲所，天天泡在这批学员当中，在此期间，《延河》副主编董得理、评论组组长王愚等还专程赶赴北京，请八期全体学员在北海公园划船游园，在仿膳宴请，文讲所领导李清泉、徐刚和部分老师也都参加。当时全国各地文学刊物纷纷派人向他们约稿，最终大获全胜的是《延河》，他们当中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每人一篇，《延河》以连续两期的篇幅推出这期学员小说专号。这是我与鲁院的又一次际会。我最终走进鲁院，成为其中一名工作人员，算起来，已是第三段缘分了。

鲁院于1984年修建的校舍在朝阳区东八里庄。这地方我没有去过，赴任那天，雷抒雁陪我走进校园。此前他曾如实向我介绍，鲁院办学经费拮据，日子不好过，让我做好思想准备，调我来也是想让我与大家共同努力，开拓局面，让鲁院获得大的发展。尽管他这样说过，但当时鲁院的实际状况还是出乎我的预料。鲁院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但国家财政给鲁院投入很少，所拨经费存在巨大缺口，只能靠收费办学维持生计。雷抒雁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带领全院人马举办各种类型的作家培训班，开源创收，节流度日。2000年，我和雷抒雁之间，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执，在院内，我分工负责行政、党务、人事和财务，由我批准，学院购置了三台电脑。电脑送来后，抒雁大为光火，认为穷日子有穷过法，买电脑是奢侈，是浪费，钱花在了不当花的地方。他还有一个理由，不能在台面讲，只能关起门对我嚷嚷：鲁院有几个懂电脑的？就那素质，配用电脑吗？我对他讲：一个国家级文学院，没有电脑办公是不行的，人员素质低，那就从学电脑开始，改造人的素质吧。这人也有他的特点，反对归反对，嚷嚷归嚷嚷，你坚持了，他也会依了你。

那时，学院一位负责接送外聘老师的司机，利用认识某些老师的关系，与校外几人联手，私下办所谓的文学培训班，既不合规，也无质量，还抢了鲁院的生源，雷抒雁获悉后，快刀斩乱麻，立即解除了那位司机的聘任合同。原来接送院领导的司机改为接送外聘老师，那辆收回的车交我开，上下班由我接送他和另一位副院长胡平。就这样，我这名副院长，兼任司机数年，上班三人一车到学校，下班三人一车回家。我们三位院长之间，关系非常协调，工作上的事情，有时候在车上便商妥。我和胡平都喜欢听抒雁在车上高谈阔论，他洒脱的天性，活跃的思维，敏锐的才思，睿智的语言，在完全放松的情境下表现得更为淋漓。他看待事物，观察问题，常常不同凡俗，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和超常的见解。比如说鲁院就是一张火柴皮，来学习的作家就像火柴头，都有燃烧的潜质，鲁院需要做的就是让两者那么一擦，点亮他们思想的火苗，引燃他们创造的才华。谈作家的生活积累，说农村妇女看鸡会不会下蛋，手指头塞进鸡屁股里一摸便知分晓，作家写作肚子里先要有货，腹内空空，下个什么蛋？再比如他对“以德治国”有自己的看法：“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怎么能光强调以德治国？德治思想包含了太多人治成分，应该说‘以德治身，依法治国’。”有时下班送了胡平，我和他想吃家乡饭，就开车满大街转悠，找寻陕西饭馆。油泼面、羊肉泡、肉夹馍、腊汁肉、水盆羊肉、荞面饸饹、辣子蒜羊血……都是我们踅摸的吃物。一次岐山县委赵书记来京，介绍阜成门附近开了一家岐山面馆，下了班，抒雁和我从东四环外的东八里庄跑到西二环的阜成门，四下寻找，转了好多圈，终未找到那家馆子。遗憾中，我们只好走进一家老北京炸酱面馆，筷子刚把面条挑起来，抒雁就直皱眉头，满脸的不屑：“哼，这也叫面条？搁咱那谁家媳妇把面做成这样子，还不让男人骂死？”

有一次，我和雷抒雁同时回泾阳，在县城姐姐家吃饭：搅团鱼儿、萝卜馅饺子、芹菜麦饭、醋溜笋瓜、炝拌莲藕等，都是些家常饭菜，雷抒雁和我却吃得直呼过瘾。这是我们早年熟悉的口味，除了家乡之外，其它任何地方都无法复制。雷抒雁最感兴趣的是饺子和醋溜笋瓜。那饺子所用的馅儿，是把萝卜切碎后搅合肉馅先在锅里微烹，泾阳话叫“拦”一下，成半熟状态，然后再加调味品包了饺子下锅。萝卜容易入味，这一“拦”，味道尽收，难言其妙。笋瓜类似西葫芦，但色白，比西葫芦脆，在北京和其它地方，我还没有见过有笋瓜生长和出售。从泾阳返京许久，雷抒雁还多次与我谈及在姐姐家吃过的那顿饭。他认为，人类最顽固、最持久的记忆，是味觉记忆。后来他据此写出散文《舌苔上的记忆》，没想到，姐姐家一顿饭，不光满足了我们的口腹之欲，而且催生出抒雁的一篇美文。

还有一次偶然事件，引发雷抒雁盎然兴致，写出一篇广为传播的奇文。

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1999年11月某日晚，时近子时，位于北京西北角一寓所里，“啪”然一声脆响，一方稀世古玉，跌落玻璃茶几之上，只见那玉轻轻弹起，随即碎成几块，落在地上。一时之间，举座愕然，六双眼睛盯着碎玉，黑脸、白脸、黄脸、粉脸，顿成灰面。宝玉之主人贾平凹连声说：“天意 ！天意！”

古人说，宝物归化，必有先兆。细想几个月来，天下之不平静：先是巴尔干战事如火如荼，后又土耳其地震连连，延及台湾地动山摇，阿里山塌落，日月潭塞阻；再后来，又是飓风，又是暴雨，从南美吹到北美……世界不平若此，宝物岂能安宁。愤然一跃，粉身碎骨，亦在情理之中。其时，举座目瞪口呆，似觉东海激荡，昆仑摇撼，连说一声“可惜”都已忘记。不知这一夜地震台灵敏的测震指针可曾划下一些剧烈的痕记！

事情原委如下。

这一日，贾平凹先生荣获“中国石油铁人奖”，在人民大会堂得一奖牌并三千大洋，晚上庆宴之后，一群京内朋友邀聚白描先生家中闲聊。一并六人，贾平凹、雷达、李炳银、雷抒雁以及白描和夫人毕英杰。入座、看茶，然后照例是一番东拉西扯，寒暄、叙旧、高侃。

雷达先生不失时机，从脖下扯出一块玉佩，说是近日得一古玉，上有阴文刻字，不曾认识，想请诸位看看，大家传阅，果然是一方好玉，明亮透澈，雕工精巧，只是仍然无人认得那篆刻的字。雷达听到众人评说，面有得意之色，悄然收了玉佩，从领口塞进衣里，贴肉暖和去了。

看罢雷达的玉佩，贾平凹先生便有些耐不住了，一脸神秘，说：“我也有一块玉。”说着贴脖领子掏了出来。

随后发生的事情也的确出奇。贾平凹介绍是“金香玉”，玉好，还有香味。众人便轮流欣赏，最后传递到我妻子毕英杰手中，赏罢，交还平凹时，那玉竟莫名其妙地坠地摔碎了。

抒雁文章继续写道：

平凹是奇人，听声之后，先是一惊，接着闭目伸手，叫：“六块，六块！”那声音怪异，像是祈祷，又像是判定。

众人静下神，俯身去拣，果然六块。平凹说：“如何？玉是灵性之物，知道诸位心私爱之，又不便说出口；且只一块给谁也不合适。如今碎了，在场是六人定然是六块。每人一块，拿去吧！”

这虽只是个意外事故，但奇在六人恰恰六块，各有一份。就算是巧合，也巧得出人意料。平凹的呼声犹在耳边，益发多了神秘色彩。白描

怪得妻子失手，心中颇为不安，对平凹说：“我将这一块托人以金子镶嵌给你，留个纪念吧。”

令我惊愕的是，往日人皆道平凹吝啬，悭财滞物，此时则见其大将之风。看见玉碎，先是一震，脸色一暗，心中之苦、之痛，无以言表；瞬间，即归平静，一口谢绝了白描要以金镶玉之求，说是：“玉有缘分，今日六人，果为六块，正是得其所哉！这倒是祥瑞之吉兆！”

事实上，我看到平凹当时分外痛心，脸色都灰了，心中着实过意不去。在平凹提议将玉分与众人后，遂劝阻：“算了吧，还是我找人用金镶嵌起来还归你。”并打趣道：“金子一镶，你这金香玉真成‘金镶玉’了。”平凹仍是执意分给大家。事后他曾私下向我道出原委：原来，此趟来京领奖，他就犹犹豫豫来还是不来，多日来他右眼直跳，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来京未必有什么好事。如今这玉意外碎裂，玉代他受祸，帮他消了一灾，也正是好友的聚会，才会有这样的结果，这玉岂有不分赠大家的道理？

雷抒雁的文章接着写道：

风暴之后，大海归于平静，几位朋友，各自抚着闻着自己所得的一块香玉，又说笑开来。白描夫妇那里铺纸备墨，要平凹一展书艺。平凹笔墨功力深厚，名声远播，在西安得的润笔颇丰。今日诸友正是要榨他一榨。平凹提笔舔墨，静思片刻，落笔大书二字：“分香”。重笔侧锋，凝然有魏碑之风。只是满张宣纸，只这“分香”二字，略显空廓。我说：“再加二字：‘分香散玉’”。众人抚掌连声说好。下边以小字记下今夜玉碎之经过。遂成一篇秀书美文，白描抢先一步说：“我收藏了。”

抒雁文章中还引用了一些古人的玉论和自己的发挥，洋洋洒洒，恣情率意，饶是有趣。这便是散文名篇《分香散玉》。抒雁显然很看重此文，2004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雷抒雁散文六卷集，就是以《分香散玉》作为总书名。

《分香散玉》最初发表于天津《今晚报》，随后《作家文摘》等各选刊文摘类报刊多有转载。文章原稿系抒雁手写，教人打印后发给报社。见报后，我把抒雁手写原稿要了过来，连同我和妻子分得平凹的两块玉，还有那幅书法作品，用心收藏。

鲁院的窘迫局面，进入新世纪后得以改观。2001年，中国作协党组决定在鲁院举办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改变过去办班收费的做法，选拔具有一定创作成就并具发展潜质的中青年作家进入鲁院学习。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向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汇报后，得到关根同志的肯定与支持。此前，雷抒雁带领我们尝试过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实行教学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量化目标责任制管理，也曾试图把鲁院纳入国家学历教育系列，但路子走得都很不顺畅。举办高研班，学员进校学费住宿费全免，伙食还有补贴，一人一间宿舍，电视电脑电话一应俱全，办学经费全部由中宣部和国家财政拿钱，鲁院由此迎来了办学历史上的又一个辉煌期。在雷抒雁手上，实现了这一转变，这是足以让他欣慰的事。

我和抒雁，有种默契：同事朋友，彼此有别；同僚乡党，不可混淆；公干私交，界限分明。这话我们彼此没有明说，但却形成共识，严格掌控着之间的界线。在学院，我是他的副手，一切从工作和事业出发，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私底下，我和他是朋友，是兄弟，情同手足，快乐可以分享，困忧可以分担。

抒雁对母亲极孝顺，父亲去世后，他便把母亲从老家接到北京，让老人安享晚年。老人知道我和抒雁的关系，每去他家，便分外开心和亲热，和我说东道西，凡事总喜欢拿老家的标准做比较：咱哇是咋样咋样，人家这搭可这样这样……马利和老人关系非常融洽，让婆婆很开心。有时我去了，见老人家穿一件时尚毛衣，或者一双新鞋，老人马上会说明：“马利给买的，我说样子太新穿不出去，可马利非让穿不可。”话里透出极大的快乐和满足。

抒雁母亲每天上下午下楼出去转悠两趟，北京话叫遛弯，到附近各处走走，和那些大妈大爷说说话。一个星期天的午后，雷抒雁情急慌忙地给我打电话，说老母亲上午出去遛弯，到现在还没有回家，附近她常去的地方都找了，不见人影。抒雁担心老人走失，心里发毛。我立即开车赶过去，与他一起寻找老人。六铺炕周边那些街心花坛，护城河沿岸，楼宇间小空地老人们常闲聚的地方，安定门外的地坛公园，齐齐找遍，还未找见。抒雁直叫“大事不好，大事不好”，头上已渗出虚汗。无奈中折返回家，却意外地在他家楼下发现了老人。老人家刚从公交汽车站下车，不慌不忙，优哉游哉，缓缓走来。抒雁又惊又喜，快步迎上，口中却嗔怪：“去哪了？找了两个钟头都不见，快把人急死了！”原来这天老人下楼遛弯，遇见一位老乡，也是随儿子住在附近的老太太，两人说着话，不知怎么说到了公主坟，说那里埋着一位公主，那位老太太灵机一动，提议去看看，抒雁母亲竟然也就答应了。她不知道六铺炕距公主坟有多远，以为很快就能回来，也就没有给在家伏案写作的儿子打招呼。两位老太太也有能耐，上了公交车才问路线，倒了多趟车，从城北到城西南角兜了一大圈，什么坟也没有看到，在超市买了几块蛋糕，算是打发了午饭，这才按原路线返回。这件事情，显然在抒雁心里落下了影子，以后对母亲外出总不放心，下班后早早回家，见老母亲在家中安然无恙，心中才算踏实。

抒雁母亲有冠心病，这让他时刻悬着心。2001年9月6日，不幸终于发生了。

那天下午，在中国作协会议室学习讨论的雷抒雁，以一种近乎失态的焦灼，希望会议早点结束。5点散会，他迫不及待地往家赶。他莫名其妙地感到心神不宁。路途中，他打电话给家里，想马上听到母亲的声音。铃声空响，他希望母亲是到楼下散步去了。到家推开门，像往常一样，喊了一声“妈妈”，无人应声。他急忙走进里面的房间，看见母亲躺在地上呻吟。他扑过去，一把抱住她，想让她坐起来，她只是含糊不清地说：“我费尽了力气，可是坐不起来。”母亲左边的身子已经瘫痪。

事后雷抒雁在怀念母亲的文章中写道：“我明白了那个下午我焦灼、急躁、不安的全部原因。一根无形的线——生命之线牵扯着我的心。虽然没有听见妈妈的呼喊声，可我的心如紊乱的钟摆，失去了平衡。我以从未有过的急切，想回到妈妈的身边。也许，只要她的手抚摸一下我，或者，她的眼神注视一下我，我心中失控的大火就会被熄灭。”

两天后，抒雁母亲在安贞医院咽下最后一口气。当晚我也在医院，还有我和抒雁共同的朋友、人民大学教授牛宏宝。9点多，看昏迷中的老人呼吸平稳，我们出了病房，在院子散步。秋凉之夜，路灯点点，树影幢幢，正漫步说话间，身旁咔嚓一声响动，吓人一跳。定睛一看，方知是甬道旁一棵柿树折断了枝桠，坠地的枝桠挂满了柿子。后来抒雁说那时他就有了不祥的预感，午夜时分，雷母溘然长逝。

抒雁母亲的后事是我帮着操办的。抒雁因过度悲伤而变得虚弱，两个儿子和我没有让他去火葬场，将他交付马利照顾，我和孩子们等送了老人最后一程。在东郊平房殡仪馆，当我把抒雁母亲的骨灰一块一块捡起装进骨灰盒时，像九年前送行我母亲时一样，泪水溢满了我的眼眶。

2003年夏秋之交，抒雁告诉我，他大便不成形，有时还拉稀。我劝他去医院查查，他却说先吃药看看。但吃药他也不是那么认真，上下班途中，看见有药店，他叫我停车，进去问人家什么药治拉稀，按销售员的推荐买来。11月，第四届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在广东召开，我是联席会议秘书长，肯定要去，他原本不想去的，马利三番五次催他去医院检查，他也打算住院，但经不住全国各地院长们盛情相邀，他也到了广东。从广东返回，12月，他住进了中日友好医院干部病房。

雷抒雁查出直肠癌的消息，我是在天坛医院获悉的。那阵子我时不时晕眩，手麻，抒雁也曾劝我住院好好查查。一次我们一块参加一个活动，晚宴中我突然晕得厉害，抒雁马上陪我回家。我驾驶着车辆，途中抒雁看我勉强支撑，马上让我把车开到平安大街一家茶艺馆门前，他陪我进去，挑了坐席，让我躺下。他又给鲁院打电话，要了车，他和鲁院来的同志一块把我送到医院急诊室，检查，做CT,排队交钱领药，忙了大半个晚上。就是经历了这种折腾后，他和我一前一后，一北一南，住进了不同的医院。在两家医院，我们只能通过电话联系，相互问候，相互打气。我出院后去看他，他已进行了手术。他患病的消息牵动面很大，很多朋友要去看他，他写了一张纸条，让家人贴在病房门外：“请把关爱留到明天”，谢绝来人探访。当然他不会拒绝我，他说想吃羊肉汤，我开车去北太平庄老孙家泡馍馆在北京开的分店，老板是抒雁的好友、《人民日报》驻陕西记者站站长孟西安的外甥，告诉他是雷抒雁要吃，老板即刻着大厨精心调制了一盆羊肉汤。那汤，术后不久的雷抒雁其实只能鼻子闻闻，舌尖舔舔，他不是嘴馋，而是心馋，“舌苔上的记忆”在这个时候鼓荡着他继续生存、继续歌唱下去的意志和勇气。

雷抒雁手术时，已是直肠癌晚期，但术后恢复很好，此后多年里，也完全像个健康人一样生活、写作、参加各种活动，还全国各地四处走动。这归功于手术的成功，归功于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和家庭和谐的气氛的滋润。孙子孙女，他给起名，一个叫从从，一个叫容容，起这名字他很得意，回顾自己一生，他希望孙辈们过得从容一些。再就要归功夫人马利了。从日常滋补到一系列康复保健措施，马利为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他自身的状态，几乎超出他自己的预料。

2005年，塔里木石油管理局邀请作家去采风，队伍里多是陕西人：阎纲、周明、何西来、王宗仁、雷抒雁和我。一行人从库尔勒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中，再到西气东输的源头克拉2，跑了不少地方。后来与油田和地方作家座谈，大家抒发采风感想，多谈中国石油人的精神，谈西部开发者的贡献。轮到抒雁发言，这样的话他一句都未讲，只谈沙漠中的胡杨、红柳、梭梭，谈生命的荣枯，谈生与死。对他触动最深的，是那些倒下去却千年不朽的胡杨，话语间，可以听出他对“死”思考得比“生”多，而且多有感伤意味。这真实地透露出他当时的心态，还没有从悲观中解脱出来。同年，他精编了一本散文随笔集，以《雁过留声》作为书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他把集子签名送我，我猜测那名字的含义，说：“雁还在天上，雁还在飞翔。”潜台词是：大雁不会说过就过去的。他当然听懂了，倒很配合，笑说：“雁还在下蛋哩。”

的确雁还在下蛋。手术康复之后，雷抒雁神奇地迎来了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他以每年一本书的速度，连续不断地展示他创作的新成果。近十年中他写散文随笔，写研究《诗经》的学术专著，当然还继续着诗歌创作。国内每每发生重大事件，雷抒雁都有诗篇做出回应，2008年春，南方多省发生雨雪冰冻灾害，他有长诗《冰雪之劫：战歌与颂歌》在《人民日报》发表；5.12汶川大地震，他有《悲回风：哀悼日》《生命之花：毁灭与新生》分别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发表。2009年，在庆祝建国60周年之际，长诗《最初的年代》发表于《人民日报》。他是一位战斗的歌者，他歌唱战歌，歌唱颂歌，歌声里充满激情，每首诗都有他的发现，他的视角，特别是他的那些颂歌，与任何政治抒情诗人都不一样，绝不粉饰矫情，饱含思想锋芒。他不止一次给我讲过土改时政府颁发给他家的一张《土地证》，那是农民做了土地主人的法律凭证，可是后来土地没了，《土地证》变成了一张废纸，他父亲却视之为宝一直珍藏。由此他思考历史与现实，思考国家发展进程与农民的命运，思考共产党人奋斗的根本宗旨。在《最初的年代》这首诗里，便融入了他的思考，具有厚重的思想分量，又是以画面感很强的画卷形式来表现的。《人民日报》发表此诗的当天，他打电话让我看看，读后我回电话给他说：如果要把一首诗改编成一部电视连续剧，人会当做笑话听，可是这首诗就能改编成一部电视剧。他对我的这个评价很是得意，后来几次对人讲我的这番“奇异之论”。

2011年11月20日，星期天。上午，我在家接到中国作协机要室电话，问雷抒雁手机，说温家宝办公室打来电话，总理要与雷抒雁联系。我把抒雁手机号告诉机要室值班人员。中午时分，我打电话给抒雁，问总理是否与他联系。他讲，上午正在院子散步，温家宝电话打来，问及他的状况，与他谈论诗歌，讨论艺术，两人还叙年庚，同年生，雷抒雁大温家宝一个月，总理客气地说抒雁是兄长。总理与抒雁的通话持续了40分钟，抒雁一边散步一边与总理交流，无拘无束，轻松惬意。其实，此前雷抒雁和温家宝之间，有过一次通信，总理给抒雁的信以毛笔字竖写，也是讨论有关艺术问题。

2012年4月，中国诗歌学会在京召开换届会议，雷抒雁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那时他身体开始变差，人显得消瘦，还常伴有咳嗽。他曾作为鲁院常务副院长，主持鲁院工作多年，2003年手术，鲁院同志都为他牵肠挂肚，此后他的健康问题就一直为鲁院所关注。我继任鲁院常务副院长，于公于私，于情于理，自然对他健康状况格外上心。公费医疗报销有严格规定，他有些住院用药，不在报销范围之内，我亲自找中国作协有关领导，请求把雷抒雁的治疗当做特殊个案对待，从职工福利渠道拨出专款，用以补贴抒雁的医疗费用。雷抒雁是中国诗歌届旗帜性的人物，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作协领导对他一直非常关心照顾，从前任党组书记金炳华，到现任党组书记李冰，从作协主席铁凝，到有关部门负责人，常常看望抒雁。2012年10月，雷抒雁因胆囊炎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我带领鲁院两位副院长、办公室和工会负责人去看他。他告诉我，李冰书记刚离开病房，李冰书记说了一句别人不会说的话，但却情真意切：“一位领导干部走了，后边马上会有人上来补缺，但一位优秀诗人要是走了，那是没有人能代替的。”抒雁转述此话，明白李冰书记是要他好好治疗健康长寿，而他转述的口吻，幽默轻松，知他心里充盈着暖意。李冰书记的话没错，若是雷抒雁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他身后的中国诗坛，将留下无法填补的巨大空缺。

这次出院后，雷抒雁取消一切活动，在家静养。2013年1月18日，抒雁再次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当天我和鲁院几个人去看望，发现他说话已经口齿不清，但见了我们，谈兴颇浓，说莫言，说诺贝尔文学奖，说文学人才的成长，还说了一些连我听去也感到吃力的话，全围绕着文学。他脑子清楚，而且异常活跃，但人已经很衰弱了。我制止他不要再谈下去，让他休息。我心里有一种不妙的感觉。

此后，我两次与他通电话，第一次他正在做雾化消痰，陪护的表妹告诉我他恢复尚好。次日再通电话，电话那头声音虚弱，但口齿清楚，说他马上回家过年。

2月5日，他让家人接他回家。10日大年初一，病情突然加重，家人随即送他重入协和医院。2月14日，正月初五，凌晨1时21分，雷抒雁永远闭上了眼睛。

雷抒雁病逝的消息，由我首先在微博上宣布：中国当代一位伟大的诗人离我们而去，一位天才中止了他的创造——雷抒雁于今日凌晨1:21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71岁。微博发出，网络上随即大量转发，各大媒体也发出消息。文学界和社会各界纷纷表示痛悼之情。在抒雁的灵前，我忍不住热泪长流。交往45年的一对朋友、兄弟，就此成为永诀！

以下是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发表的微博：

2013年2月17日19:17 悼抒雁：大雁去矣声犹在 小草萎兮春又生

2013年2月19日22:18 雷抒雁明天上午九时起灵往八宝山，后天上午接受人们的送别。下午往抒雁家与马利商定，明天我去协和为抒雁护灵送行。晚九点回家，路上听交通台春晓的《蓝调北京》，本想放松心情，但广播里正播放大提琴曲《挽歌》，深情哀婉的琴声，更令悲从中来。天有感应，地有感应，人有感应，难道电波也有感应？

2013年2月20日10:16 雷抒雁遗体今晨九时，由协和医院移放八宝山福盛厅，在此接受亲朋好友吊唁。明日上午举行告别仪式。

2013年2月20日20:44 下午五时，八宝山东礼堂雷抒雁遗体告别现场布置完毕，明天诗人将在这里接受人们的送别，一个伟大高贵的灵魂将由此去往天国。

2013年2月21日19:23 今天，1800人前往八宝山殡仪馆，为诗人雷抒雁送行。

2013年2月21日19:29 诗人雷抒雁躺在棺木内，安详、平静、从容。头前花瓣上，撒着鲜绿的小草。仿佛只是小憩，明晨，诗人还会醒来，继续他的歌唱。

2013年2月21日19:36 诗人雷抒雁灵柩前，摆放着几盆小草。昨天我看到遗体告别现场全是鲜花，提议添补小草。谢谢张秋利的团队，在市内许多花卉市场寻找，都是有花无草，直到下午四时，终于在一家花店寻得这种被称作幸福草的小草。

微博文章，能配照片的，我都配发了照片。这种新媒体，既能表达自己的哀思，又能与读者形成互动，与更多人一起同悼抒雁，心中稍稍获得些许告慰。

像12年前在火葬炉前捡敛抒雁母亲的骨灰一样，这一次，我又在炉前捡敛抒雁的骨灰。和我一起的还有抒雁的两个儿子雷宇和雷阳，另一位是抒雁生前的忘年交，山西同治的张秋利。

骨灰是热的，等着慢慢变凉，这一过程，就像演绎生命从始到终的程序，抒雁的一生，我与抒雁全部的交往，在这一过程中全部涌现眼前。我想起抒雁曾在文章中写道：“这是不能再生的消失，不像剃头，一刀子下去，你蓄了很久的头发落地了，光头让你怅然，但是，只要有耐心，头发可以再生出来。一个人死了，不会再出现，不会的。”“死亡，是彻底的结束，如雪的融化，雾的消散，云的飘移，永远地没有了，没有了。”我们把那骨灰捡得很仔细，每一个小渣都没有遗漏。临了，我没有用镊子，而是用手，把抒雁的头盖骨，放置到一堆骨灰的顶端。这是最后的仪式，我用最亲近的方式，与抒雁道别。

2013年8月18日，雷抒雁诞辰71周年，夫人马利为抒雁举办安葬仪式。马利邀请的人不多，但仪式办得庄严隆重。文学界好友只请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原社长程步涛、人民大学教授牛宏宝和我。入土为安，雷抒雁生命的根，与他为之动情歌唱的小草的根，相织相挽着，深深扎入大地。

一座正面复制有诗人灿烂笑容的照片，背面镌刻着诗人手书《小草在歌唱》诗句的墓碑，耸立在郁郁葱葱的八宝山革命公墓。我相信，这座碑子，注定成为一段历史、一个时代文化记忆中的不朽景观。

2013年11月5日于课石山房

赞是一种鼓励 | 分享是最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