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白居易引领中唐诗歌潮流，此二人不以为然，开辟了新的道路

众所周知，唐诗是诗歌艺术的巅峰时代。然而，在唐朝诗坛，诗歌的发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所经历的风格变换，如同战场的风云一番，也是极为激烈的较量。虽然没有硝烟，虽然是文人之间付诸笔端的博弈，处处却体现着古人们追求诗歌之美的不懈努力，处处体现了对于文学巅峰的无尽探索。

在唐朝刚刚建立的时候，诗歌还秉承着南朝齐梁以来的靡靡之风，即使是唐太宗李世民所创作的诗歌，除了少数英气勃发之外，更多的则是宫廷应和之作。至于说其它的诗人，更是千篇一律，毫无新意，诗歌成了宫廷的戏作，完全没有展现出朝气蓬勃的生命力。

直到“初唐四杰”的出现，才让唐诗开始走上了正规。他们仰慕魏晋遗风，崇尚俭朴自然，诗歌或悲怆怀古，或清丽脱俗，将六朝形成的艳俗之气一扫而空。随后，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等人横空出世，为辉煌的盛唐诗歌增添了最为雄浑的生命力。他们将诗歌艺术推向了极致，也让青史留名，难怪韩愈赞服道：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

然而，即使是在诗人井喷式爆发的唐朝，也在随着李杜二人的去世，经历了一段低谷期。当时的诗人们，迷茫万分，不知如何继续将诗歌艺术的火种发扬光大。李白的想象力瑰丽出奇，并非一般人能够轻易模仿，被寄予厚望的李贺英年早逝，更是没有人可以继承诗仙的衣钵。

此时的诗坛话语权交给了元稹、白居易二人，他们是当时的领袖级人物，而且私交极好。白居易自不待说，元稹在整个唐朝诗坛也是能排进前二十的风流人物。他们针对唐诗的迷茫期，推动了“新乐府运动”，大力推崇汉魏时期的采诗制度，发扬诗歌能够“补察时政”的功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歌革新运动。

白居易和元稹，身体力行，创作的作品都是浅显易懂的，被称为“元和体”。不可否认，这种文体和这种诗歌艺术，给唐诗注入了新生力量，使其能够在缺少了李白杜甫这种顶尖级天才的情况下，继续展现出无穷的魅力。

但是，中唐诗歌也出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因为元、白二人的名气太盛，推行“新乐府运动”的力度太大，导致诗坛出现了仿元合热潮。这本无可厚非，不过由于走得过于极端，让其它的风格销声匿迹。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盛世的诗坛，不仅有李白的豪迈奔放，杜甫的沉郁顿挫，还有王维的清新淡远，王昌龄的高古劲健。只有多种风格竞相绽放，才能让整个诗坛充满着勃勃生机。

在元和体大行其道之时，有两个人勇敢站了出来，他们另辟蹊径，走出了中晚唐诗歌的一条新路。这两个人，就是被后世合称“小李杜”的李商隐和杜牧。

李商隐是唐朝追求诗词美感的典型代表，他构思瑰丽奇特，行文风格秾丽。特别是在爱情诗上，他写得缠绵悱恻，令人惊绝。白居易的诗词是老少皆宜，浅显易懂，李商隐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在遣词造句上独具匠心，而且在诗歌的内容上含蓄朦胧。比如最著名的《锦瑟》一诗，让人争议了上千年。

杜牧就更是一个怪才，他的诗歌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感怀诗》为代表的，诗歌或凭吊怀古，或遣怀愁苦，或感伤往事，写得豪迈无比，更重要的是，它的表现方式，是一种拗峭的笔调，立意奇绝。另一类是清新的笔调所写的香艳诗，有人评价是未碰到诗集就已经闻到胭脂味了。

正是李商隐和杜牧的努力下，中晚唐的诗歌才迎来了在一次的爆发。从千篇一律的尴尬局面中解放出来，走向了最后一个巅峰时期。李杜二人也成为了扛起唐诗大旗的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