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首届全国教师文学作品大奖赛李润森作品

我的务农经历（一）

李润森（北京）

1968年6月12日，我结束了十年的校园生活，回到农村，成为一名正式村民。后来我听人说，我们不叫“农民”，应该叫“回乡知识青年”。

我从回乡劳动到当“队派教师”虽然只有短短半年的时间，却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终生受益的历练。

拔麦子

过了今夜，明天就要去生产队拔麦子了，我躺在炕上，难以入睡。心中默默地重复着父亲的嘱托：“要穿长袖衣服，免得麦芒扎胳膊；揽到手里的麦子不要太多，不然会胀把；不要总是那一条腿在前，要倒步，不倒步时间长了会拉胯的……”想着想着，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低沉、坚定地叫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天刚蒙蒙亮，父亲叫醒了我和姐姐，带着姐弟俩来到今天拔麦子的地块——二百四。

“二百四”指得是地块的长度，二百四十弓长。一弓五尺，二百四十弓就是四百米。我村最长的地块是“二百八”，这两块地是社员炫耀、叫阵的场所。比试薅苗、耪地、zhāo棒秸、拔麦子……地头长，胶泥土质，没点儿功底的谁敢较量。

拔麦子，按老规矩，自由结组、抓阄认档儿。大多数是以家庭为单位，以便相互帮衬，各不嫌弃。

父亲、姐姐和我为一组，父亲领腰儿（把两把麦子头对头拧一下，铺在地上，把拔下的麦秸压在上面，等待捆扎），我扶腰儿（抓住麦腰儿的两头，把一抱麦子捆结实），姐姐“烧火”——帮衬，一人一垅，开始了家家户户心中暗暗地“决斗”。

我信心满满，按照父亲的口诀：“下揽（越往下越易拔），小把儿，快扽（顺势甩掉麦根上的土），倒步，勤磕哒（把拔下的麦根摔向足弓处，甩掉麦根上的土）。”不到一个小时，整块地里前前后后，到处是人。

开始还算顺利，在尽到扶腰儿义务的同时，还能时不时地帮帮姐姐，不免沾沾自喜。

慢慢地，日上三竿，饥肠辘辘，干渴难耐，精气神儿业已损失殆尽。望望地头儿，还很遥远，看看后面，比我慢的已寥寥无几，我心中起急，开始乱了阵脚。

我把麦垅的麦子大把大把地揽在怀里，试图一下拔掉很多，可事与愿违，越着急越拔不掉。一大把麦子在手掌中哧溜哧溜地打滑，发出吱吱的、刺耳的响声，任凭怎么哈腰坐屁股也拔不掉，不一会儿，两手都已勒出大大的血泡。满头的汗水顺着脖颈往下流，摸摸脖子，沙啦沙啦的满是盐粒儿，一哈腰，汗滴啪嗒啪嗒地掉在地上， 一不小心流进眼里，我本能地用胳膊一抹，汗水和沙粒儿一掺合，又煞又磨，心急火燎，手足无措。屋漏偏遭连阴雨，正在我急得转圈的时候，一不小心，一根麦芒划过眼球，钻心的疼。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心中焦急、沮丧和无助交织在一起，真想大哭一场。

看看姐姐，还和开始时一样，不慌不忙，慢条斯理， 我开始从心底佩服姐姐的耐力和韧劲儿。姐姐回头看看坐在地上的我，说：“快起来拔吧，爸爸他们接（从地的另一头往回拔）咱们来了！”

我站起身向前望去，父亲和一个本家老叔正从对面儿往回拔，同时看见，所有拔到头的人都没有回家，都在对着自己要帮的人往回拔。

忽然间，我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为自己开始的“一比高下” 感到十分惭愧，带着愧疚、懊悔的心情，尽力向麦垅的尽头拔去。

薅花生

薅花生既是体力活儿，也是技术活儿。

花生、玉米、谷子、糜黍等农作物，在小的时候，有的为了间苗，有的为了亮根，有的为了除草，都需要薅苗儿。

薅苗就是用两个短把儿的薅勺儿，弯着腰，倒退着，左右手交替，一勺一勺地把垅眼儿里的土分送到垅背儿上。薅深了不行，根全部暴露苗就死了；薅浅了不行，达不到亮根的目的，草根薅不掉，间掉的玉米根薅不掉出二茬苗；勺的间隔稀了不行，丢草；密了不行，重复薅净做无用功。

薅花生，除去一般的技术要求，还要打土台儿。“打土台儿”就是用薅勺的背儿，把堆在花生秧周围的土打散，一是为亮根，二是避免在墩里出草。打轻了，打不开；打重了，花生苗儿有可能被打掉，力道不好掌握。

有拔麦子的经历，我心里有底气了，即使自己跟不上，也会有人接的。一同毕业参加劳动的共三个人，张启民、张树槐和我，张启民人高马大，身大力不亏，非常讲义气，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张树槐的大哥是生产队长，一手好农活儿，一定关照自己的小兄弟。

我信心满满地和其他二十多位社员一起，来到今天下午的劳动地点“大斜尖儿”。这块地地头儿最短的地方只有十几米，最长的地方有近二百米。队长说：“今天地头儿短，咱们翻家垅。”我一头雾水，一问才知道，“翻家垅”就是从掌作的开始，大家一次往后排，薅到头返回来时，排在最后的为第一垅，顺序不能错。听老农讲，有些人不识数，或不知道怎么翻，认错了垅白给别人干活还不算，还要遭到大家的奚落。“翻家垅”一是因为地头短，防止有人偷懒；二是为了生产队长检查质量，即使收工回家了，也能找出是谁的活儿干得不好，提出批评，严重的还要罚工分儿。

认档儿（确定自己的位置）后，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集体薅花生劳动。

开始还比较平稳，按要求一步步地向前（实际是弯腰150度左右倒退着往后）薅。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体力渐渐不支，感觉后腰像折了一样。开始能薅三四十米一直腰，到后来薅十多米就不得不直腰，到最后哈腰刚退两三步就疼得大汗淋漓。腰越痛，杂事越多，腰痛、身子晃、眼发黑、手不稳，丢草、掉苗、串垅等状况频发。再看张树槐，因为沙子老往鞋里灌，不得不脱掉鞋子，光脚薅地，一不小心，薅勺儿刮破了脚，鲜血直流，用沙子按在伤口处继续薅。光脚、地凉、胃寒，时不时地捂着肚子吐酸水，到后来干脆蹲在地上呕吐起来。在“大部队” 和我们薅到对头的时候，我看着张启民七抓八挠才勉强跟上溜儿。张树槐的大哥，要和别人薅同样多，要比其他人快（因为他是掌作的），额外还要检查所有人的质量。看来，我们俩要想等人帮忙是没有指望了，我们两个难兄难弟被“大部队”落得很远，一步一步地往前捱。

太阳快要落山了，“大部队”全在地头儿或坐或蹲擦着薅勺、吸着旱烟，这是收工回家的前奏。再看看我们俩，不知被他们落了多少个来回，一起回家是没指望了。我们俩相互望望，咬着牙，艰难地往前“爬”行。当我们熬到一个地头儿再往回找“家垅”的时候，发现已经没了，原来大家说好把我俩的 “家垅”挤掉了。

领牲口

那个时候，生产队没有一件大型农机具，一切农活都靠人力和十几头牲口。

牛、马、驴、骡各有各的活计。

秋耕地一般用牛——稳。收完庄稼，土地上冻前要进行秋耕。在空旷的田野上，两三头牛拉着双轮双铧犁，吱妞吱妞地、悠闲地、慢慢地把土地一片片地翻起，再浮敷地、均匀地放下，老农左手执鞭，右手扶犁，时不时地吆喝两声，从远处望去，呈现出一幅绝美的深秋秋景图——色彩斑斓秋景美，羸牛无力醉耕田！

种地时拉小碌碡大多用驴——省。那时种地可热闹了，一人扶犁，一人领牲口，在前面耠沟，后面一人撒用麦麸办好的农药，一人撒种，一人撒粪，一人拉小老咶（用拇指粗的木棍儿，绑成弓形，上面绑一块砖，把耠子耠开的土收回垅里），一人拉小碌碡把土压实，一人赶着一头大牲口，拉着盖（三根梁的木架，把手指粗的柳条儿编在上面），人站在耙上，左右脚分别用力，一晃一晃地前行，把地盖平。分工明确，秩序井然。为了节省一个人工，把小老咶和小碌碡前后拴在一起，用驴拉着，省一个人工。

拉车运输喜欢用马——快，大骡、小马拉边套——和。根据活儿的轻重，决定是只用辕马或加一两个边套。马比牛跑得快自不必说，边套比辕马壮实，辕马受欺负，边套用生马蛋子慢慢地跟着学活儿。所以说“拉车用马快，边套用小马和。”

生产队需要领牲口的活儿很多。如种地拉耠子、拉小碌碡、耘地、调教新牲口等。

领拉耠子的牲口是为了把地垅种得笔直。牲口、扶耠子把式、领牲口的要相当协调。一位二把刀的把式，一个不懂嘚儿驾（快跑）yú（让牲口往里）wó(让牲口往外)的“棒槌”领牲口，再加一头生牛，这地没个种好。我就碰上了不协调音符的合唱。刚开始接触牲口，有些架手架脚，难免听错口令，领错方向，又赶上把式也不怎么样。把式不常吆喝，看到歪了把耠子把儿一偏，就能调整好，向左右偏，向右左偏，相当容易。可我的这位把式，不看擦头（耠子前面起准星作用的一块木头）看耠沟儿，一看耠沟儿窄了，赶紧外推耠把，同时急着喊yú，等我反应过来往里拉牲口的时候，他已矫枉过正耠沟儿又宽了，他又跳到里手猛压耠把，连连地喊wó，我只得急着往外推牲口……他在后面连喊带叫，左冲右突，我在前面里拉外推，牲口左右摇摆，耠得那沟儿曲里拐弯儿，实在顺不下眼儿就倒回去重来。把式大汗淋漓，牲口咴儿咴儿喘叫，我的脚被牲口踩得青一块紫一块。把式急的脸红脖子粗，我委屈的直想哭，大伙儿却每每都哈哈大笑。还都安慰我们：“没事儿，弯儿弯儿地不打弯儿弯儿粮食。”

跟车

“一等公民跑外交，吃喝住店全报销；二等公民赶大车，红白喜事头一桌；三等公民……”

在那个年代，生产队里最让人羡慕的是“跑外的”，所谓跑外的就是生产队副业的对外联络人，“副业”是指粮食生产之外的经济活动，如毡子厂，电镀厂，印染厂等，是生产队经济的主要来源，年终决算，社员能不能分到钱就取决于跑外的能力，所以连生产队长对跑外的都得敬重三分。

“赶大车”的就是车把式。生产队的车把式就两三个，谁家有个红白喜事、盖房拉土的都得用大车，生产队派去后又挣工分又吃饭，伺候不好就有可能误事，招待好了拉土时给你多跑两趟，谁敢怠慢。这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心理，乡里乡亲的哪儿能那么办。

跟车——就是在农忙时节，为了使马车产生更大的效率，每辆车除了把式，另派一到两人，随着车去拉庄稼、秸秆或粪肥。

一天上午上工，队长说让我去跟车，我又惊有喜，惊的是我不懂套车的规矩，也没有装车的经验；喜的是我能和生产队“二等人”接触，一起干活和沟通，非常荣幸。

车把式是我的一个本家叔叔，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我看着他支好车梯，牵出辕马，领到大水缸前，让牲口喝足水，套上套缨（防止夹板磨马腿的护具），牵到车前，牲口驯服地退入车辕内，在马背上放上鞍子，搭好搭悠（放在马鞍上能左右活动的宽宽的皮具），把底肚套在车足子上（防止张车），套上夹板，扣好马嚼子，一切停当，吩咐我去套边套。我照他的样子，牵牲口，饮水，装套缨，领到位置，套夹板，整上鞍，栓底肚，系缰绳，装上车叉子，上车，直奔三里开外的麦田去拉麦子。

很快，到了麦田，我立好车叉子，按照“装前卸后”（装车的时候先装前面，卸车的时候先卸后面，这样车稳当，防止后重把马吊起来）的规矩，把把式甩到车上的麦个儿（捆好的麦子）麦头向里，麦根向外，左右出头，上下压茬，一点点地往上摞。车快装满的时候，有另一生产队拉麦子的车经过，把式叫张维新，我顺便问了一句：“大爷，我装的车翻得了吗？”他头也没回，“翻不了。”就在他刚说完的一刹那，我的车经过一个水渠，剧烈地晃了一下，翻了。我一边整理翻车，一边小声嘟囔：“说翻不了怎么还翻了。”本家叔叔问：“谁说翻不了？”“刚过去的那个大爷。”“他的话你也信！”

在回生产队大场的路上，叔叔向我讲了张维新的故事，很多，只两件事我的印象最深。一件也是翻车的事，张维新正赶着一辆装满庄稼的车往前走，旁边一个人提醒他“车要翻了”，他满不在乎地回答“翻不了”，话音未落，车翻了，路人埋怨说：“告诉你车要翻你不信。”他却自我解嘲地说：“我说不翻是要翻，说要翻是不翻。”另一件是说买帽子的事。一天，他给老伴儿买了顶新帽子，让老伴儿试试，问老伴儿：“好看吗？”老伴儿美滋滋地说：“好看！”他脸一耷拉：“好看？好看我给人家送回去！”从此，落下话把儿“维新话”，不是唯心主义的话，是张维新的话——反话，“要翻要翻是不翻，不翻不翻是要翻”“好看我给人家送回去”。

跟车经历中还有一件事，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一天，不知什么原因，叔叔向辕马发起了脾气，把车闸一拉，用力地甩起鞭子，抽向马的肚皮，开始时马还跳起来企图躲避，到后来，马一动不动，任凭皮鞭雨点般地抽在身上，一道道血印隆起，辕马瞪着大眼，好像是人的怒目圆睁。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怯生生地劝道“别打了叔叔，打坏了牲口队长该扣咱工分了！”也许是累了，叔叔住了手。第二天我们往地里送粪（沤好的草肥），正在一堆堆地缷粪的时候，拉耠子种地的一头健牛（健牛和辕马同棚喂养），隔着二三十米，拉着耠子直奔叔叔，叔叔一看事情不妙，赶紧躺在地上，躲过了健牛的攻击。又过了两天，上午正在牵牲口、套车、饮水的时候，还是那头健牛，挣脱缰绳，窜到叔叔前面，低头用力一挑，把叔叔高高挑起，在空中做了个一百八十度空翻，仰面落在高高的草垛上。我被吓得目瞪口呆，叔叔因此歇了一个多月。

大牲口是有灵性的，他们肯定也有“爱恨情愁”。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为能接触农民、了解农村感到自豪，半年的务农经历，是我一生的财富。

【作者简介】李润森，北京大兴人，教师退休，高级职称。从参加工作到正式离岗，连续工作50年。工作期间，多篇文章获奖，并在《班主任》《北京教育》《大兴教育研究》等报刊上发表。离岗后，被聘为区《常青藤》编委，《岁月划痕》系列文章在该刊发表，其中两篇被《京华烛心》选登，两篇在大兴文化馆、西城作协举办的征文活动中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