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演捧得学生奥斯卡金奖，她用此片告慰欣然

中国导演捧得学生奥斯卡金奖，

她用此片告慰欣然 | 专访导演陈昱璁

采访：张新伟

编辑：张劳动

美西时间10月21日上午10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举行了第47届学生奥斯卡奖（Student Academy Award）颁奖典礼；这也是学院历史上，首次通过网络举行的虚拟颁奖典礼。

来自南加州大学的中国导演陈昱璁（Yucong Chen），凭借《未竟人生》（Unfinished Lives），获得最佳纪录片（美国国内电影学院）金奖。

2014年7月24日，年仅24岁的南加大中国留学生纪欣然在凌晨回宿舍的路上遭遇四名歹徒抢劫，头部受重伤，挣扎回公寓后死亡，这件事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震动了洛杉矶的华人社区和他的家乡。但是，这个故事仍然像其他许多少数族裔的故事一样被忽略，在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下被忽视、被低估。

陈昱璁决定在她的毕业作品中，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并记录纪欣然遇害后，其代表律师蔡玟慧为案件正义所作出的各项努力。

凹凸镜DOC专访导演陈昱璁，请她讲述这部纪录片创作背后的故事。

《未竟人生》剧照（图片：学生奥斯卡官网）

凹凸镜DOC：这件案件发生在您身边，对您的最直接的触动是什么?片中很多人也举牌声援受害者家属，这些活动是留学生自发的吗？

陈昱璁：其实最大的触动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2012年南加大校园附近就发生过枪击案，当时有两名中国学生不幸身亡。后来学校加强了安保，但在暑假期间停止了巡逻，然而在2014年暑假，欣然遇害了。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这是从拍摄开始到影片制作完成，我和组里成员最常探讨的问题。2019年3月8日，纪欣然案在经过四年零七个月的漫长审理后终于迎来了最后一场宣判，然而短短两天过后，2019年3月10日，另一位南加大学生在校园附近被枪杀。

你会发现，如果悲剧不能带来改变，那同样的悲剧仍会继续。这是一直以来对我触动最大的地方。

片中声援的有家属，也有洛杉矶当地的华人和留学生，据我们了解，最开始大家都是自发参与的，后来也慢慢有了微信群，大家有组织地参与声援活动。

凹凸镜DOC： 选择这部纪录片作为毕业作品，为此你准备了多久呢？从拍摄到剪辑花费了多长时间?您何时想通过影像去记录下这件案件，在一开始接触律师、检察官时，他们的态度如何?

陈昱璁：我们是2019年年初开始准备这个项目的，前期调研阶段大概有半年时间，这期间我们陆陆续续去跟了一些庭审，采访了一些先前参与到案件中的人，收集了很多素材资料，正式开拍大概是在2019年的8月份。

定剪大概是2020年五月初，从开始准备这个项目到项目混音完成，大约是一年半的时间。

我们最初是想做一个关于在美留学生的纪录片，因为觉得国内其实对留学生群体还是有不少误解的。

在调研阶段了解到欣然的案件，得知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非常漫长，同时也发现一些国内媒体的报道中存在很多对欣然的误解，直到今天还有人以为欣然是一个留美富二代，但他其实是拿了奖学金来南加大读书的，是位非常优秀且前途无量的工科研究生。

还有人会说他为什么不报警，但其实看了我们的片子就会发现，在当时头部重伤的情况下，欣然已经无法正常思考，他几乎是凭借本能和强大的意志力回到宿舍的。

另外，欣然父母的代理律师蔡玟慧律师的故事也很打动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打官司是很贵的，蔡律师不但义务代表欣然父母出庭将近五年，还和她的母亲郭女士共同向这个案件捐助了法律援助金，用以支撑这个案件一直走庭审，而不是被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给和解掉。这些因素都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被更多人知道的故事。

蔡律师和检察官John都非常忙，但了解了我们做片子的初衷以后都很支持和配合，还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一手资料。

《未竟人生》剧照

凹凸镜DOC：影片中没有出现欣然父母的采访，是他们不接受还是有意为之呢？

陈昱璁：欣然的父母对我们拍摄这部影片是知情的，也非常赞同我们拍摄这个影片，他们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南加大附近的校园安全，也希望通过这个片子纪念欣然，但由于这个影片是我在南加大的毕业作品，所有组员和导师都来自南加大，制作也都是在洛杉矶进行的，因此要回到中国去对欣然父母进行采访其实是不太现实的事情，我个人也比较抵触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进行网络采访。

这个案件对欣然父母乃至整个家族的伤害都是极其重大的，这种伤害可以说是无法痊愈的，所以我们也不想贸然为了影片而对他们造成不必要的二次伤害。

另外，其实蔡律师五年多来对案子的义务付出是非常打动我们的点，作为一个20分钟左右的短纪录片，我们更想聚焦的是蔡律师的心路历程，把她的故事作为影片的核心来讲。

凹凸镜DOC：影片用了情景再现、沙画等很多艺术表达形式，这种方法是在读书时老师教授的，还是你自己摸索的呢？你觉得自己的创作风格是如何?

陈昱璁：罪案题材纪录片，情景重现是比较常规的展现案发现场和重要场景的表现形式，这个手法是我们课堂上经常会探讨的。沙画是我们团队自己的主意。

蔡律师讲到自己跟欣然父母建立起来心理上联结的这一整个段落，我们都觉得特别动人，但是又没有足够的影像素材去表现这种情感，如何展示这样的一段对影片非常重要的情感信息，成了我们后期剪辑最大的困难。最后就像影片里展现的，在剪辑师的建议下我们用了沙画——它既是流动的，又是写意的，就像是我们的记忆一样。流沙会不断汇聚成脑海中的一个个印象深刻的画面，而这一个个画面又组成了一段珍贵的回忆。

我其实并没有特别拘泥于任何创作风格，尤其在纪录片的创作上，我认为只要是能够准确表达出恰当情感的艺术表现形式，我都是愿意尝试的。我不太喜欢把纪录片做得非常风格化，因为我觉得这终究是别人真实的人生，我不太想掺杂进过多我个人的风格化表达。

凹凸镜DOC： 很多人可能会把这件事情和章莹颖事件做一个比较，在美国，针对华人的犯罪多吗？片中也有人提到:“中国人，肯定很有钱”。

陈昱璁：这个问题我没有官方数据，所以不太好评价针对华人的犯罪比例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作为一个亚裔面孔生活在美国确实不像生活在国内那么自如和安全。我周围的同学都多多少少有被抢手机或者入室抢劫的经历。从入学南加大以来我就一直住在学校附近，虽然安保一直在增强，但我还是不太敢晚上一个人出门，这跟我之前二十几年生活在国内的体验相比确实是天壤之别，这也是我们最初想做一个关于在美留学生纪录片的初衷，就是我们想展现给大家留学并不是一件多么光鲜亮丽的事，国内很多人其实是带着滤镜来看待留学生的生活的。

《未竟人生》剧照

凹凸镜DOC： 最初创作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有受到过哪些支持呢？创作中会有哪些瓶颈呢？你的拍摄团队是怎么构成的呢？

陈昱璁：最大的支持来自于蔡律师和检察官John，如果没有他们，这个影片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另外我的导师和组员们也从始至终非常支持这个片子，我的学院也在影片的制作后期给予了一定的资金支持，这笔资金也让我们有机会能跟洛杉矶顶级的调色工作室合作。

拍摄任何影片都肯定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麻烦，尤其是纪录片，需要面对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无数失落沮丧无助的瞬间。但对于我自己来说，其实最艰难的是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我想对于我的其他组员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学校里认识的朋友，有已经毕业了的，也有刚入校一年的，但大家加入这个项目都是因为真的想让这个故事被更多人看到。

说实话作为纪录片人，保持客观公正是一个很普遍的目标，但对于我们这个片子来说，与其说如何保持客观公正，我们更多的是去思考如何保持理智，因为这个故事真的离我们太近了，事发的地方就是我们每天会上学路过的地方。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采访检察官，听到他从头到尾描述案发经过的时候，还有后来我们去到了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真的亲眼看到了监控所捕捉下来的一切的时候——这两次，因为摄影机在录着，需要收音，所以房间里特别安静。但当我一说“停机“的时候，我一回头，我们所有的组员包括我自己，其实都在忍着眼泪。我们心里真的很难受很难受，但是因为怕哭出来会影响到采访的声音，所以都憋着。这种强烈的共情，和害怕片子做不好的压力是整个一年多走下来最折磨人的。

凹凸镜DOC：你当时为什么选择去美国学习电影?中国女性在美国学习影视专业，是普遍现象吗？

陈昱璁：当初选择来美国学电影也是为了从另外一个文化背景里来看一看，艺术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其实我本科也接触了不少电影类的课程，但我一直觉得需要跳脱出一个地方，才能更立体客观地看待这个地方。

很神奇的体验是，来到了美国以后，我反而更喜欢亚洲的文化了，身处其中的时候可能往往会看不见它真正的价值，但来到另外一个文化环境中以后，才真的看明白了更多东方的智慧。其实我周围的女电影人非常多，也都非常优秀，跟我同级的中国电影留学生男女比例是1比1的，很均衡，至少在我看来是个挺普遍的现象了，我也并没有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女性来到美国学电影是件多么不寻常的事。

凹凸镜DOC：疫情来了，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切身的影响，无法出门后，你如何分配自己生活和学习的时间呢？

陈昱璁：其实我们片子的整个后期都是在美国疫情期间进行的，切身的影响就是很多学校的资源不再开放了，很多专业的录音棚也都关闭了，导致我们很多声音制作都只能在自己的电脑上完成。这些都是我们没能预计到的，也给整个制作流程带来了很多挑战。

美国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正好是我在南加大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所有的课程都变成了网课，拍片课的所有影片制作也都被叫停了。其实挺让人沮丧和遗憾的，但同时也给了我们更多时间去思考自己究竟想做什么样的电影人，想拍什么样的故事——如果只剩下一个小相机，没有专业的设备专业的演员，那我们能创作些什么？这样的思考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也让我反思了很多之前对器材和技术的过度依赖。

对于电影人来说（至少对我来说）基本是没有什么时间生活的哈哈，所以时间分配上其实跟疫情之前也没有太大的区别，醒着的时候就在想关于创作的事情，或者拉片，其它时间就是用来睡觉。

我觉得做电影，生活和事业就很难分开了，很难不带有任何目的性地去生活，因为感觉做任何事情，都是在感受，都是在寻找，所以其实我很长时间以来也没有在刻意分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