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丨维特根斯坦：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
作者：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维特根斯坦是通过《逻辑哲学论》走入哲学舞台的。在这部著作完成后不久，维特根斯坦写信告诉罗素，这部书的目的是要区分可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和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东西，他认为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
1919年，在为《逻辑哲学沦》寻找出版商时，维特根斯坦写信告诉他的一个朋友：“这本朽的观点是一种伦理学的观点。我一度想写在序言里的一句话，事实上并没有写。但现在我要在这里把它给你写出来，因为它对你来说也许是了解这本著作的一把钥匙。当时我要写的是：我的著作由两部分组成：写在这里的再加上所有我没写的。正是这第二部分是重要的部分。”
很显然，这没有写的第二部分，就是不能用语言表达，或不能说，而只能显现的部分，但正是这一部分，在维特根斯坦本人看来却是最重要的部分。从《逻辑哲学论》来看，维特根斯坦所谓“不能说的东西”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1、逻辑形式；2、哲学的本质；3、伦理学，“唯我论”和“生命意义的问题”；4、对于“世界存在”的特殊神秘的感觉。
然而，这四个方面并不是同等重要。逻辑形式不能说只是表明语言的界限。哲学不能说是因为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并不是理论，而是行动。哲学只是语言批判，向人们指出语言的所能与不能。但这些涉及的都只是思想和逻辑，而没有tui z涉及生命的意义。但恰恰是生命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
如上所述，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哲学论》的观点是“伦理学”的。“伦理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有特定的含义，它不是如通常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是指研究、讨论人的行为规范的理论，讨论我们该做什么，不做什么，而是关于生命的意义。
在其著名的“伦理学演讲”中，维特根斯坦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伦理学是探讨什么是有价值的，或者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或者我可以说，伦理学是探讨生命的意义，或者探讨什么使生命值得活下去，或者探讨生活的正确方式。”
我们只有充分领会伦理学问题在维特根斯坦心目中的这种重要地位，才能真正理解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很早就为生命的问题所困扰。他四个哥哥有三个自杀一定给他很大的刺激。他曾向一个朋友承认，有大约九年的时间，他一直为可怕的孤独所折磨，他的头脑里不断泛起自杀的念头。罗素对他的这种情绪一也有所警觉。
维特根斯坦告诉他的一个朋友，他在一战时志愿从军纯粹是为了找死，是一种自杀的方式。他在战时与战后写给朋友恩格尔曼的信中，屡屡谈起自杀的主题。因此，最初对他产生影响的哲学家是叔本华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相反，他自己承认，对于斯宾诺莎、休谟和康德，他的领悟非常有限。如果要追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谱系的话，那么不会是亚里士多德或莱布尼茨，而是奥古斯丁、祁克果、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
也许现在的人会感到奇怪，像维特根斯坦这样一个出生在锦衣玉食之家，衣食无忧，自己又才华出众，且学术成就己为人承认，具有常人无法具有的学术地位和声望，一般人求之难得的东西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问题的人，为什么会终生与忧郁相伴？
这里当然有心理的因素，但不能完全用心理因素来解释。他关于伦理学所说的，显然与个人经验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他那里，“生命”既不是生理意义仁的生命，也不是心理意义上的生命，而是世界。“世界和生命是一个东西。”
正如美国哲学家穆尼茨所指出的，维特根斯坦讲的生命“不是可以科学地探究、描述、理解、解释、分析或分类的东西。它并不出现在肉体中，甚至也不出现在某人的（我的或其他人的）心灵或意识中。维特根斯坦所讲的‘生命’是他称之为‘形而上学主体’、‘哲学的我’的东西。这个‘我’不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同其他对象一起处于世界之中的对象。”
形而上学的主体是“世界的界限”, “世界存在的前提”,也是世界存在的意义。“哲学的我”不是人，因而是无我之我，这个无我之我也可以有意志，但它的意志已不是欲望、愿望、口的或希望，因此它超越了善恶。对于它来说，只有幸福与不幸，而没有善恶。但幸福不是欲望的满足，而是生命问题的解决。
维特根斯坦是个异常敏感的人，对于现实世界的苦痛，他有比常人更深的体认。现代的“黑暗不祥”，他在《哲学研究》中已经公然将它挑明。作为经验的个人，我们“不能避开现世的苦难”，我们对世界上的事情完全无能为力，它们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甚至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不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可能在一小时之后死去，或者在两小时之后，或者在一两年之后死去。对此我无从知晓，我既不能加速我的死亡，又不能阻止我的死亡：这就是人生。那么，我必须怎样生活才能时时生活在幸福、美好之中，直至我的生命自行终止呢”？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关心的问题。
很显然，作为经验的主体，这个生命的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因为它无法超越这世界的一切，而只能成为这世界的一部分。但作为形而上学的主体，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它不仅超越了善恶，而且成了和世界本身同一的东西。世上的一切都已经不能影响它和打扰它了。
因此，幸福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境界。是经验的主体还是形而上学的主体，取决于这样一种超越境界，所以，维特根斯坦说：“时空之内的生命之谜的解决在时空之外”。
对于这样一个形而上学主体，对于这样一个“哲学的我”来说，死亡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因为“形而上学的主体”或“哲学的我”并不生活在时间中，而是生活在现在。“对于现在的生命来说，没有死亡。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一个事件。它并不是世界的一个事体。如果永恒不是理解为无限的时间的延续，而是理解为非时间，如果一个人生活在现在，他就永恒地活着。……面对死亡的恐惧是一个虚假的，即不道德的生命的最好标记。”
这样，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这个在别人看来是一生不幸的人，在被癌症折磨的弥留之际，还由衷地对看护他的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
维特根斯坦认为，伦理学问题是不能说的，而只能显示的，他用自己的一生向我们显示，生命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作为经验的整体，我们只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承受它的种种事实。一旦超越为形而上学的主体，无我之我，我们就与世界同一，是它的界限和意义。这当然不是经验的事实，而是先验的存在条件。
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而在世界之外的东西是不能说的。这不能说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神秘的东西，任何想对它有所言论的企图都是徒劳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要超越语言的界限来谈论伦理学或宗教问题。“是人类内心一种倾向的证明，我个人对这种倾向不禁深怀敬意，终身不嘲笑它”。
虽然他自己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他要求的却是对此保持沉默。归根结底，与另一不能说的东西——哲学一样，生命的意义及其相关的问题不是理论，而是实践行动。但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世界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不可言说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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