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刊新读｜从沈从文到黄永玉—— “恶童”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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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齐鲁周刊》总第749期，2014年4月
▲黄永玉“返老还童”，用一部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追忆自己的童年，那些逃学的好时光。图为黄永玉（中）和他的雕像。
与帝王在传记中的异象不同，很多名人的童年往往具有孩童的本真，他们也会厌学逃课，也会打架混闹，但在“恶童”的背后，也验证了一个道理——孩子有多大破坏性，将来就有多大创造性。
对于调皮捣蛋的“恶童”而言，逃学所构成的童年经验是其成才的重要条件。
出生于湘西的沈从文，曾是逃学大军中的一员。在他的自传中，有一篇文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专门写了这段岁月——“我有了外面的自由，对于家中的爱护反觉处处受了牵制，因此家中人疏忽了我的生活时，反而似乎使我方便了好些。……自从逃学成习惯后，我除了想方设法逃学，什么也不再关心。”
为此，沈父还曾放出狠话，说是再要逃学，就要砍去沈从文的一根手指头。可惜并未能吓到沈从文，他依旧“总不把逃学的机会轻轻放过”。
沈从文说，逃学的日子里，“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同时，也学会了打架。他在自传中传授经验，“被他打倒，你活该，只好伏在地上尽他压着痛打一顿。你打倒了他，他活该，把他揍够后你可以自由走去，谁也不会追你，只不过说句‘下次再来’罢了。”
多年后，他的侄子，另一位湘西籍的大师黄永玉，也沿袭了这条成才路。
黄永玉有个外号叫做“黄逃学”。他只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12岁就外出谋生，只因留了5次级，同学聚会就来了200多人，由此可见其逃学疯狂。
逃学后干什么，这位90岁的老人家这样描述，“凤凰城里就有30多座庙，城里面、庙里面都是风景区。庙里有演戏的、街上也有演出的、庙里有时候也唱戏。”
在湘西，在一次次逃学后的游荡中，黄永玉完成了自己的艺术启蒙，多年后，他总结，“我没有叛逆心理，我不是反抗，我只是安排自己的求学之路，是习惯，也没有什么理想，这样那样或者通过叛逆的手段做点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有，这是多少年形成这么一种读书的习惯。”
沈从文当年是在北京写作《边城》，如今黄永玉也在北京书写他的“无愁河”。黄永玉用《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回忆童年，从出生写起，80万字才写到十几岁。
水利工程学专家黄万里，年幼时因为父亲常年在外，母亲独自支撑家庭，而被放羊式管理，这让他调皮异常。他姑姑是个标准“剩女”，一日同男友关起门来说婚事，却不料黄万里就藏在床下偷听，等着两人敲定了终身大事，他就跳出来大喊，“成功啦，成功啦！”让两个新人脸红不已。
他的一个亲戚回忆，“小万里不仅自己闹，想出各种花样在家里闹，还招来一群村野顽童一起闹，爬树钻洞，大呼小叫，奔走追逐，总之是闹。”好在他的父亲对此十分宽容，要求只有一个——“你总要闹出个名堂才好！”
历史学家傅斯年，自幼聪颖，小时候读书，喜欢将不认识的字记下来问师长，没有纸时，就写在手上、胳膊乃至大腿、肚皮上，一到夏天，身上就黑乎乎一片。出身书香门第的他开辟了一条副业——作文换烧饼。
事情由来乃是老师马殿仁出了个现场作文《蔺相如完璧归赵论》。傅斯年文思泉涌，不多久就挥笔而就。邻桌的任裕山、朱思源想了半日也无头绪，于是偷偷唤了傅斯年商量，“你为我们代笔，事成之后，我们每人为你买一个烧饼作为报酬如何？”
傅斯年欣然应下，不多时就写了两篇风格完全不同的文章，署了那两人的名字。马殿仁对此心知肚明，虽然也曾教育：“以后不得如此，不然要打板子。”但傅斯年实在口碑良好，生意不断，时间长了，马殿仁只能无奈地问句：“傅老大，这次又换了几个烧饼？”
“杀了先生，烧了私塾”，是著名教育家、曾经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在五岁的时候喊出的“恶语”。
他的父亲是当地绅士，喜爱动手，曾自己盖过洋楼，造过轮船，前者成功，后者却因知识浅薄而失败，于是教育成为重中之重。
五岁的蒋梦麟就在这样的原因下，被送入了私塾，每日跟着老师摇头晃脑地背诵《三字经》、《千字文》。
痛恨这种死板读书生活的蒋梦麟选择了最简单的办法——逃学。他直接奔赴回家，栽到母亲怀中，说了上述话语。只是因为年岁太小，无人当真，蒋梦麟依旧被送了回去。
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苦读生活，“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
他说，“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通过逃学反抗的不仅仅是他一人。
1936年秋天，毛泽东在陕北一个窑洞里接见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说起过自己小时候逃学的故事。彼时他不过十岁，因为天太热带着同学下池塘洗澡，恰被老师邹春培看到，要用竹篾片惩罚他，毛泽东眼见不好，转身就跑了。
在自传《一颗红星的幼年》中，毛泽东写道：“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某处一个山谷里面的。我飘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胜利的‘罢工’。”
▲儿时的傅斯年便懂得用知识换烧饼。图为1935年，傅斯年（左一）、梁思永（右二）在考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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