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新音乐学背景下的音乐美学（三）——《西方新音乐学背景下的音乐美学》绪论
作者：王次炤
内容提要
西方新音乐学背景下的音乐美学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文章就目前所了解到的部分成果作分析、研究并介绍给大家，目的是向音乐学术界提供一个音乐美学研究的新视野，以供同行参考。
关键词
新音乐学；音乐美学；文化学
刊登于《音乐艺术》2018年第1期
（续）
本课题选择另一位跨学科研究的学者是美国音乐学家劳伦斯·克拉默(Lawrence Kramer,1946~ )，他把音乐学研究的视角伸向后现代主义，运用后现代理论对音乐家及其经典作品进行开放性的阐释。课题组成员年轻的音乐学者易桦硕士撰文《经典音乐的开放性视角——劳伦斯·克拉默<经典音乐与后现代知识>研究与解读》，对克拉默新音乐学的美学探讨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并提出一系列思考和独立的见解。劳伦斯·克拉默是美国福德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英文系和音乐系教授，是美国著名的音乐学家，是美国“新音乐学”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他的重要著作《经典音乐与后现代知识》（Classical Music and Postmodern Knowledge，1995）集中地运用后现代的相关知识探讨了经典音乐的具体案例，用后现代解释学的方法对经典音乐阐释的个案进行剖析，囊括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舒曼、艾夫斯、拉威尔等众多音乐家的音乐作品。该文在分析该著作理论背景的基础上，着重对此书中海顿和舒曼为代表的音乐美学的相关问题、门德尔松和艾夫斯为代表的音乐与文化政治的相关问题进行解读，并对克拉默的音乐阐释理论进行价值评价。该文通过对克拉默该著作的研究、解读与反思，阐明研究经典音乐的开放性视角：在后现代视野下并不存在一种认知的普遍范式和“最佳方案”，而是存在着多种认知的范式，这些认知范式提倡不确定性、偶然性、碎片化、动态化的后现代话语。这种开放性的后现代视角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认知范式的转变——从知识型的认识论转向解释型的认识论。
本课题我们还选择了美国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苏源熙和他的著作《中国美学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这项研究看起来与新音乐学似乎毫无关系，但就其超越“中国式”的研究和“文、史、哲”融为一体的研究来说，与英美新音乐学在方法论上应该说是一致的。课题组成员年轻的音乐学者程乾博士撰写《“诗乐传统”中的音乐美学问题——对苏源熙（Haun Saussy）<诗大序><乐记>研究的介绍及其他》，对这位汉学家及其著作进行研究、分析和思考。该文指出：近百年来，西学（包括欧美汉学界）对中国国内学术界发挥的影响，使我们早已无法进行所谓纯粹“中国式”的研究。当代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苏源熙（Haun Saussy）在其著作《中国美学问题》及相关文章中，围绕《乐记》《诗经》文本及其儒家阐释中的讽寓问题展开，重构了儒家对于中国“诗乐传统”的注释方式。内容涉及《诗大序》对《乐记》文本接受与沿袭问题的分析，在诗与乐、乐与礼的各种关系中音乐审美方向主导力量的判断，如何理解音乐的规则及其优先性的确立，如何看待经典文本的发生、阐释中的替换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透视写作主体等诸多方面。作者思路新颖独特，分析方法灵活，他将“文献梳评”与“理论批判”并置，把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融为一体，不仅触及中国音乐美学思想领域的诸多问题，也从侧面反映出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美学领域里的“政治性解释”与主体群落的研究兴趣。由此，本文对照国内关于《乐记》的一系列研究，针对当代学界提出的“内在视野”这一概念进行反观，期冀借助这种被西学催生出的、来自“外力”压迫下的反思意识，继续展开今人与古老传统的对话，在音乐文化阐释不断走向多元的过程中，使我们重新获得一种解读历史与自身内在关系的机会。
04
新音乐学倾向的前期音乐美学研究和我国的当代研究
新视角、跨学科、文化学视野和批判性理论作为新音乐学研究主要倾向，成为20世纪80年代欧美音乐学乃至音乐美学研究的重要潮流。然而，这一潮流并非平地而起，20世纪以来，欧美音乐学研究进入多元化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后呈现出各种新的研究趋势。本课题选择了两位颇有影响的音乐学者，一位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希奥多·W.阿多诺 (Theode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另一位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之所以选这两位学者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是多视角、跨学科音乐学研究的先行者；第二，他们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在整个西方音乐学术研究中有特殊的地位。
青年音乐学者张晶晶博士撰文《阿多诺艺术音乐批评一隅——关于无调性音乐》，对阿多诺艺术音乐批评的学说及其应用作了深入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文中指出：艺术音乐批评是阿多诺音乐美学话语体系最核心的呈现样态，而这其中，关于新音乐的讨论又是最集中、最费笔墨的。该文以阿多诺有关新音乐的讨论中最具系统性的专著——《新音乐的哲学》中《勋伯格与进步》一文内有关无调性音乐的论述为依据，将阿多诺音乐美学话语中无调性音乐的两个关键问题还原如下：作为一种美学样态，无调性的诞生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即催生无调性的外部环境，内因即无调性同作品的素材和整体结构之间的关系。文化工业强势入侵之后的社会困境推动了无调性音乐风格的诞生；素材的历史（社会）属性则决定了无调性必然会从自为的音乐体系内部破茧而出，它的诞生对音乐作品的创作题材、音乐形式，以及各音乐要素的关系、作品的“表达”几个方面都做出了历史性的改变，正是这个改变赋予了无调性音乐“孤独”这一标志性特征。此外，通过将《幸运之手》的作品分析结果，以及阿多诺所盛赞的勋伯格本人的言论，和阿多诺的话语进行参照性考察，该文亦试图反观阿多诺的观点，对其做出反思，并找到了阿多诺音乐美学话语中的一个明显缺口：对音乐的过分执着投射在美学、社会学的研究结果中导致了阿多诺音乐批评标准的过分单一。事实上，整个关于无调性的梳理只是引玉之砖，它引出了更多类似“如此带有个人特色的批评方式是否存在一个恒定标准？”这样的亟待探讨的问题。
青年音乐学者胡育蓉硕士撰文《恩斯特·布洛赫的音乐美学思想》，并对布洛赫及其代表文集《音乐哲学文选》中具有独创性的“乌托邦精神”和“希望哲学”的思想原理，在音乐领域的具体体现作了深入的阐述和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该文认为：《音乐哲学文选》一书充分体现了布洛赫对音乐美学的思索以及论述风格中鲜明的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音乐哲学文选》全书共分五个章节，分别是：“音乐哲学”“魔力响板，人声竖琴”“瓦格纳作品中的矛盾冲突与田园曲”“论音乐的数学性和辩证性”和“极限的超越，以及流淌音乐的人类世界”。每一部分的完成年代均不相同，因此彼此之间并未有紧密的逻辑联系。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从技术性的方法论、社会环境的总体框架下出发，对西方音乐传统进行历史综述；对和声、对位和节奏等音乐技术理论问题的探讨；对莫扎特、巴赫、贝多芬、马勒、布鲁克纳、瓦格纳等作曲家的评论；论述受难曲、奏鸣曲、艺术歌曲、歌剧等音乐体裁的出现和发展；总结音乐艺术的表现性和反映性特质；探讨音乐与数学的关系；对瓦格纳在戏剧和音乐方面的成就给予评述，并对其作品中的诸多悖论进行分析；探讨赋格曲和奏鸣曲的可比性；乐器材质的演变历史及特殊性；对歌词和音乐之间复杂多样关系的探讨；音乐的“描述性”功能及与之相对的“表现性”功能等。
该文以布洛赫哲学体系中的“幻想”“尚未”核心范畴入手，梳理出其在《音乐哲学文选》中在音乐美学方面的具体表现，并以此作为论证基础，概括出《音乐哲学文选》一书中所蕴含的四个音乐美学问题：“音乐的表现问题”“作曲家的主体性问题”“音乐艺术中自律和他律的关系问题”和“对节奏因素的形而上学思考”。在结论中推理出布洛赫对音乐艺术所持的美学观点，即音乐艺术是现实性和幻想性的精神获取，音乐作品反映生活世界的经验，并提出改变现存世界的可能性，音乐是联结真实与理想完美世界的中介。
新音乐学的研究倾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音乐美学界也有一些研究，比如：借鉴价值论、结构主义、比较文学、接受美学、现象学、阐释学等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以新的视角，用新的方法研究音乐美学的有关问题。本课题选择了一篇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压轴文章，预示着新音乐学在中国的未来前景。
音乐美学博士何宽钊副教授撰文《“表征”知识型视野下的古典主义和声》，这是一篇原创性的论文，借鉴了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知识型”理论考察古典和声的构型原则。该文指出：在福柯看来，17、18世纪，西方思想家们对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将不准确的、模糊的“相似性”作为知识源泉的思维原则展开了批判。这一时期，“表征”知识型（representation）逐渐取代了“相似性”（resemblance）知识型成为知识的主要构形基础，表征原则通过区分和比较发现事物之间的差异及同一，通过区分和比较形成分类学模式，最终建立起某种严格的秩序，进而达到知识的确定性。这一时期的普通语法、自然史均体现了这一原则。该文认为，古典调性和声的配置逻辑暗合了“表征”知识型的构型原则，无论是同一-差异性模式中的大小调主调音乐，还是自然音和声体系、半音和声体系、和弦外音的分类原则和配置逻辑、平行五八度的禁律，以及古典奏鸣曲式的调性配置逻辑，均建立在以同一-差异性为基础的“表征”知识型的构型原则之上，在区分与比较中，遵从严格的分类学模式，最终构成古典大小调调性和声的确定性秩序。
西方新音乐学背景下的音乐美学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我们仅仅就目前所了解到的部分成果作分析、研究并介绍给大家，目的是向音乐学术界提供一个音乐美学研究的新视野，以供同行参考。由于新音乐学研究的批判性倾向和跨学科、新视野与文化学融合的研究倾向，导致西方新音乐学背景下的音乐美学研究远远超出了传统音乐美学的学科范围，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学科的融合性和批判性必然导致音乐美学传统的学科特色趋于淡化。因而，新音乐学背景下的音乐美学研究仅仅是西方音乐学新潮流下的一次探索，它能提供给音乐学界和音乐美学界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思路，但并不能取代传统音乐学和音乐美学研究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