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晚年欠债4000元，因常吃稀饭咸菜暴瘦，为生计求日本人
1944年，即抗日战争的第七年，此时的中日战争依旧没有要结束的意思。这年10月15日黄昏，北平西三条胡同21号（现北京故居）里，忽然来了三位不速之客。
他们踏进院子大门时，这座宅子的女主人和她的佣人正在吃晚饭，两人手里各端着一个碗，碗里是清澈见底的稀汤，上面漂着几根干菜叶，她们面前的桌子上有一个菜碟，碟子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根咸菜。
这个女主人正是鲁迅的原配妻子朱安，而仆人则是已在周家多年的王妈。过去整整一年，她们的晚餐一直是这种简陋吃法。
踩着饭点到达周宅的三位访客都下意识地瞅了瞅她们桌上的咸菜，只一眼，他们心里便有些酸楚了。朱安端着碗抬头看向访客，她发现三个人里只有一个面孔是她熟悉的，而且这个人曾经帮过她的宋紫佩。于是，她很礼貌地放下碗站起身点了点头，在她正准备发问时，宋紫佩抢先介绍道：
“周夫人，这两位先生是从上海来的，他们想谈谈鲁迅先生遗物的事。”
朱安一听他们从上海来，并且是为遗物而来，心里立马明白了八九分。当即，她便有些气愤地脱口道：
“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啊！”
朱安
三人看到朱安情绪突然激动，都有些慌乱，可一时间，他们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意识到，朱安如此大的反应，定是已经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了，没错，他们是在得知朱安欲卖鲁迅遗物后，受许广平嘱托前来加以制止的。
而这个制止，则更多的是带着责难。这样的场面，朱安在登报决定卖鲁迅遗物后，已经见到多次了。也正因此，她心里才对此非常抵触。
许广平此次请来探情况的两位代表，都是鲁迅的学生，一个叫唐弢，一个叫刘哲民。也只有他们，才会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层层封锁线自上海来到北平。
朱安没有上过学，但当时的她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千里迢迢赶来北平，定是不容易的。所以，看到两人因她的话而面露难色后，她努力平复了下心情请他们坐下了。
在朱安登报卖鲁迅遗产、鲁迅两学生造访朱安前一年，即1943年，向来冷清的鲁迅家竟突然“热闹”了起来。自鲁迅与周作人两兄弟矛盾后素不喜来鲁迅家的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竟频繁出入鲁迅家，之所以如此，自然与周老太太有关：经医生诊断，时年已87岁的周老太太已经病入膏肓了。
每次，周作人夫妇到了鲁迅家，朱安总是低头回避。实在要打照面，她也从不点头，只一副冷脸对之。这种种，周老太太自然全看在了眼里。但她知道：朱安固执，她觉得自己丈夫不喜欢的人，她绝对不能热脸。所以，她不可能给他们好脸色。
每每想到此，周老太太总忍不住叹息。原本，她以为被接到北平能有好日子过，可最终，周家失了长子鲁迅不说，还落到了七零八碎的境地。更要命的是，不久前，周老太太还听闻自己的次子周作人在日本人那儿做了汉奸，这种种情境下，她这心里怎能好受。
可对于耄耋的周老太太而言，这些都不是最让她头疼的，她最头疼的是：自己百年以后，一直照顾自己的大儿媳朱安怎么办。
鲁迅的母亲鲁瑞
这天下午，周作人走后，朱安收拾屋子，鲁瑞强撑着身子坐起来，叫了一声朱安的名字。
朱安一愣，婆婆自这一次病倒，一直卧床不起，每次起身都需要有人服侍，而且有日子没叫过自己的名字了。现在突然自己坐了起来，肯定有什么事情要交待。朱安放下手里的活儿，疾步走到母亲的床前，问道：“娘娘（朱安对婆婆的称呼）有什么事？”
鲁瑞一边咳嗽，一边喘着气说：“我死之后，你怎么办？”
朱安听到这句话，眼睛一下子就红了。是啊，自己嫁入周家以来，一直都由鲁迅负责生活费；鲁迅死后，由鲁迅的第二任妻子许广平、和二弟周作人接济度日，而这，全是看在婆婆鲁瑞的面上。朱安一个人的时候，虽然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却始终不得其解。
此刻，婆婆忽然把这个问题抛给自己，朱安内心有些五味杂陈。思考了良久，朱安回道：“若是娘娘真的走了，我就回绍兴娘家住去，娘娘安心养病，不要乱想这些了。”
说完，朱安扶着婆婆躺下，可是她的心里却更乱了。
婆婆鲁瑞行将就木，朱安自己也是风烛残年。一把年纪又没有挣钱能力的朱安，加上膝下无子，一旦断了经济来源，只能等死。回娘家？只是说给婆婆的宽心话罢了。
听到儿媳这么说，鲁瑞虽然还想再劝，话到嘴边终究没有说出口。她何尝不知朱安是在宽慰自己，北平到绍兴看似不远，对于朱安这样的老人，绍兴几乎就是世界的尽头了；而且她身处日占区，又是汉奸周作人的大嫂，想离开，哪有那么容易。
那他夜里，朱安躺在床上辗转未眠，对面屋子里的婆婆因为病痛和家事，也没能睡着。
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一起来到了西三条21号。刚走进院子里，就看到了朱安正在院子生火准备煎药。看到有人进来，朱安连忙起身，刚要迎他们进屋，一看是周作人夫妇，转身进了自己的屋子。
朱安和周作人
过了一会儿，羽太信子进到朱安的屋子，对她说：“婆婆有话要跟你讲。”
朱安一愣，没有多想，便跟着羽太信子一起进了对面鲁瑞的卧室。卧室里，周作人两眼红红的跪在床前，鲁瑞气若游丝地斜靠在枕头上。鲁瑞看到朱安进来，冲她摆了摆手势，让她靠近一些。
做完这一切，鲁瑞似乎耗尽了力气，靠在枕头喘了一会儿。
良久，鲁瑞睁开眼，对着朱安说道：“我已经跟老二（周作人）说了，我死之后，原本他每个月给我的零花钱，会继续付给你。这份钱是属于我的，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一定要收下。”
朱安听完婆婆的话，只是低着头，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鲁瑞看朱安一直不开口，就知道她大抵是不同意。朱安平日里虽然寡言少语，但是婆婆跟她说话，她从来都是有问必答，现在问而不答，必定是心有摇摆。想到这里，鲁瑞艰难地伸手拉住朱安，继续说道：“一家人闹成这个样子，我最担心的还是你啊……”
听到这里，朱安再也忍不住，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朱安嫁到周家38年，伺候了婆婆38年，这期间，鲁瑞的三个儿子几乎没有侍奉过母亲一天。如果没有朱安，鲁瑞的后半生无法想象；同样，如果没有婆婆，朱安的余生亦不知该怎样度过。
鲁瑞这番话说出去，朱安怎能不感慨万千？又如何能拒绝她的遗愿？于是，朱安只得含着泪眼点了点头。
当天下午，鲁瑞去世，享年87岁。
鲁瑞与朱安
婆婆鲁瑞死后，朱安的生活陷入困顿，婆婆生前留下的遗产被消耗殆尽，周作人给的“零花钱”随着物价上涨，也越来越开始不够用了。
根据周作人后来的自述，他每个月给朱安100元联银券，后来，随着物价上涨，增加到200元联银券。
周作人给的钱看似比鲁迅给的钱，即一个月100法币数额要多，实则，沦为占领区的北平所通行的货币是日本人发行的联银券，联购券购买力非常低下。
根据‘北平趸货物价变动情况’统计，1944年北平的生活必需品物价为：酱油3元/斤、青菜1.5元/斤、绿豆芽4元/斤、食盐90-300元/斤、花生米22元/斤……
这也就意味着，周作人给朱安的所谓200元，实际只够买不到10斤的花生。
而当时，被日本占领的北平，米面柴油都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日本人配出来的“主食”，不是发霉发烂，就是掺了沙子，而且价格也是一天比一天高。
在那个时期，周作人给朱安的100-200元的“接济款”，买完米面柴油等生活必需品之后，基本上也就只够买一些酱菜吃了。
此时的朱安已经66岁，各种老年病侵袭着她，平日里，除了衣食住行的开销，还要从少的可怜的收入里，拿出一部分钱来买药。
为了生存下去，朱安一方面不断压缩生活成本，她当时一日三餐几乎顿顿稀汤咸菜；另一方面，朱安还把东西两间厢房、一间南房出租了出去，只留一间北房供自己和佣人居住，以缓解经济压力。后来，为了活下去，朱安还变卖了所有能卖掉的东西，这些东西甚至包括婆婆鲁瑞留给她的金银细软。
到最后时，朱安不得不和邻居借钱以维持生计。
可即便到了如此境地，鲁迅生前留下的所有遗物，包括7万册藏书和文稿、书信、文物等，她从未动过分毫。
战争年代，身在敌占区的朱安若非有个在日本人手下当差的弟弟，像她这样的寡妇其结局真真令人不敢想象。可即便有弟弟这层“保护伞”，当时敌占区的朱安也难求一个生活安稳。
在一封朱安写给鲁迅生前挚友、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信里，她这样说道：
“生活飞也似的高涨，我的债务也一天天的加高到四千余元，这真使我无法周转！我今年也已经六十六岁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饱饭，一点不敢有其他的奢望。”
“吃不饱、穿不暖、债台高筑”，这就是当时年已六十六岁的朱安的真实生活状况。
这种日子在婆婆鲁瑞死后，持续了整整一年。原本，这样的日子过着虽然艰苦，却也并不是活不下去。可随着日本占领区北平的物价不断飙升，朱安意识到，她随时可能连“饱饭”都吃不上。
与此同时，已经感觉到生存危机的朱安几乎天天能听到北平城有人活活饿死的消息。
在第八次听到北平百姓饿死的消息后，朱安的情绪到了崩溃的边缘。同样察觉情势严峻的保姆王妈在一个黄昏壮着胆子敲开了朱安的房门，朱安开门后，她立在门口欲言又止，朱安见状便问：“有话就说，你我这么多年，有什么不能说的。”
王妈听后抬眼看了朱安一眼后低头小声道：“要不我们把大先生（鲁迅）的那些家什卖罗？”朱安听到这话后立马气愤地叫嚷道：“大先生的东西，能随便动吗？就是饿死，也别打大先生的主意。”说完后，朱安不等王妈反应直接“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可就在关门那一瞬间，朱安在巨大的关门声里脑子“嗡”了一下，她脑子里的另一个声音告诉她：如果她们都饿死了，谁来保护大先生的东西呢！
在这之后不久，周作人来找朱安了，他此番前来是为了和朱安商量变卖鲁迅遗物一事。
和北平城其他的百姓一样，当时的周作人也感觉到了生存危机。毕竟，他当时要以一人之力养活自己家的同时养活羽太信子娘家一家和周建人一家，此外，他还要腾出手养活朱安。
原本，周作人还能勉强应付这一切，可当物价飞涨时，他的经济状况便捉襟见肘了。
那天，见到朱安后，周作人便单刀直入地说明了他的建议，他说：“你把他的藏书先卖了吧，那些毕竟也不那么紧要，眼下还是先活下去要紧。”
朱安知道，当周作人讲出这番话时，定是他们的经济已经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候了。沉默半晌后，朱安艰难地说：“我考虑几天吧。”几天后，朱安同意了周作人的建议。
周作人、羽太信子等合影
于是，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上，就有了鲁迅遗孀朱安刊登的“欲变卖鲁迅相关遗产”的消息。
世人皆知，鲁迅一生嗜书如命，西三条21号的家，就是鲁迅藏书的地方。即便后来鲁迅搬到上海去住，这里仍然是他的私人“图书馆”，每当鲁迅想要查阅什么书，都会写信要朱安从这里寄到上海，看完之后再寄回去。
这些藏书之于鲁迅，就好比战士手里的枪一般珍贵。
因此，出售鲁迅藏书的消息一出来，立即引发了文化界的轩然大波。
8月31日，也就是消息刊登一个星期时，远在上海的鲁迅原同居对象许广平才得知这个消息。心急如焚的许广平立马给朱安写了一封信，信里，她急急地劝她“切不要出售鲁迅藏书”。
让许广平意想不到的是，她的信寄出半个月后，她依旧没有收到任何回音。那十多天里，除了频繁查看往来邮件外，她还天天盯着报纸，生怕自己遗漏了相关。
劝阻信的石沉大海终于让许广平不淡定了，她开始做各种猜测，她最终认定：朱安定是完全无视自己的劝阻了。这在许广平看来，无疑是最坏的结果，为了尽可能地挽回损失，她急急忙忙地在9月10日的《申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声明：
“按鲁迅先生终身从事文化事业，死后举国哀悼，故其一切遗物，应由我全体家属妥为保存，以备国人纪念。况就法律言，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共同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规定。如鲁迅先生在北平家书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
许广平发完这则声明后，心里才勉强松了一口气。她觉得：自己既然已经发了声明，那便也意味着自己在法律上对鲁迅遗产进行了保障。潜在买主若看到此声明定不会轻易购买，已售卖的鲁迅遗产，她也可以依据此进行追回。
在许广平刊登声明的同时，各地得知“朱安欲卖鲁迅遗物”的鲁迅生前好友，也纷纷给朱安写信，他们的信件内容和许广平毫无二致。
就在鲁迅各地朋友劝阻信纷至沓来时，原本大张旗鼓地张罗着出售鲁迅遗物的朱安，却一直没有任何动静。
期间，唯一知道朱安具体动向的，只有鲁迅生前好友、前文提到的日本人内山完造。而他得知具体，乃是通过朱安后来写给他的另一封长信。
鲁迅等合影（右一为内山完造）
在信里，朱安向内山完造倾诉了自己生活如何困顿，许广平承诺的每个月寄生活费如何中断，以及她在北平的生活成本是如何之高等等。信的最末尾，朱安这样写道：
“先生如肯仗义执言，使我债务得以清理，生活不致断绝，那时，不但我感激您的心不是笔墨可以形容的，就是鲁迅先生在天之灵，也要感激老朋友的爱护！”
在信里，朱安还写明自己并没有变卖鲁迅的遗物。内山完造在收到这封信之后，立马原信寄给了远在上海的许广平。
许广平在看完这封信之后，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很快就推断出：这封信并非出自朱安之手，而很可能是周作人的代笔。
许广平的推测依据是：该信行文之流畅、文笔之毒辣、逻辑之缜密，绝非一般代笔能及；而且，此信在细节处故意拔高周作人、酸讽许广平。更为重要的是，写信之人对朱安内心之了解，对鲁迅生平的熟悉，在北平的所有人里，只有周作人可以做到。
悟到这一层后，许广平心里多了一层担忧，她觉得：若仅仅是朱安的话，这件事还好商量；牵扯到周作人，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许广平认为：周作人既然能怂恿朱安登报卖书，就可能继续怂恿她真的把书卖掉。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也关系到周作人的切身利益，毕竟，周作人可是每个月都要给朱安200元“接济款”的，朱安要是有钱了，虽然他不指望她能还钱，可他至少能保证她不会向他伸手要钱。
理清这一层关系后，许广平才下定决心派人到北平了解真相，于是，便有了文中开头三位访客的造访。
许广平请来的访客到访周家老宅时，距离朱安登报声明“出售鲁迅遗物”，已经过去了近两个月。当日带着许广平嘱托前来的访客，也多少带着一种认定，那就是：朱安会为了利益、钱财牺牲鲁迅。
也因为有这种认定，他们在见到朱安后才会在言语和神态中显出责难来。但很快，当天的他们便在朱安的愤怒里想到了她的艰难处境。为了缓和气氛，坐定后，他们赶忙把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事情告诉了她。
他们告诉朱安，继承了朱安出让的鲁迅版权的许广平之所以一直未给朱安寄钱，是因为她的处境不比她好。他们甚至还将许广平和鲁迅儿子周海婴生病的消息也告知了朱安。朱安在听到周海婴生病时立马着急了，她紧张地问：“海婴儿现在怎样了？”
唐弢听了朱安的发问，回道：“海婴的病是母亲出狱前得的，那真是遭罪，好在现在已经痊愈了，他很想念你。”
朱安听到这里眼睛亮了一下，她一生膝下无子，所以一直把周海婴当成亲生儿子看待。鲁迅活着的时候，每次朱安给鲁迅写信，必问海婴情况；而鲁迅回信，也会说一下海婴的状况。
一来二去，朱安对这个从未谋面的“儿子”，自然格外关心。
鲁迅、许广平、周海婴
所以，在听到周海婴病好了之后，拍了拍胸口，舒了一口气说道：“大先生就这块肉了，可不能出事了！”说完，她又问道：“为什么不把海婴带来北平，让我看看呢？”
这次长谈，完全打消了朱安之前对许广平的误解，也让访问者对朱安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此时才知道：这个名义上的周夫人，实际是一个善良且识大体的女子。
当天，他们四人便在西三条21号北屋的客厅里，唠了近一个小时的家常。也是通过这次谈话，宋紫佩等人才知道那句“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并不是朱安的抱怨，而是朱安内心渴望被人关注的呐喊。
鲁迅死后，许广平几乎成了鲁迅的“代言人”，整理鲁迅遗稿、出版鲁迅作品都由她在操办。许广平入狱之后，文化界人士纷纷想尽办法解救，她的孩子周海婴也安然无恙地在朋友家得到很好的照养。
而作为鲁迅原配的朱安，却根本无人问津。长期以来，甚至很少有人知道朱安是谁，仿佛，鲁迅压根儿就没这个原配妻子一般。
鲁迅的母亲鲁瑞去世、许广平被捕入狱之后，跟朱安有往来的人便更少了；平日里偶尔与朱安交道的几个人，也只把她当作需要照顾的老人，而非把她当成鲁迅的原配。
原本，朱安对这些都不甚在意，可当生存都成问题时，她又不得不“做些什么”，毕竟，在朱安看来，自己始终是鲁迅遗物的守护人。没错，在这些遗物没有实质的归处时，她得好好活着。
也是基于此，当周作人找朱安商量出售鲁迅藏书时，朱安考虑了好几个晚上，就是那几个晚上的思考，让朱安捋明白了：如果不卖书，她饿死了，大先生的遗物就整个都泡汤了。所以，为今之计，只有变卖一部分以保大多数了。
这些心里话，朱安并没有和唐弢等人说，但他们却也从和朱安的谈话中明白了这些。那天聊完后，他们和朱安道别时眼里已经完全没有责难而只剩下理解和同情了。
回去之后，唐弢他们将朱安的状况告诉了许广平。许广平听完，才知道两人都误会了对方。那天送走他们后，许广平便赶忙从抽屉里拿出了之前存放的一些钱。她下定决心：即便自己饿着，也再不能让朱安没饭吃。
这以后，许广平常常与朱安保持通信联系，她给朱安的生活费也再未断过。而远在北平的朱安，也在那次拜访后再未有过欲出售鲁迅遗物的念头了，与此同时，经济已经得到基本保障的朱安也拒绝接收好心人的捐赠，以维护鲁迅的名誉。
朱安与娘家人图（右一为朱安）
在一封写给许广平之子周海婴的信里，朱安这样写道：
“为顾念汝父名誉起见，故不敢随便接收漠不相关之团体机关赠送……故宁自苦，不愿苟取，此与汝之将来前途，亦有关系也。”
朱安拒绝四方的资助真的是因为许广平给她的钱够用了，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即便后来许广平一直资助她，可她的日子依旧过得极其简陋。1945年12月29日，《世界日报》对她的伙食是这样报道的：
“有多半个小米面的窝头摆在那里，一碗白菜汤，汤里有小手指粗的白面做的短面条，另外是一碟虾油小黄瓜， 碟子边还放着两个同是虾油腌的尖辣椒，一碟腌白菜，一碟霉豆腐。没有肉没有油，没有一个老年人足够的营养。”
从这段描述便可知，朱安当时的生活之凄惨。可朱安却安于如此，因为一直将自己视为鲁迅遗物保护人的她觉得：自己只要活下来就可以了。
1947年6月29日，69岁的朱安孤独地离开了人世，死时，她的身材清瘦得如一枚枯叶。
死时，她一生守护的“大先生遗物”都静静躺在周家老宅里，它们和鲁迅走时一样，没有多一件，也没有少一件。
朱安离世那天，周家后院里的枣树绿油油的，可很不凑巧的是，那天竟有一片树叶从树上落下然后飘进了鲁迅遗物储存室，稳稳当当地落在了鲁迅的一本藏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