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苏钟曆日的再认识

先秦史暨毛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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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古今历史发一鳞半爪臆解

晋侯苏钟曆日的再认识

文/毛天哲

晋侯苏钟曆日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定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之一。本来，工程可以据此钟铭曆日搞清西周古历法细节和金文月相之真义。可惜的是工程专家还是走了弯路，固守月相四分旧说，将曆日系联为厉王三十三年，导致西周王年断代步入歧途。

晋侯苏编钟出土于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墓遗址之M8墓葬，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共16件，以8件为一组，镌刻铭文共355字，其中含有7个历日，5个月相名，其中“方生霸”月相名是金文中前所未有的。铭文记载了晋侯苏随周王征伐的事迹。

晋侯苏编钟价值巨大，学者共知，各方注目已久。苏钟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关键的无非是王年断代。铭文首句有“惟王卅又三年”曆日，显示是高年器。西周晚期在位三十年以上的，目前能确定无异议的只有周宣王。

晋侯苏编钟

据《史记》索隐系本及谯周注释记载，晋献侯又名苏。《天马—曲村遗址北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报告即认为晋侯稣即《世本》的献侯苏，然据《十二诸侯年表》，晋献侯已于宣王16年去世，历王在位时他还非晋君，铭文与史料显然存在矛盾且无法调和。

断代工程为此曾专门组织学者作过专题讨论，以期望有所突破。李学勤先生调和认为，铭文的晋侯苏系追称。“猜想编钟的一部分原是他随厉王作战的胜利品，因此将之配成全套，作为纪念。俘获的钟不会有铸好的文字，于是加以镌刻，称号也依刻字时的身份改变。”

他认为，“晋侯苏的身份还可以从铭文中看出来。如他的作战，一次是‘率厥亚旅、小子、人先陷人’，亚旅为众大夫；另一次是‘率大室小臣、车仆……太室’即宗庙，是指的苏的祖父而言，他所率领的是侯的属臣、车仆，只不过没有直言罢了。“

“断代工程”就采用了李先生的这个结论，且工程依据了M8墓中的木炭、祭牲样品进行常规法[14]C和AMS法年代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810～前794年区间。认为《史记·晋世家》载晋侯苏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前812年），与测年结果吻合。所以认为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当属厉王。

上海博物馆藏 晋侯苏钟

李学勤先生的这一观点并非无人反对，裘锡圭、张闻玉就提出过质疑。裘锡圭认为“钟铭似乎不大可能原原本本地去追记二十余年前之事，并按追记时器主的身分去改变他在当时的称呼。而且钟铭记周王的赏赐，有秬鬯一卣、弓、矢百、马四匹等物，受赐者应是掌握‘祀’与‘戎’大权的一位君主，而不像是其祖为在位国君、其父也还健在的一位公孙。”裘先生的质疑还是相当给力的，可惜的是工程并未采纳。

当然，李学勤先生还引证了膳父山鼎年世，来佐证周厉王在位有三十七年说。这个恐怕是工程采纳李说的一个关键因素。诚然，如李先生考证，膳父山鼎的形制、纹饰近似宣王初的毛公鼎（毛注：哲考证毛公鼎乃夷王元年器），膳父山鼎的字体和格式类似宣王三年的颂鼎（及簋和壶）。铭中南宫乎、虢旅等人物系联多在厉王末年。故将膳父山鼎断为厉王三十七年器无疑是正确的。

只是李学勤先生将膳父山鼎曆日放置于共和元年的思路，哲并不赞同。哲对膳父山鼎曆日作过验算校真，认为铭文曆日在前830年1月12日（庚午年戊子月庚戌日，也即共和11年）。且哲通过“元年師兌簋”曆日和其他手段考证，已得周厉王元年在前867年（甲午年），则膳父山鼎曆日正是周厉王三十七年。

西周月相规制之蠡测 by毛天哲

且由此发现一个前人未能注意到的史实是，周人历法中，年（岁）的划分还是以立春日为界。周曆的正月、二月是归于上年，以“春，王正月”的立春日为下一干支年起始。类似现行农历，并不以子月冬至日为干支年之分界。

周人历法，逸周书《周月解》中已经讲得很明白。“周正岁首，数起于一而成于十，次一为首，其义则然。”周人以日南至（冬至）为一岁之始终。冬至日，既是月首，也是岁首。古代“正月”之含义，乃是“正岁”而已。

中国上古记年词语有“祀、年、岁、载”，今人皆以年为释解，其实略有不同。《尔雅·释天》云：“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古人为什么会用四个声音和字形都完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呢?这里面蕴含有历法渐进的远古信息。

商人以祀为年其实是从“唐虞曰载”演化而来。《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杜预注：“载、祀皆年。”

载，古文为再。甲骨文有两形，其一为"冓"字的下半部分，即呈锥体的树枝错落架起的篝火状；其二则是在第一形的上方和下方各加一横。这上下两横义指天和地，即篝火架在地上而篝火则上达于天之义。

爯、载、再，古文同

从卜辞中看，"冓"有祭祀义，如"在四月，冓示癸。"（《甲骨文合集》26486）。因此"冓"字最初的本义是用燃烧树枝的方法来祭祀上天的帝神，以求降福于下民。其文化原型为燎祭，故"冓、再"皆有祭祀义。

伏羲之时，即有四时概念，亦有历法纪日。天皇氏曰：“历起甲寅。...咨告于民，俾知甲历、日月岁时，自兹始，无或不记。”伏羲谆谆以告“历起甲寅”的含义是天干纪日，地支纪时（月）。惟时并无“年、岁”之名，盖以”易草木“为年岁名，以”一易草木“为一年（见《三坟书》）。至于炎帝，则有闰四时之举，以正历差。（见《长沙子弹库楚帛书》）黄帝以来，创六十甲子以纪年月日，曆术更为精进。

传说炎帝名石年，其母安登，其父少典。石年诞于烈山石室，少典之祖即是伏羲和女娲之子朱襄氏。人们为了纪念以炎帝制闰修曆，遂以“石年”的“年”字做为地球绕太阳一周约365日的纪历方法。

如果传说是真，那么炎帝以来，盖已有“年”之名。至于夏人，历法更进一步。以地支十二名月，戌月为始，步进一周为岁。造岁字以名一太阳回归周年。唯唐尧虞舜之时，以岁末燎祭天地为大事，遂用“载”字以纪岁。商人承袭唐尧虞舜之法，以岁末祭祀上帝和祖先神为一年之终，故用祀字以纪岁。

晋侯苏钟铭文

《尚书·尧典》：“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孔传：“一岁有馀十二日，未盈三岁足得一月，则置闰焉。”置闰是为了协调回归年与农历年的矛盾，防止四季脱节。每2~3年需要置1闰，古代曾采用19年置7闰的闰周。

先秦时代，皆采用年终置闰法。所谓“三正”，皆为正岁。确定好下年冬至、大寒、立春三节，则能知道当年是否需要年终置闰。夏以寅月为正，商以丑月为正，周以子月为正，实际为的都是求得次年岁始（即春节）之正。

哲以为，年之始名，盖自周人始。年之甲骨金文字形为“上禾下人”，意谓人种之禾熟捻可收。说文释年，穀孰也。从禾千聲。古人把一年的农事概括为“春播、夏长、秋收、冬藏”， 自古以来农历（古称“夏历”）新年总是在立春日，也就是春节（民国后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周人自称“我有夏”，是夏人。以年字代岁，承继沿袭的是夏人“岁”之概念。以建子之月为岁正，以“春节”（立春日）为年始。

夏商周皆承继伏羲曆以立春日（春节）为岁之始，唯周人以年代岁，因而周人的“年“与夏人的”岁”略有差别。逸周书《周月解》：“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夏数得天，百王所同。”春秋经传中，屡见王公于“春，王正月”即位，是指夏历正月即位。即位始称元年，也可见一斑。

周曆以冬至为正月（子月）之始，并不以冬至所在月之朔日为月首。因冬至日的游离，或在月初，或在月中，或在月终。故铜铭中所称之月相，如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并不一定就在冬至日当月。

立春距冬至四十六日，则立春多在周曆之二月。立春后为下一年，则又有春正月，二月、三月。文献里以“越若来”文字以别。如召诰有“越若来三月”，《世俘解》有“越若来二月既死魄”，指的就是来年。铜铭中则没这么细分，如晋侯苏鈡连续出现了2个二月。这个“二月”就包含有立春日，立春之后的日干支则已为下一年。

只要理解了这些，晋侯苏钟的曆日是可以求而可得的，其正是在周宣王三十三年（前794年）。哲所见学者中，唯有陈久金先生最先留意到此年的曆日或与晋侯苏钟合。不过他对西周历法也还是缺乏认识。

他认为“该年年终有闰，若将闰月移至前一年，并以朔后一日为初一（以胐为初一），则有正月初一为庚戌，二月初一为己卯，六月初一为戊寅。由此可得苏钟所载有关日序为：正月既生霸戊午为初七，二月既望为二十三日，既死霸壬寅为二十二日，六月初吉戊寅为初一日，均较合于常情。”

事实上，根本无需像陈久金先生这样调整，晋侯苏钟的曆日与周宣王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之曆日是完全吻合的。当然前提是要拔掉铭文中误刻的干支钉子。断代工程也认为铭文二月干支有误，却取“癸卯”改为“辛卯”说。

晋侯苏编钟记有七个历日和五个纪时词语：“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三月方生霸，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

大小月不同，既生霸多在初十和十一。正月既生霸为戊午，则二月既望不可能在癸卯。既望多在十五、十六。戊午和葵卯相距四十六日，戊午和葵巳相距三十六日。以戊午为正月初十揆度，则最大的可能是“葵巳”被误刻为了“葵卯”。

是否正确，我们可以取紧随其后的二月既死霸壬寅来校真。既死霸在廿五日，与既望相距九日。葵巳与壬寅正是相距九日，证明二月既望确实应该是葵巳。铭中六月初吉戊寅在初二或初三，二月既望与之相距106天或107天。二月既望起于葵卯的不合，而起于葵巳的106天正是戊寅，与钟铭全和。

铭文曆日误刻的丁子既然已经拔除，我们可以通过日干支月相推算出每月的朔日干支，再以张培瑜先生的《中国先秦史历表》来对比查朔。张培瑜先生所制《史历表》，是以冬至日所在月为周曆正月，且以当月朔日为月首，这个与真正的周曆有些误差。据哲多年的考证，周人是以冬至日为岁首、正月月首的，且每月朔日并不一定在月首。

《张表》中：

宣王33年当公元前795年,这年历日是:冬至日己亥；冬至月乙酉、二月乙卯、三月甲申、四月甲寅、五月甲申、六月癸丑、七月癸未、八月壬子，九月壬午、十月辛亥、十一月庚辰、十二月庚戌。

宣王34年当公元前794年, 这年历日是:冬至日乙巳；冬至月己卯、二月己酉、三月戊寅、四月戊申、五月戊寅、六月丁未、七月丁丑、八月丁未、九月丙子、十月丙午、十一月乙亥、十二月甲辰、十三月甲戌。

晋侯苏编钟

晋侯苏编钟曆日正符合《张表》中的宣王三十四年。“正月既生霸戊午”，既生霸在初十、十一，则正月朔日干支为己酉或戊申。既望在十六或十七，既死霸在廿四或廿五。据曆日“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则可知二月朔日在戊寅或丁丑。“六月初吉戊寅”，初吉在初二、三日，则六月朔日或在戊寅或己卯。

比对张培瑜《史历表》，前794年1月11日，正是周宣王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既生霸戊午日（丙午年），宣王元年在甲戌，距丙午年正是三十三年。梳理了晋侯苏编钟曆日，我们会发现一个以前未能注意到的史实，就是周曆王年的划分是以春节（立春日）为界限的。古人的所谓三正，应该就是为了年终置闰的需要。文献中，周王多在“春，王正月”即位，也表明了其王年概念或与夏历年（农历干支年）的划分是一样的。

有关西周的历法资料，秦火之后，就已经失传了。但我们通过对晋侯苏钟曆日的再认识，可以归纳出西周曆法的细节和真实。像晋侯苏钟这种连续数月中都有月相铭、日干支等纪时词语的铜铭是非常稀少的。通过考证，可以确信无疑地说，月相定点说是不容质疑的。晋侯苏鈡的5个月相名已经限定了其所指年代的唯一性，只能在周宣王三十三年。

按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周宣王三十三年当是晋穆侯十七年。按照断代工程的说法，M8墓的主人就是晋献侯。然《史记.晋世家》载晋献侯名“籍”，而《世本》及三国时代的历史学家谯周皆称晋献侯籍为“苏”。

李学勤等专家考证后认为，苏，上古为心母，鱼部字。籍，上古从母，铎部字。心母和从母声相近，鱼部和铎部韵对转，二字相通。这一说法为大多数学者认可，但哲并不以为然。古文字中，音韵相近相似的多的是，这种所谓音韵对转可通的说法本身并不可靠。

其次，《晋世家》明确记载晋献侯名“籍”。不能认为《世本》的流布和谯周的训释就一定比司马迁的可靠。今《世本》属于辑本，其中晋献侯名苏的材料也是出自史记索隐本。《晋世家》载晋穆侯名费生，这个说法本身就比较可疑，古人多用单名，苏亦可能是晋穆侯名。本质上，谯周的训释和司马迁的史传，二者都算是孤立的材料，史料价值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籍”、“苏”二字可通的佐助，那么晋侯苏钟是否属于晋献侯的还得两说。

另外，北赵晋侯墓地八组大墓的年代顺序,虽然已由发掘的学者整理排定，正确与否还是值得重新审视的。邹衡先生就认为M8墓有可能是穆侯之墓，认为苏是穆侯之名，非献侯之名。夏含夷先生为了调和晋侯苏钟与晋献侯年代不符合的矛盾，提出了献侯和穆侯的世系被司马迁搞颠倒了的假说。认为献侯应该是在穆侯之后，而不是在穆侯之前。

夏含夷先生的假说没有太大的根据，且晋世家的世系顺序于《春秋》《左传》《国语》中，皆有相关的材料可以佐证，要说献侯才是晋文侯之父，这个说法没有可能性，故其说并不可取。哲还是倾向于苏乃穆侯之名，而非是《史记.晋世家》中名讳明确的献侯籍。

毛家小子天哲写于浙江金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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