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天哲：周文王生卒年考
周文王生卒年，历来是个学术难题。今人凡遇此问，学者多以生卒年不详为答。惟百度百科有写明，前１１５２年生，前１０５６卒；虽如此，然采用者不多，盖不可信也。
国学大师钱穆在其《孔子生年考》中，说过这么一段话：“至于详考确论，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他是对孔子生年存在差一年的历史聚讼公案，采取不屑精准考证的态度。意思是差一年无关大碍，“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重轻如毫发。”
当然，钱穆大师是出于对学者忽视先秦诸子考证的批评语。此说失于公允，也非学人应有态度。实际上他自己倒是汲汲于诸子史迹的考证，并辑文成集，是为《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只不过他采取的是粗略考证法，并不足取。钱穆先生的所谓“无所用”不过是其不可精考的托词罢了。
钱穆先生
孔子生年的确证，自然有实际的意义。如可确定孔子纪念日，理清孔子年寿问题，以及相关弟子如颜回等的年寿和孔子年龄差值等类似问题。正因为孔子生年不确定，导致现在确立的孔子诞生日其实是错误的。我们这么多年以公历９月２８日作为孔子的纪念日居然是错的，你让孔子在地下何以堪。
文武周王生卒年的确定比孔子生年的考证意义更是重大，可理清文王诸子的嫡庶之辨，确定武王生年、克商年代、在位年数以及困惑至今的西周断代、积年累算等问题，涵盖周初史实的方方面面，可谓是牵一发动全身，意义不言而喻。
研究历史，须臾离不开时间标尺。时不明则事不清。之所以文武周王、姜太公、周公旦、毛叔郑等周初人物的史实不清，究其原因，除了文献记载的缺失，更重要的还是缺少一个可资参照的年表。当然，现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找回了一个“失落的年表”，我们本可据以进行新的探索，只是工程年表结论并不正确，无法引用。
毛氏西周断代年表
所幸哲凭一己之力考证得出武王克商在公元前１０５０年４月１１日（夏历三月初一甲子日）及周成王去世在公元前１００８年５月１日（成王三十七年周正四月乙丑日）这两个关键节点时间，并考证制作了毛氏西周断代年表。这样一来，周初史实已然日渐清晰可辨，周文王的生卒年考证亦有了可能。
首先要声明的是，哲之考证皆以毛氏西周断代年表结论为基础，自成一个体系。此年表已经反复验证，自穆王以上已然确定无误，所以对文武周王生卒年的确定有极大的辅助作用。
关于文王和武王的年寿问题，这个历史记载本来就很乱。有关周文王的享年，古人传说多以为是９７岁，来源是《礼记文王世子第八》篇里的一个故事：“文王谓武王曰：‘汝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汝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
大戴礼记
另外，间接说到文王年龄的史料，是《大戴礼记》的“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据《诗经》和《尚书》正义转引），和《淮南子汜论训》里的“文王十五而生武王”。
大戴礼、小戴礼皆出自东汉人之手，材料的可信性不高。历史久远了就是传说，传说久远后就成了神话。传说即先民口传历史。虽然某些传说会失真，会夸大，但根底里还是会或多或少保留有某些真实史迹，需要吾辈去用心发现，仔细辨别。
古人说信史不如信传，信传不如信经。考证古史应以经传为是，辅以传说。如前述所言“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出自后人的误读，亦或是载籍所记有漏字，“十三、十五”皆指文王王年，而非文王年龄，哲在过去的文章中常常提及。
老子曰：“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故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周武王的生卒年，基本已清晰可辨。先理清武王生卒，对文王生卒年的考证不无裨益。
老子就是毛伯聃
哲曾作一小文考证认为，周武王崩年，在《逸周书作雒解》中有记。周武王去世那年，成王恰十二岁，时为丙申年十二月。并依据哲所拟定西周年表发现了商帝王日名乃葬年天干这一前人从未注意到的事实，推溯武王在位六年说成立。
商王纣庙号帝辛，纣之子王子祿父庙号武庚，应公鼎铭文记：珷帝日丁，这三者和哲之论断高度合榫并非偶然，且在毛氏年表中能各归其位，实证日名实取自葬年天干这一论断是成立的。
同时也表明今本《竹书》材料的可靠性还是相当高的。因为有更多的材料证明了该书百分之九十七的记述是正确的，至少在穆王之前的史料是正确的，限于篇幅不予展开讨论。
逸周书 书影
《逸周书度邑解》有云：“呜呼，旦惟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飞鸿满野。天不享于殷，乃今有成。”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亦有转述。周武王所说是指自己出生前某年到伐纣成功之时有６０年了。显然，灭纣时的周武王，还不到六十岁。结合武王在位六年说，则武王年寿不会超过６０岁是可以确定的。
南宋罗泌在《路史发挥》卷四、金履祥在《通鉴前编》卷六中都引《竹书纪年》说：“武王年五十四。”今本《竹书》也记为五十四岁。学界也基本认同这个说法。
以武王克商后六年崩，时在公元前１０４５年，夏历丙申年十二月始计，回溯五十四年，则武王生年当在公元前１０９８年，夏历葵卯年。据今本《竹书》以考，是年恰是西伯昌在位十五年，符合文王十五（年）生武王的史料传说。
吕氏春秋
那么，武王说的“夷羊在牧，飞鸿满野，天自幽不享于殷”指的是哪一年呢？哲以为，指的是文王时期发生的一次大地震。
据《呂氏春秋制樂篇》：「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此次地震来袭，“群臣皆恐”，何文王独安然焉？以文王至圣，焉不知此地震警示的对像并不是自己，而是天弃殷王的征象。“於是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饬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无几何，疾乃止。”知天命将归，阴交诸侯，遍施仁义，爵赏群臣，嗣谋而动，文王之智圣也。
文王立国八年正在帝乙三年，周武王所指的“惟天不享于殷”正是指此地震徵像。世人不明，唯文王、武王心知肚明的狠。武王在克商后对周公旦说的“惟天不享于殷”可能正指此事。而据今本《竹书》，文王立国八年至于武王克殷后第五年正是六十年，可见度邑篇是武王克殷后在位第四年事。
周公旦
武王病重时曾有让大弟周公旦、幼子冉季（毛叔郑）顺序承接大位的意思。《度邑解》中武王曰：＂汝维幼子，大有知。．．．．，汝（周公旦）、幼子（文王嫡幼子冉季，即毛叔郑）庚厥心，庶乃来班朕大环。＂而叔旦泣辞，全心辅助太子成王继位。
从传世典籍和后世出土铜铭的考证看，周武王母弟仅周公旦、康叔封、毛叔郑（冉季载）三人耳。冉季载为文王幼子，故武王说他“最近想到我们的家族成员中，唯有汝（叔旦）和幼子（冉季载），大有智慧。”认为王位传递兄弟相继是最好的选择。
商朝的帝位大多传给弟弟，最后由最年幼的弟弟再传给长兄的长子，或传给自己的儿子。武王自知命不久，亦知成王尚幼，不堪大任，则有心谋划社稷传于母弟叔旦、冉季，是符合殷商传位制度的。以往的学者论及周代部分诸侯中“弟继兄”现象，往往以为不合法。事实并非如此，母弟不仅是继宗之位的极佳人选，其子亦在候选之例。其他庶子则无此优先继位的权利。
以往，有关牧野大战之“十一年”（或十三年），是文王十一年，还是武王即位后改元的十一年，一直悬而未决。《逸周书·大匡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与《今本竹书》：”（武王）十二年辛卯，命监殷，遂狩于管”所记为同一件事，说明武王十二年就是文王十三祀。
故王国维所推定的，武王是在文王去世后四年克商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当然，武王克商前是否已经称王还需探讨，然继位“西伯”十二年后始克商应是无异议的。王国维先生的武王继位未改元说并不正确。
周文王和太姒立像
有关周文王的在位情况，《尚书·无逸》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吕氏春秋·制乐》说：“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已动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这是说执政时间长短的。两者相校，说法差一年。后一说与今本竹书合，哲以为是。文王立国有五十一年。
今本《纪年》载：“文丁十一年，王殺季歷。”文王当年嗣位，次年被周人视为文王元年。那么我们可以来排一下文王继位时的大致年龄。典籍载王季在位２６年，从古公亶父薨前孙子姬昌已经出生的记载看，则文王即位时，年龄下限至少在２７岁。以此为据，则文王的年龄下限至少是７８岁（１年古公，２６年季历，５１年文王，不考虑当年改元的情况）。
商王文丁杀了周族首领季历后，商周关系恶化是很自然的。季历子姬昌继位后，积极蓄聚兵力，准备为父报仇。《古本竹书纪年》说：“帝乙二年，周人征伐商朝。”
帝乙即位后，不仅要面对周人的复仇，也要对付位于商王朝东南的夷方、孟方、林方等部落叛乱。为避免东西两方同时受敌，也为修好因其父杀季历而紧张的商周间臣服关系，决定将有莘国的大姒嫁与姬昌，采用和亲的办法来缓和商周矛盾，稳定全局，也是情理之中的。
可见，大姒归周必不会在此征伐年之前。这样推算下来，文王娶太姒最早也要在３２岁以后。联系今本《竹书》所记，哲推定太姒嫁于文王在帝乙九年，即西伯昌十年。三年后生伯邑考，五年后生武王发，较为合理。是年文王已经三十九岁，所谓管蔡成霍皆太姒子的说法就说不通了。管蔡成霍应该是文王元妃周姜之子，太姒是以继妃为后，其子惟五个，即伯邑考，武王发，周公旦，康叔封，毛叔郑（即老儿子冉季载）。
《尚书无逸》说“文王受命惟中身”。此处受命当作何解，历来学者论说纷纭，莫衷一是。受命有三种解释，其一：即位；其二：受天命称王。其三，受商王命为西伯。哲以为，此受命指第三种。
今本竹书纪年载：帝辛元年己亥，王即位，居殷。命九侯、周侯、邘侯。其中周侯就是西伯昌，是年姬昌因娶太姒而与商国和解，受商王命而为周侯。
所为“中身”，盖指文王年寿的一半。哲所推论若无误，则帝辛元年文王受命当是年寿的一半之时。查帝辛元年距文王薨年有四十年，则文王年寿盖八十。传说姜太公八十遇文王，此或是文王八十遇姜太公的讹传。又古人说年龄多以虚岁计，则文王年寿实为七十九岁。
结合《礼记文王世子第八》所说“文王九十七乃终”，也或是文王七十九岁而终的传说衍误。就如文王多与武王三年寿龄的出处，亦可以在尚书金滕中找到一点端倪。
尚书序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正文：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以往学者多以此为武王在位二年依据，连司马迁也不例外。尤其《史记·封禅书》更明确指出：“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显然，司马迁认为武王“不豫”之年即其崩年，时在克商后二年。
然金滕篇记述了周公祈求代死之卜告仪式后，后还有“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休！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归，乃纳册于金滕之匮中。王翼日乃瘳。”瘳，病去也。说明武王病情有了好转，绝非当年去世。
从哲考证可知，武王克商后在位五年，则武王此次大病后还活了三年之久。当然，武王这次的病相当严重，连姜太公、召公都认为武王挺不过去了。可见文王授武王年齿三龄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可能就来源于武王大病后仍活过三年的史实。
事实上，《文王世子》篇文王武王年寿的神秘传说若改写下，就完全符合史实。试看哲如此改：“文王谓武王曰：‘汝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汝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八十，尔五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七十九乃终，武王五十三而终。”
谈及周初各人物的年寿问题，召公的长寿是有史可徵的。世以召公以长寿著称。春秋者减钟铭：“用祈眉寿繁釐于其皇祖考，若召公寿，若叁寿。”《说苑·贵德》、《风俗通义·六国》则以召公“寿百九十余乃卒”，其实“寿百”是联称，指接近百岁之意，故民间有“寿若召公”之称。若文王寿有九十七，则周之子弟缘何不大肆炫耀乎？
《庄子·盗跖》：“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左传·昭公三年》杜预《集解》：“三老谓上寿、中寿、下寿，皆八十以上。”《文选》卷二十李善《注》引《养生经》：“上寿百二十，中寿百年，下寿八十。”是谓三寿。可见文王年寿不低，但也不会太高寿，寿在七十九岁是合理的推定。
今本《竹书》：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此条仅仅记载了文王的去世年月，加之其他典籍概无可寻。故文王去世准确日子的考证比较困难，但也不是毫无办法。
《逸周书·世俘解》载：“戊辰，王遂禦，循追祀文王。时日王立政。”戊辰日的牧野“告捷礼”，其时值牧野之战后的第四天。纣王刚刚被灭，胜利大局虽定但遗患未除，纣之邪恶臣勇亦多有逃遁，敌焰未削，民心未定。此种形势下，武王在血迹未干的牧野战场上举行“战役告捷礼”，这仪式看来是迫切且必须的，哲推定此日或就是文王的去世日。
从《世俘解》篇记载可知，戊辰日这一天，武王驾驭着载有文王木主的“主车”，巡阅军队，祭祀文王，向文王神主及时秉告牧野之战的胜利。
又民国二十四年《获嘉县志》载：“周文王冢，在县东南六里张卜营。世传武王伐纣旋师，葬文王木主于此。……民国二十二年县长邹古愚立石冢下，题曰：周文王陵。”
综合文献所载，武王伐纣，车载有文王木主。伐纣取胜后，武王“祈于社”，即在殷都举行了社祭（祭祀土地神），而后率天下诸侯，退至牧野，“设奠于牧室”，“以告行主也”。这里所言的“行主”，即“迁主”，也即随军出征的文王之“木主”。礼仪毕，武王将“文王木主”葬在今获嘉县大张卜村。
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写道：“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之。太公曰：‘此义人者。’扶而去之。”
可见，周武王在戊辰日祭葬文王木主应该确有其事，选择该日也是有特殊意义的。结合天文历日表，戊辰日这天是公元前１０５０年４月１５日（夏历三月初五日），且在当年清明节前一日。故哲推定此日就是文王去世日。
或有人还希望我考证出文王出生具体日子，哲则力所不逮也。唯民间多传说文王是农历九月十五日生，或可备一说。
综上所论，哲推周文王生年在公元前１１４１年，夏历辛酉年九月十五日。薨于公元前１０６２年，即帝辛４１年春三月，时在夏历己卯年三月初五日。所作愚见，仅供文王子孙参考。
毛家小子哲写于浙江金华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四日稿
来源：騰訊空間 作者：毛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