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投意合的郑贵妃面前，万历才感到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
郑氏，生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明神宗朱翊钧之皇贵妃。大兴（今北京大兴）人，父郑承宪。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八月，朝廷下诏选美备嫔妃。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二月，册郑氏为淑嫔。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八月，晋德妃。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十一月乙巳日，郑德妃生皇次女（云和公主朱轩姝）。
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正月五日，贵妃郑氏生皇三子（福王朱常洵，追尊恭宗）。三月，进封皇贵妃。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九月乙未日午时，郑皇贵妃生皇四子（沅怀王朱常治）。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三月庚辰日，郑皇贵妃生皇七女（寿宁公主朱轩媁）。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神宗崩，遗命封郑皇贵妃为皇后，以大臣反对乃止。
郑贵妃能赢得万历皇帝的欢心，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更多的是由于她的聪明机警，通晓诗文等才华。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绝不可能如此历久不衰。
郑妃透彻地看清了作为一个异性伴侣，所能起到的作用，应该怎样以自己的青春热情去填补皇帝精神上的寂寞。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唯独郑妃是那样天真烂漫、无所顾忌。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同时又能聆听皇帝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
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在精神上，她不把自己看成姬妾，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她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皇帝说话时低首弯腰，一副奴才相，反而公然抱住皇帝摸他的脑袋。这种“大不敬”的“野蛮”行为，除她之外，是无人敢做的。也正是她表现的不同，万历皇帝才把她引为知己，更加宠爱，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嫔升为德妃再升为贵妃。
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由于万历皇帝对王恭妃和郑贵妃的待遇不同，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揭开了帷幕。
还在朱常洵出生以前，首辅申时行就曾建议万历早立太子。但万历皇帝不愿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生的儿子立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便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朱常洛五岁时，王恭妃还未受封，而朱常洵刚刚出生，郑贵妃即被封为皇贵妃，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们，怀疑万历皇帝要废长立幼。他们不愿因对此事让步而被记入史册，让后世觉得朝中无忠君爱国之人。
就在册封郑贵妃的当天，户科给事姜应麟即上疏，给正热血沸腾的万历心中泼了一瓢冷水。姜应麟在疏中用的言辞极为尖锐沉重，他无非是希望万历皇帝能收回成命，名义上说先封王恭妃，而实际则是要万历封皇长子为太子。结果，使得姜应麟及后来为姜说情的吏部员外郎沈、刑部主事孙如法一并获罪。
接着，又有南北两京数十人上疏申救，万历对此虽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但心中却极其恼火。近四百年年后，明史研究学者黄仁宇先生在论述万历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政见时，曾有过独特的见地：万历皇帝对于自己的“私生活”被人干预感到难以忍受，他觉得这如同把金银首饰、玉器古玩赏赐给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别人无权干涉。而此时的臣僚对万历皇帝越来越“出格”的作为，同样感到困惑：你贵为天子，怎好如常人那样感情用事、为所欲为呢？像历朝大臣一样，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身上，而最要紧的就是那个“好皇帝”是他们辅佐之人。这样，他们获得赏赐时，不管是官阶或者财物，都会随着皇帝的声望而提高欣赏之物的价值。
张居正改革社会的试验和培养皇帝的努力，虽然以身败名裂而告终，但大臣中仍不乏继续奋斗者，他们尤其不愿看到万历皇帝被一个女人“勾引”而误国误民。
自从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引起群臣几乎一致的反对以来，万历对临朝听政十分厌恶。这时候，慈圣太后已经在慈宁宫中安度晚年，五更时分不再到万历住所呼喊“帝起”，并携之登辇上朝了，张居正已死，冯保被贬，那位被称为“和事佬”的当权者首辅申时行，抱着万历有朝一日自会觉悟的幻想，对皇帝一再迁就。
这样，万历皇帝在那些国色天香、销魂荡魄的六宫佳丽与板着面孔吹毛求疵的大臣之间，选择了前者。只有置身其中，他才能感到片刻宁静与欢乐。尤其是在那位体态娇柔、情投意合的郑贵妃面前，他才感到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
既然大臣敢放胆抨击万历隐私，那么皇帝身边的宦官也就不再为向外廷传递一些秘闻，而感到忐忑不安。万历皇帝日常生活放纵的消息不断传出，加上皇帝不时以“头眩”为由，不举行早朝，那些虎视眈眈纠偏的大臣又发起新的一轮“攻击”。
万历皇帝被激怒了，上疏干涉皇帝“私生活”的礼部尚书洪乃春被拖到午门外廷杖六十，然后削职为民，以致最后愤郁而死。
这以后，廷杖几乎成了万历皇帝对付那些对他和郑贵妃之间的关系敢于置喙的大臣们最主要的手段了。
就像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大臣们被杖之后，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并且名垂“竹帛”。死是人人都惧怕的，但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为此而冒险的也就大有人在。万历皇帝在这些前仆后继的劝谏者面前，到底还是筋疲力尽了，他头脑中自当皇帝始，就存在着的那点儿幻想也随之破灭。
母亲和张居正赋予了他满腹经纶、道德伦理、为君准则、三纲五常，似乎一切都已具备，但就是没有赋予他坚强的意志和自信，而这一点，恰是一个人最应该具备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他才失去了祖宗们那样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
表面看来，他是因为郑妃而万念俱灰，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而实际上，他的灰心是因为他无力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机器造成的。贪财好色并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来世，只是他消极对抗的手段，既然这个帝国机器造就了这样一个皇帝，那么，历史也只能让他沿着这个轨道走下去了。
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下，万历无可奈何地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郑贵妃听到万历要立常洛为太子的消息，虽然感到大势已去，但她还是要作最后一搏。
早在几年前，万历皇帝为讨郑贵妃的欢心，曾许愿将来封朱常洵为太子。郑贵妃施展聪明，让皇帝写下手谕，珍重地装在锦匣里，放在自己宫中的梁上，作为日后凭据。可是，当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锦匣时，不禁大吃一惊：一纸手谕让衣鱼（蠹虫）咬得残破不堪，“常洵”两字也进了衣鱼腹中！迷信的皇帝长叹一声：“此乃天意也。”终于不顾郑贵妃的泪眼，而把朱常洛封为“太子”，常洵封为“福王”，封地洛阳。
至此，前后争吵达十五年，使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让万历皇帝身心交瘁，也让郑贵妃悒郁不乐，并使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但事情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