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为何总打败仗——除了先天不足，宋军还一直在“以寡敌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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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盛唐到北宋不过300多年，可是二者在国力、形象以及对外战绩方面几乎有着天壤之别。每每读史至此，都会觉得莫名其妙——物种演化尚需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年，何故同一种族过了几百年就从令四夷仰视的天选之民变成了人见人欺的弱鸡？
让我们看看下面两段史料中截然不同的记载——前一个说的唐朝的贞观盛世：
“……传三百载之唐柞哉，太宗在位朝有贤良之宰辅，内有长孙之贤后，致治之美庶乎？成康秦汉以来皆莫及也。实天之时，四夷入仕及朝贡者数百人，皆痛哭剪发势面割耳流血洒地，非有得于华夷之心而能然乎。史臣曰：秦汉以来功德兼隆一人而已。”（《雪航肤见·卷六》明·赵弼）”
后一个说的是面对契丹人敲诈勒索，北宋君臣的和战之议：
“熙宁中，张（方平）文定公以宣徽使与召，众谓天子修贡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战胜也。公独曰：'陛下谓宋与契丹凡几战，胜负几何，两府八公皆莫知也。’神宗以问公，公曰：'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陛下视和与战，孰便？’上善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九·熙宁八年》）
张方平固然是在胡扯，但北宋君臣畏敌如虎之态已经显露无疑。
盛唐的金戈铁马与两宋的畏敌如虎简直让人恍如隔世
其实只要细细品读一下那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并非是汉人突然间就从骁勇善战变得弱不禁风，也不是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就比突厥人、吐谷浑人、高句丽人更加强大。一切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唐宋两朝不同的国策，而罪魁祸首则一定是两宋的赵家皇帝。
自晚唐以来的军权旁落、藩镇割据使得宋朝的统治者对于军权和武将极其敏感和防范。
如今一提起“藩镇”就让人想到军阀、割据、内战等负面的联想，其实并非如此。藩镇又称方镇，是从唐玄宗起设立的制度。唐朝设置军镇是为了保卫自身安全——东南藩镇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边疆藩镇用于对外作战，中原藩镇则具有镇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作用。事实上，在唐朝中后期的大部分时期里，藩镇割据只是极个别的现象，绝大部分藩镇都能遵守中央政府的命令：
“自用兵以来，河北三镇每遣使者至京师，李德裕常面谕之曰：'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唐纪第六十四》）
因此，唐朝中央与藩镇的关系非常复杂，这才有“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日知录·卷九》）的说法，但藩镇制度确实维系了国势中衰的大唐王朝又相对稳定的延续国祚100多年。
唐亡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仅归罪于藩镇是不合适的
而藩镇的失控和大规模的割据是发生在黄巢起义之后。任何一个王朝末年，均是国家混乱不堪、权力四分五裂，唯有手握军权者才能逐鹿问鼎，这其实并不奇怪。可问题在于此后藩镇割据一发不可收拾，凡身为藩镇者不篡个位、建个国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遂有五代十国的大乱局。而宋太宗赵匡胤也正是由藩镇而掌大权，最终黄袍加身建国称帝的。
老赵虽自命天子，但也是个凡人，自然没有前后眼、不知身后事，所以可想而知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里，他是多么的惶恐不安——也许就在第二天清晨一睁眼，就会看到某位昨日还对着大庆殿上的那张宝座恭敬朝拜的臣子，今天就身披黄袍，带着甲兵、手持刀枪出现在他的面前——于是老赵的大宋朝就成了五代十国之后的“第六代”，赵氏子孙也将统统死无葬身之地。
赵匡胤也是由藩镇而称帝，所以对于军权异常敏感
这样的一幕在过去的百年间毫不稀奇，几乎每过几年就要重演一出，他老赵凭什么能成为例外？
大宋朝之所以没让五代十国成为“六代十国”，就在于赵匡胤是个聪明人。在他之前的皇帝几乎都是企图采取暴力的手段解决军权问题，结果无一例外的惨遭失败。而老赵充分吸取了前辈同行的教训，改用了聪明的法子，那就是一杯酒。
不管怎么说，老赵还是个厚道人，能用一杯酒解决的问题，就没有用刀枪
无论后人对“杯酒释兵权”的评价如何两极，但毫无疑问的是，老赵的办法手段最高明、成本最低廉、效果也是最好的——两宋300年什么幺蛾子都闹过，更是被外族欺负成狗，唯独没出现过统治阶层内部的叛乱、政变，武将闹事的更是连影子都找不着。
在古代王朝，对于统治者来说保证“家天下”代代相传、不落外人之手才是头等大事，至于开疆拓土、威慑四夷、治国安民、流芳百世等等在今天看来顶顶重要的事情，都是他们在解决了“头等大事”之后才会考虑的问题。若是二者冲突，当然毫无疑问的要以前者为重，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夏桀殷纣、汉成隋炀都一般无二，均是一路货色。
对任何一位皇帝来说，保住自家的地位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事都要往后排
光收回兵权赵匡胤还是不放心，他还得给手下的高级将领们找点事干，省得他们闲极无聊又琢磨造反：
“帝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续资治通鉴·卷二·宋纪二》清·毕沅）
土地兼并是历朝历代亡国之源，所以但凡有点作为的皇帝无不把抑制兼并、防范世家豪族做大当作基本国策。唯独两宋成为奇葩一朵——不但不限制土地买卖兼并，而且默默鼓励高官贵族买田置业、投资工商，结果把老百姓欺负惨了，各种规模的民变层出不穷——其实都是老赵的“祖训”搞的鬼。
所以在两宋只要成为高级将领，国家就将其当成猪养起来——正经事当然不能干，因为皇帝会不高兴，文官会化身疯狗往死里咬，基本跟找死没什么区别；至于不正经的事可以随便干，贪赃枉法、骄奢淫逸是武将的特权（相反不正经的事文官就不能沾边，否则会死得跟武将干正经事一样惨），清廉自守、只知忠义的武将反成了异类和居心叵测者，为主流舆论所不容。
而且朝廷还生怕武将没有经商理财的头脑、手里的钱不够花，给他们开出的俸禄比地位高高在上的文官还高出一大截（见下图）。
所谓“千里为官只为财”，让我们设身处地的替宋朝的武将们想一想——不贪财不怕死、尽忠职守、奋勇杀敌的就算不被自己人弄死也会受到打压猜忌，至少是永无出头之日；而吃空饷喝兵血、不干正事混吃等死反而会得到鼓励、提拔和重用。要是换成我们，我们该怎么选？为这样的朝廷抛头颅、洒热血，值得吗？
所以类似“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的言论虽然是胡说八道，但要是真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北宋的兵制根本就不是为打胜仗而设。
中国古代的兵制一直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发展进步而变化。从最早商周时期的征兵制，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兵农合一”，三国时期出现了“世兵制”并发展成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再到中晚唐开始施行“募兵制”——促使其发展变化最主要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打仗、打胜仗。
在古代的现实技术条件下，个人认为府兵制是最合理的兵制，但维持成本也是最高的
这种趋势到了宋朝却发生了变化，两宋、尤其是北宋的兵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御内甚于防外。简单说就是着力强调将军权集中在皇帝手中，而凡是跟军权沾边的臣子，必须“各有分守”、“上下相维”，即便把军事体制搞得乱七八糟、没法打仗，也“不得专制”：
“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维持军政，万世不易之法。”（《宋史·卷一百六十二·志第一百一十五》）
“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年无兵变也。”（《钦定四库全书·范太史集·卷二十六》宋·范祖禹）
两宋的官制、兵制、财制、法制等都异常复杂，目的都是为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1、军事领导制度——专为让武将不能好好打仗而设。
北宋的皇帝大都很听话，祖训说不许杀士大夫他们还真就没怎么杀（似乎只有宋钦宗破了例）；祖训说要抓紧枪杆子，他们便把“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四·别集类三·香溪集·卷八》）当成警世恒言，始终坚持毫不动摇。
所以北宋军队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实行以枢密院掌管军政军令（调兵权），三衙分统马步军（统兵权），战时临时委任“率臣”指挥作战（战时指挥权）的军事领导制度。
狄青是北宋唯一担任过枢密副使的武将，所以被文官们整得很惨
枢密院是北宋的最高军政机关，与中书省并称东、西二府。长官为知枢密院事，与中书省的同平章事合称“宰执”。枢密院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战略决策，调遣军队，但理论上涉及不到军队的人事及赏罚等，所以无法掌握军队。枢密院的长官、包括副职在内通常只能由文臣担任——北宋武将中唯一的异类狄青曾担任过枢密副使，结果被红了眼的文官发了疯似的一通狠咬，最后郁郁而终：
“青在枢密四年，每出，士卒辄指目以相矜夸。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请出青于外以保全之，不报。嘉祐中，京师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国寺，行止殿上，人情颇疑，乃罢青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明年二月，疽发髭，卒。帝发哀，赠中书令，谥武襄。”（《宋史·卷二百九十·列传第四十九》）
“三衙”是京师禁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其全名是殿前都指挥使司（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步军司）。三衙的最高长官倒是由武将担任，简称殿帅、马帅和步帅，合称“三帅”。三衙负责全国军队的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
三衙的武将们要是像图中这般干活，北宋的皇帝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在北宋分置军权的逻辑之下，三衙理所当然的互不统属（暗地里互相拆台就更理想了），只听命于皇帝（当然文官他们也不敢惹，甚至是更不敢惹）。北宋的武将当上三衙的长官之后，除非调职基本出不了京师，即便是出兵打仗的时候，也从来不用他们领兵（哪怕“三帅”理论上是全国最有资格也最能打仗的将领），而是由皇帝临时任命其他官员（通常是文官，甚至是宦官）为“率臣”率军出征。等仗打完了之后，甭管文官还是宦官都须立即回归本职，出征兵马则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三衙）。
胆敢违抗或是拖延者——亲，十二道金牌了解一下？
两宋不杀士大夫，可没说不杀武将
凡事必有利弊。北宋的这种军事领导制度对于防范藩镇割据导致内乱战祸，保障政权稳定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兵权分散，使得北宋的兵事经常出现事事有人管偏偏人人不负责，由不专业的人专干专业的事，以及因为文武之别、党同伐异等原因相互掣肘拆台等不可克服的弊端。再加上北宋的皇帝大都喜欢不懂装懂，临阵瞎掺和、乱指挥是常有的事，主帅被迫拿着皇帝事先钦定的“阵图”上战场、气得直吐血的事例都不止一出两出……这还能有个好？
北宋的武将被各种无形的绳索缚住了手足，想打胜仗真是千难万难
会打仗的要么不用，要么束手束脚，要么非得听不会打仗的瞎指挥——北宋在军事体制上的先天不足，使得其在对外战争中（国初那段勉强可以除外），即便拥有狄青、郭逵、宗泽这样的名将还是没完没了的打败仗，而且我想即使换上韩信、白起也是白搭。
2、军队的编制——架子铺得老大，至于能不能打仗，谁在乎？
北宋的军队按照编制分为四类，即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其中前两者算是常备的正规军，后两者则是非常备军（虽然经常比常备军还能打），没有编制，时兴时废，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本文中暂且不提。北宋军队的招募、廪给、训练、屯戍与选补，均由枢密院掌管。
禁军名义上是天子亲兵，性质上属于中央军，与汉之南北军和唐之十六卫类似。按照北宋军制“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宗旨，禁军是诸军中（理论上）唯一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能得到充足补给的军队，也是唯一有能力外出征战的军队。
我们在影视中看到的宋朝军队应该都是禁军，相对来说尚堪一战
禁军又可分为三种：一种是扈从皇帝的禁军，身份最为清贵（通常为世袭），号称班直（皆统于殿前司）；一种是平时驻守京师，有事则外出征伐；最后一种就是京师因财政和漕运等方面的困难养不起、只好撵到地方去驻扎的禁军，这就是就粮军。
其中就粮军的变化其实就是北宋禁军腐化堕落的一个体现。宋太祖老赵为了杜绝前朝藩镇割据的弊政，将天下能打仗的兵一股脑的收编为禁军，然后全部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列营京畿）。不过再怎么强调“强干弱枝”，边境上也不能弱到只靠一些老弱病残把守，于是他只好把一部分禁军调驻到若干军事要地以为戍守。可是这样一来老赵又担心出现新的藩镇，所以又制定了“更戍”制度——在外戍守的禁军每隔一到两年，就得跟京师的兄弟部队换防一次。这样一来使得边将不专其兵，兵不习其将，以防边将在地方坐大形成新的藩镇（与唐朝的“番上”制度相比，番上是由外而内，更戍是由内而外，其中的意味和差别真是令人感慨万千）。这些在地方戍守的禁军，因为粮饷就地征发，所以被称为就粮军。
唐军的番上是单纯的军事调动，宋军的就粮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政治与财政作出的妥协
由此可见，就粮军一开始并非是朝廷养不起才撵到地方去的，这种状况是出现在真宗朝之后。原因首先是禁军数量的膨胀：宋太祖开宝年间仅有马步军19.3万，到了宋太宗至道年间增长到了35.8万，仁宗庆历年间竟然达到了82.6万，增长了4.3倍。
其次是北宋朝廷为了防止武人作乱，不仅把高级将领当猪养，而且高薪养兵——当兵不但享受安家费（大概10贯左右）、宿舍和家属随军待遇，还有月俸、料钱、月粮、衣绵等收入，一名中等禁军的年收入能达到40贯到50贯左右（当然这是理论上的收入，军饷和福利被长官贪墨、折换或是拖延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更司空见惯的是宋军闹饷，甚至因此哗变也不稀奇——不过朝廷的军费基本都是如数拨发的）。如此一来朝廷财政收入中的七成以上都被军费吞没，根本承担不起，只能让地方分担。
林冲的“八十万禁军教头”可不是白叫的，而且名义上的禁军何止80万？
此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更戍制的败坏——想把那些在京师的养尊处优的禁军大爷撵到边关去吃土喝灰简直比登天还难，更别提还要冒着随时开战丢小命的风险，所以每到更戍轮换各种大兵闹事事件便层出不穷。另外北宋沿袭五代恶俗，军队开拔调动、承担作战任务以及在战后叙功都必须发下大笔的犒赏，否则兵卒都可以理直气壮的抗命、闹事甚至哗变，最起码也是士气不振（比如宋太宗平北汉之后突发奇想打算趁势拿下幽州，结果久战之后的宋军本就疲惫，老赵匆忙之间也没准备好征辽之战的犒赏，结果军无士气，成为后来高粱河之役的主要败因之一）。财政困难的朝廷经常拿不出这笔钱，而且北宋军队更戍家属可是随军行动的，更戍1万兵就意味着至少2、3万军属随行，朝廷就更加负担不起了。
两宋的随军家眷一直是个让上至皇帝下至将领都非常头疼的问题
唐朝时在各地设方镇，最终形成了狂野的军阀、嗜血的军卒，最终颠覆了唐朝以及随后的将近20个政权；北宋也在各地设就粮军，后来其实与方镇无异。可是除了随时要跟党项人打生打死的西军之外，剩下的将军也没有成为军阀，反而成了热衷于吃空饷喝兵血，甚至是役使兵卒打理自家生意的、两眼都是孔方兄的商人富豪，而兵卒们除了被长官压迫以外，就剩下了混吃混喝、欺压百姓的本事。至于打仗？刀枪弓矢可能都卖掉换酒喝了，还打什么打？
这种巨大的差异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来解释是不合适的，只能用“一朝皇帝养一朝兵”来形容了。
无语……
不过皇帝和朝廷才不关心这些破事。党项人那有西军顶着，契丹人那有岁币顶着——既然外患无忧，那么其他军队只要不闹事、不额外要钱，那就万事大吉，阿弥陀佛了。
至于厢军，理论上是北宋的地方军，实际上主要来源于“募民为兵”，而募民为兵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防止老百姓造反：
“自国初以来，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乘岁凶募饥民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是以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制以队伍，束以法令，帖帖不敢出绳墨，平居食俸廪，养妻子，备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战斗，弱者给漕挽，则向之天下失职犷悍之徒，今为良民之卫矣。廪给之制，总内外厢、禁诸军且百万，言国费最钜者宜无出此。虽然，古者寓兵於民，民既出常赋，有事复裹粮而为兵，后世兵农分，常赋之外，山泽关市之利，悉以养兵。然有警则以素所养者捍之，民晏然无预征役也。”（《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二·兵考四》）
也就是说，每当因为失地或是天灾等原因出现流民，那么迎接他们的不是官府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而是募兵官——将流民中最为危险的青壮招募为兵。强壮的充入禁军当炮灰，孱弱的补入厢军做杂役，同时将其妻子等亲属也养在军营，要是当了兵还想反，难道不要老婆孩子的命了？
北宋养兵最多时达到140余万，就是这么来的。而两宋始终解决不了的冗员、冗兵、冗费这“三冗”问题，也是这么来的。而由此引起的财政危机，再通过搜刮百姓解决，然后再募民为兵……
简直就是个永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两宋之富古今无匹，但实际上政府财政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不过这样一来的好处就是宋朝的黄巢、李自成们纷纷成了大宋的官兵，混得好的还能吃饱喝足，运气好的还能当官，谁还闲得蛋疼去造反？真正造反的，要么地处犄角旮旯，要么没什么规模，以至于招兵的都懒得去，这才反得起来。
所以在宋朝造反的虽然不少，但能掀起波澜的却不多，造成的影响更小。除了因为一部《水浒传》而驰名遐迩的宋江、方腊，后世的许多人甚至以为宋朝内部一直挺太平呢。
北宋初期对禁军的训练还算重视，规定月俸500钱以上的禁军全天演练武技，月俸300钱以下的一边训练一边服杂役。但是到宋仁宗以后，由于招募太滥，拣选沦为形式，当官的成天想着捞钱，当兵的被压榨的连生活都难以保障，于是禁军的战斗力急剧下降，在与西夏进行的战争中屡屡败北。
这样的兵，本来也没人指望他们能打胜仗吧？
北宋军队吃空饷、喝兵血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以至于对外作战几乎都在“以寡敌众”。
北宋的皇帝和文官集团，对于自己的军队、尤其是武将基本上是抱着一种“花钱买平安”的奇葩心态——即只要这群武夫不造反、不闹事，那么钱财啊、地位啊（当然都是虚衔）、封妻荫子啊什么的统统都要给足——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统统不是问题。至于贪污腐化什么的就更是小事情了，只要别太过分他们大都睁一眼闭一眼，有时甚至还会在背地里鼓励他们这么做。
我怀疑这句广告词是某公司从北宋皇帝那里剽窃来的……
所以武将们买地、经商、修宅子、广纳姬妾歌姬成风，甚至将手下的兵卒当成免费的劳力为自己敛财。而一些持身甚正的名将（比如郭逵、种师道、折克行等）也不得不经商、吃空饷，既能消除朝廷和同僚的猜忌，又能积蓄钱财犒赏士兵以提升士气，维持自己部队的战斗力。
而军中诸多恶习里边对于战斗力伤害最大的就是吃空饷。
从真宗朝开始，北宋军队中就开始出现士兵死亡不注销、逃亡不下编制的吃空饷现象，到了仁宗朝以后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
皇祐间，马军以四百、步军以五百人为一营。承平既久，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一二百。（《宋史·卷一百九十四·志一百四十七》）
实际兵额不足编制名册上的一半，但仍然足额领取军饷，钱都跑到哪儿去了，大家心知肚明。
政治经济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北宋的经济问题就导致了政治的崩溃
北宋军队吃空饷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综合各种史料的不同说法，当时禁军中最精锐的西军，带兵将领用来压箱底或者说保命的“选锋”员额能达到编制的八成以上，一线作战部队大概能达到编制的七成左右；长期与辽军对峙，但长达百年未经大规模战事的河北禁军以及驻扎在京师的禁军员额只有编制的一半上下；中原其他地区和江南一带能有编制的三成就不错了；岭南等长期无战事又不怎么重要的地区，会喘气的士兵能占到名册上数量的一两成，带兵将领都算有良心的，而只存在于枢密院的兵籍当中、在当地连个鬼影子都找不到的部队也不是没有过……
幽灵部队没什么稀罕的，这玩意北宋有的是……
所以每每看到宋军与党项人、契丹人或是女真人大战，从字面上看宋军往往在兵力上占优或持平。但是按照上文的比例打完折扣之后，就会发现宋军的所谓兵力优势全然不见了踪影，大多数情况下是在以少战多不说，甚至经常要面对兵力众寡悬殊的窘迫局面。
宋军本来就是在兵种、机动性以及训练程度、兵员素质上与诸多外敌有着难以弥补的差距，最后落得个连兵力优势都无法保证，这仗还怎么打？
在北宋末年这一状况更加恶化。比如宋金达成海上之盟、童贯率军伐辽时，号称大军10万，实际兵力可能也就3万出头，这还是把西军和河北军精锐抽调一空之后的结果。到了靖康之变时，北宋号称拥有80万禁军、仅开封名义上就有驻军20万，但实际上根本无兵可用：
“河北将兵，十无二三，往往多住招阙额，以其封桩为上供之用。陕右诸路兵亦无几，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人。”（《宋史·卷一百八十七·志一百四十》）
连最精锐的西军也只能搜刮出1.5万人勤王——面对6万南下的女真人，开封守军的总兵力才不到8万，其中具有一定战斗力的禁军只有3万左右，再加上投降派的各种捣乱，北宋也该亡了。
靖康之变就是北宋“以寡敌众”的典型战例
当时的女真人还在嘲笑宋人：
“闻南朝有兵八十万，今在何处，今何不迎敌？”（《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六》宋·徐梦莘）
女真人还是没见识，殊不知大宋朝当然有兵不止80万——只不过绝大多数都驻扎在大宋枢密院的架阁库里边。而且他们存在的唯一的意义不是打仗，而是为了领军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