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 新世相live 的第 22 期 -
Sayings：
他们求学，工作的过程中遇到的，也是中国大多数年轻人的困惑——毕业后是应该老老实实打工，还是应该孤注一掷的创业？新世相live 第 22 期，我们邀请到的是黄灯老师和她的好朋友贾樟柯导演，他们结合各自的电影语境和书中人物，做了一场关于二本学生的对谈——
在这场对谈中，他们各自聊了自己的电影和新书，也聊了一些和当下年轻人息息相关的话题——
年轻人的精神世界是如何被塑造的？
教育如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去往大城市的小镇青年如何处理和故乡之间的关系？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自我定义中的种种标签？
……
都是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困惑。
下面是他们具体的谈话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新的思考。
主持人：黄灯老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决定写《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的？黄灯：我对二本学生群体的关注，始自 2005 年进入广东F学院开始。让我将目光转向学生的契机，来自 2006 年 5 月 17 号一次课堂的经历。那天上课，一个女孩给我交了一篇作文《风》，里面提到了她的家庭情况，兄妹特别多，父母收入低，但因为父母还不到 45 岁，按照政策不能获得助学贷款。在此以前，我从来没想到一个比我小十几岁的孩子，竟然还在为生存发愁。在我以前的理解中，当大学老师，主要就是写论文、做课题，按部就班地评职称，完成学校要求的教学任务，和学生的关系则停留在上完课就走人的想象中，但那次学生的作文对我触动特别大。从此以后，我调整了自己的视角，改变了很多认识，也逐步意识到，把眼光放在学生身上，是从教工作中特别值得的事情。可以说，《我的二本学生》就是由学生推动而成的一本书，不像有些人说的“二本学生”是一个好的IP，它就是我的日常生活记录，就是我和学生交流的一个见证，它不是写出来的，是自然而然流出来的。书里的学生在这样一个年龄、这样的家庭出身背景，接受这样的教育，也借由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生活的机遇可能性究竟能呈现给他们多少，都是客观存在值得我们讨论的。读这本书，对于我们有小城市、小乡村生活经验的人来说是非常矛盾的。这个矛盾在于不管二本还是三本，还是一本，教育毕竟是目前诸多机制里相对公平的机制；但同时又有一些别的问题，如对人想象力、价值观的影响，还有一种很神秘的过往的一种出身血统论。对于山西汾阳长大的孩子，我的心情特别矛盾、复杂，这绝对是应该关注关心、也不能轻易下结论的一件事情。黄老师的《我的二本学生》开篇立意很广阔，不单是从教育入手，也从城市的发展、城市的扩张入手，写了广东郊区大学城那块地价的改变，人们居住环境和形式的变迁。全国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广东是经济发达省份了，黄灯发现了依然存在那样的贫穷。她笔下以她的学校为背景扩展出来的二本学生的群体，就是一个全国性问题，不但广东有，山西也有。作为田野调查，她是带有对珠三角的观察来做的。实际上这个书里讲到了几个经济的快速发展期，2008 年之后有六七年是两个跨度期。一个是高校扩张带来教育的产业化，教育的产业化里面的格式化、模式化更加的冰冷，更加的机械。再一个经济总量的攀升，它把个人的塑造，带有温度的关于人才的培养，变成了一个大的工业机制。它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在《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里面得到了细节性的呈现。这个书有学者的视野，对宏观的经济、宏观的城市发展、教育的整个现状进行了综合的观察，所以我觉得这个书读下来很具有当代性。当下我们正在发展的精神世界，塑造年轻人这样重要的未来群体的精神世界，是怎么被塑造改变的，通过这本书我们能够有所触及，有所感染。黄灯：确实，写二本学生并不意味着我只关注二本学生，他们背后有一个广阔的中国青年群体，甚至全球化时代其他地方的青年身影。二本学生不过是我进入写作和思考的一个基点，同样，广东对我来说也只是我观测的一个点。我写作必须有一个抓手，我的学生和我所在的学校，包括我所在的城市就是我的抓手。当然，中国年轻人群体特别复杂，地区差异也很大，整个社会变动又充满了偶然性的，我确实没有办法通过有限的个案，得出一个明晰的结论。
主持人：两位是如何看待教育在一个人一生中的作用的？黄灯：在我理解中，教育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事情，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教育更值得付出和投入。在教学过程中，我有时仅仅付出一点点，但学生却能神奇地获得较大的改变，学生改变了命运，背后有可能勾连起一个家庭，而家庭的改变，又会暗中作用到几代人。教育就像催化剂，在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好的教育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我始终认为，人一辈子大多只有几十年，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少做些无聊的事情浪费时间和精力，我既然当了老师，并喜欢这份职业，有些理念就没有停留在想法上，也是这么做的。《我的二本学生》写到了一个学生考研的故事，这个学生很罕见地一毕业就决定考研，家里供了三四年后最后考上了。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说明大学这几年是非常重要的调整期。大学毕竟有一个选择的余地，和空间，类似于一个保护。当你在大学里面，对你未来职业的规划、或者即将从事的工作，不是很满意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是马上进入很严酷的社会竞选机制里面，去做一份你不喜欢的工作；还是在大学里面通过再一次的教育，再来三年，通过考研，用时间换取空间？很多时候大学教育是给我们一些没有太多人生经验的人，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这对重新理解自己，重新选择要做什么，认定自己的一个清晰的人生目标是至关重要。以前我就有同学不肯毕业，一直读书。不肯毕业有两种：一种读书很顺手，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后，整个人生命的进步、生命的改变都靠读书来改变。还有一种就是不停地在感受自我，究竟我应该做什么？重新选择成本最低的就是考学，试错成本最低的也是考学，从这个角度来说，读书确实给大家提供了再次选择的机遇。第一次高考是一个惯性，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特别是贫寒家庭出来的孩子，都要通过它改变命运。我是70年代出生，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鲤鱼跳龙门，考不上大学就是农民，就是农村户口，没有办法在城市生活的。那时候在职业的选择上是没选择的，只要我不当农民，只要我能当个工人，我第一步就已经成功了。但是可能那个孩子考一个中专才十五六岁，他如果能再选择，这里面是教育在持续发生作用。
主持人：最近“小镇做题家”，“985 废物”这样的话题又火了，两位是如何看待这种话题的？
黄灯：其实小镇做题家，我没觉得有反讽的意味，听了有点辛酸。一些智商特别高的年轻人，经过无数次考试，从重点小学到重点中学再到重点高中，又进到重点大学，整个过程都是王者的荣耀，但到要和社会真实接触的时候，突然将自己命名为小镇做题家。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些年轻人特别勇敢，这种命名是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审视，这是自我觉醒的第一步，我将此看做他们成长的开端，我倒没有像社会上渲染的那样，对年轻群体特别悲观。人在整个青年成长过程中，有一段时间，自我价值认同会特别低，真的会有那么几年，觉得自己没用，一点用都没有，怎么走过这个坎儿呢？在现有的条件下，一定要勇敢走出来，要跟社会接触，这样通过漫长学校教育获得的知识，才能有落地的机会，才能真正在实践中加速个人的成长。贾导说的那个不肯毕业的学生，觉得他们是在自我提升、自我思考，这是特别客气的说法了。很多年轻人害怕跟真实社会接触，害怕到单位去了，上午要打卡，下午要打卡，领导要找他开会，同事要找他麻烦，办公室关系要处理，又谈不到朋友，各种各样麻烦。我观察到现在的年轻人偏宅，他们愿意过简单的生活，觉得跟手机相处就可以了，所有的日常需求，通过网络就能解决，这种便捷，减少了他们和真实世界接触的机会，也客观上导致他们难以和更多的人产生联系。我一个学生告诉我，他的很多舍友都在宿舍打游戏，并不如我们想象得很忙。还有些学生会在作文里提到，中学阶段怎样突破父母的封锁，破解电脑密码，就是为了打游戏。年轻人的成长，有很多角落是我不知道的，我尽管感觉有意思，但也感觉和他们的相处受到了很大挑战。我时时意识到，不要想当然地给他们贴标签，世界已经变了，信息化时代，他们有他们面对世界的方式、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们跟我们70后一代，真的有很大差别。这个世界上大部分工作都是有压力的，如果你一点抗压能力都没有，那确实没有这么一个理想的地方，都是有压力存在的。我一个朋友在上海做制片人，他的团队有十几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其中有那么几个特别优秀。有一天他就去找了一个年轻人谈，说我准备培养你当导演，下部戏让你做导演。没有想到那个同学说谢谢，我不要当导演，你为什么让我当导演，太累了。这里面确实就有大家对自我塑造的一种认识上的差异，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就觉得给年轻人赋予重任，给他更重要的实现价值的岗位，是对他的关心。可能对于有一些年轻人来说，他不想有这样的压力，觉得这对他是很大的负担。这里面有群体性的特征，确实每一代人性格不一样，我觉得 60 年代出生或者 70 年代出生不一定能理解更年轻一代，他们对于自我的要求，对于自我的标准。但是我觉得更主要的是，个人自我的一个认定和塑造。在教育过程中一个自我的教育很重要。不能是说社会告诉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能成为一个不躲起来的人、能够去承受的人，还是你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弱不禁风的人，这里面自我发生很大的作用，而现在正是个人化的时代，自我的教育就显得尤其重要。 主持人：最近我看还有打工人这个梗，两位是如何看待的？按我的了解我觉得“打工人”是要打那个工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词接受度那么高，现在年轻人对世界的感知有特别的方式，一下子就引起共鸣，传播得特别快，比小镇做题家还快。虽然大家都有后现代精神，有很多自己消解减压的方法，实际上，这个世界跟人都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我成长过程中一直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把自己标签化。当你被标签化，或者自己接受标签的时候你就被简单化了，你的潜能就被限制了。二本学生就是一个标签，人生来平等，社会运转机制给你插了一个草标，不管小镇青年还是都市青年，这个草标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不需要的，我们用一生去抗拒它。如果你是有意志力或者有创造力的人，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能创造什么，你能做些什么。
主持人：两位的创作中都有小镇青年的影子，都详细记录了某一个时代年轻人的生活，这种创作有没有什么共通之处？黄灯：贾导的电影《小武》和《站台》我看了十遍以上。那种原生态的画面感和对一代人精神世界的表达，对我冲击特别大。他镜头下的图景，正是社会要大转型前的身影，时光一寸寸落在一代人身上，贾导就用镜头一寸寸耐心记录：年轻人在那个阶段的迷茫，那种自尊，小小的叛逆，自我的坚持，都因为真实而触动人心。小武的言行举止，抖腿的样子，抽烟的样子，看女孩子玩世不恭的样子，镜头都捕捉到了，因为这些细节和皱褶，时代的气息和烟尘得以在镜头里保留，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印记也由此得以彰显。我写《我的二本学生》时，由此受到很大启发，我时刻意识到，就算内心有一个大的思考，也尽量不要用粗线条去扫描，而要尽可能地落在具体的人上，落在细节中。而我之所以在写作之前，更注重一手的田野调查，除了非虚构的客观要求，也是为了在生活中捕捉到独特的场景和细节。有读者留言，说我写早亮妈妈在红薯地，跟自己儿子谈论广州房价时候的那种迷茫，因为太具有画面感，说我在煽情。而事实上，这对我而言，不是在煽情，而是来自田野调查过程中看到的真实场景，我落笔的时候，始终记得夕阳西下，妈妈在红薯地翻着红薯，他儿子在旁边抖动红薯藤的样子，我甚至还拍了照片。尽管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认为这个场景过于陌生，但恰恰是这种陌生感，让我感受到田野调查的必要和它所蕴含的丰富性。一个作品是否立得住脚，一个人的成长靠什么支撑，都需要具体的经历和细节来落实。二十年过去，现在回过头去看《小武》《站台》，我特别感谢贾樟柯，因为坚守了一种诚实的品格。通过镜头将一个时代的滚滚烟尘铭记下来。很多东西在大转型中早已不见踪影，但却因为艺术对生活的尊重，让我们能重回过去的时光。除了影像，那些流行歌曲、街上大喇叭的声音、闹哄哄的市声、迷茫的青年的嚎叫，现在看起来，甚至都是最原始的档案资料，它从一个侧面不经意中保留了对时代的记录，还原了真相层面的精神素质，是一种真正的非虚构精神。贾樟柯：我是 90 年代末开始拍电影的，今天回想起来，90 年代整个中国电影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就是真实。在世界电影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个历史阶段，从观众到创作者，把电影中要出现真实生活提到了信仰一样的高度，它是很罕见的，也是非常珍贵的。为什么 90 年代末那样强调真实？我觉得它呈现了那个时候整个文化的需要，整个国民的一种需要。过去我们面对了太多不真实的东西，这个不真实的东西是综合地发生在一起的，比如说那种很虚无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或者对生活的美化和装饰。矫饰到了电影里面小到甚至一个道具，大到一个情节，它必须被赋予某种美。这种美是人工的，是诸多细节拼凑起来一个社会心态。我们当时希望中国电影和文学能够回到真实，真实其实是一个很低的标准，真善美中真是基础，不管用什么模式，诚实地面对生活是最基本的要求。从 90 年代对于真实的一种突出需要开始，这些年我们对真实的理解更加深入。在面对真实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作者，为什么会忽略作者？因为他们真实存在，就像《我的二本学生》写的这些人物，他们都是存在的，不是想象出来的，都有录音，都是黄灯的学生。他们确实都存在，所以没有创作经验的人，觉得真实本身就是存在的。其实这是很大的误区，没有艺术家、作家的转换，没有他们对于事实的发现，当这些事实只是客观存在，没有被转换成文字、转换成视觉、转换成银幕形象的时候，事实是不存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90 年代以后，大家对于真实的认识一直在探究，现在我们可以接受真实背后的创造性，这是文化的一个很大的进步，使我们更加靠近写作的秘密和创作的灵感。
主持人：故乡，出走，对于故土的回归，也是两位创作中常见的话题，两位是如何看我们和自己故乡的关系的？
你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内心受到很多折磨的时候，觉得没有办法疏解的时候，故乡是世界上最宽容的一片土地。不管你成为了什么样的人，永远是故乡的孩子，这种感情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不管你在城里混得如何，在故乡的那个角落，你内心宁静感的获得，完全外在于当下单一的功利标准。一个有故乡的人特别幸福，去年参加了贾导的吕梁文学季，我感受到一个人无论走得多远，只要回到故乡，内心立即就会被一种特别饱满、真切的情感所充盈。我离开老家已经三十多年，家里的房子都已坍塌，原来一家人都以为再也不会回到那个破败的村庄，但我发现对父亲而言，那就是他生命的根基，对我们而言，也是生命的源泉，所以在回不回去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多的权衡，很快就决定，还是要回去。贾樟柯：我最近这几回老家生活了，在山西待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大部分人的故乡都是小的城市和乡村，因为我们中国的发展是这么来的。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除了同学、同事，我在北京是没有亲戚的，从来不用祝寿，也不用给孩子过满月。我回了故乡以后，就经常去参加婚礼，给人祝寿，一会儿堂兄弟孩子结婚，一会儿表兄弟孩子嫁人，整个家庭生活是充裕的、饱满的，完全生活在血缘关系之中。我们在城市里，是生活在一种后天的友情或者职业带来的一种感情里面，但是血缘的感情生活只在故乡才能有。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交流都是用普通话，我回了故乡之后，我都用无意识的母语思维。我的疼痛感知，表达所有的情感用我的母语来表达，那里面是自带放松的。在母语中你对所有信息的辨认是非常灵敏的，准确的，它不会不安。为什么我们在陌生的地方就会不安？因为我们对很多信号、声音、视觉、图象的信号是陌生的，所以就紧张。可是回到了故乡，闭着眼睛听一个声音就知道它是什么，来自何处。中午睡午觉，远处有一个广播声，我能知道是部队的声音还是电影院喇叭的声音，完全能判断。那样的视听环境里每个人都是非常放松的。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故乡土地的味道究竟是什么，但你绝对在可以闻到那个味道的一刹那，就知道回家了。故乡是你睁开眼睛成为人的第一束光，云南的光跟山西的光跟河北的光肯定不一样，熟悉程度不一样。因此故乡是生理、情感、物理综合到一起的、丰富多元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渐渐认识到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所以也带来了我们对于小城市的一种标签化。小地方来的，没看过什么书，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故乡不单是这些问题，还包涵个体生命的信息和内容。无条件溺爱自己的故乡，跟无条件地不加反思地排斥自己故乡都是极端的。故乡是丰富的，有你一生需要去爱的东西，也有你要用尽一生去抵抗的东西。
主持人：最后聊一个轻松的话题，两位在自己的生活和成长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广东或者粤语文化的影响？
我是 70 年代出生，80 年代所有现代化的东西和信息都是从广东来的，录音机，粤语歌，霍元甲，我们当时看的日本连续剧《血疑》，都是广东话剧团翻译的。珠三角那时候非常令人向往，电影《站台》里面有一个细节是电子表，去广东探亲的孩子回来，带回了第一块电子表。我们第一次发现表可以不响，以前都是卡塔卡塔响的。广东在改革开放所具有的这样一个前瞻性的窗口作用，对于内陆青年来说吸引很大。那时候广东被称之为花花世界，代表新的机制，新的音乐，新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慢慢开始有录像了，我们对于山西有什么武术家不知道，但广东黄飞鸿家喻户晓。香港的武侠片也来了，通过那时候的录像厅弥补了我们对于古代知识的了解不足。我们山西说的鞋跟广东话是一样，都是古语，来自于远古先民，这里面有一种神秘的亲切感，听广东话的歌和对白很喜欢。接下来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广东跟中国辛亥革命、跟中国近代革命有密切关联，也就很难不对广东抱有一种持久的向往。黄灯：我在广州生活了 18 年，比我在故乡待的时间都长。我记得 90 年代初期念大学时，学校有一门选修课，是学粤语。街上到处都有磁材，书店里面也有速成的粤语教材，专门教内陆人怎么讲粤语，内陆学生都知道，如果毕业去广东找工作的话，会说粤语的人，选择余地会大很多。可以说，我们看的电影电视，讲粤语的很多，听的歌曲，粤语歌也很多，这些都构成了一种真实的语境。对我来说，广州就是我青春时代的真实背景，它不是地域意义上的所在，而是整个社会转型期非常重要的节点和载体。八九十年代，没有一线城市这个说法，也不存在北上广深这个排名，北京在人的印象中是比较土的地方，上海那时浦东还未开发， 深圳正在野蛮生长，广州是一个汇聚了各类新潮、时尚的开放城市，她自信、淡定、在古老的历史中散发着改革初期的青春。70后一代，最向往的城市是广州，但现在，在城市的格局变动中，它显得稍稍落寞，尽管如此，就像青春一样，广州从不曾说起她的悲伤。我不否认，我的南方经验，也是滋养我写作《我的二本学生》的一个隐秘动因。以上就是新世相live 第 22 期的全部回顾了，下一期我们的嘉宾名单和主题也在进行中了。你有什么想要去现场看的嘉宾或者讨论话题，也欢迎在文章下方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