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画记】张择端：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下）
关于粉本，朱存理在《铁网珊瑚》中有著录：“《清明上河图》粉本一大卷，图为宋人张择端画，真迹全未见。而此本城郭、市桥之远近，屋庐、林木之高下，马牛、驴驼之大小出没，以及居者、舟车之往还杂沓，毫密缕析不可数计，莫不曲尽意态。汴京盛时气象仿佛可见。”
那个时期，《清图》大受世人追捧，陆续出现了很多临摹之本，明人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说：“京师杂卖铺，每《上河图》一卷，定价一金。”对于这句话，吕少卿在《〈清明上河图〉的社会历史情境——从其版本及张择端“北宋院人”身份介入》一文中评价说：“这种广阔的市场和诱人的价格，使得粉本这一系统的《清明上河图》仿本大为流行，连画家仇英也参加了当时铺天盖地而来的《清明上河图》仿绘浪潮，而他的仿本就是以粉本为依据的。”
张择端路牌
对于《清图》的稿本，有人认为就是藏在王世贞家的那一幅，王世贞在《清明上河图别本跋》中写道：“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有真赝本，余均获寓目。真本人物、舟车、桥道、宫室皆细于发，而绝老劲有力，初落墨相家，寻籍入天府，为穆庙所爱，饰以丹青。赝本乃吴人黄彪所造。或云得择端稿本加润删，然与真本殊不相称，而亦工致可念，所乏腕指间力耳，今在家弟所。此卷以为择端稿本，似未见择端本者。其所云于禁烟光景亦不似。第笔势遒逸惊人，虽小粗率，要非近代人所能办，盖与择端同时画院祗候，各图汴河之胜，而有甲乙者也。吾乡好事人遂定为真稿本，而谒彭孔嘉小楷、李文正公记、文征仲苏书、吴文定公跋，则张著、杨准二跋，则寿承、休承以小行之，岂惟出蓝！而最后王禄之、陆子傅题字尤精楚。陆于逗漏处，毫发贬驳殆尽，然不能断其非择端笔，使画家有黄长睿那得尔？”
餐饮的门牌号
有学者注意到，王世贞此跋有自相矛盾处，因为他在跋文的前面说这个稿本“乃吴人黄彪所造”，但后面又称“要非近代人所能办”。故孔庆赞在《略论〈清明上河图〉的三个系统》一文中指出：“所谓‘赝本’云云，只是一种伪饰之词，是一种障眼法，而其内心深处早已认定该本为《清明上河图》的‘真稿本’了，只是这个看法借‘吾乡好事者’的嘴巴讲出来罢了。至于‘盖与择端同时画院祗候，各图汴河之胜，而有甲乙者也’云云，更是不露痕迹地从时间角度彻底否定了‘赝本乃吴人黄彪所造’之说，点明了稿本在时间上的可靠性。要不然的话，王世贞本人怎么会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有真赝本，余均寓目’呢？”
虽然以上说法各不相同，但这些正说明了《清图》自明代之后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还传到了域外，朝鲜文人赵荣祏的《观我斋稿》中收有《清图》跋语，该跋首先称：“右皇明仇十洲画也，所谓《清明上河》者，不知为何事，而或曰河即汴河。按《大明一统志》：汴河源出荣阳县大周山，东经开封府城内合蔡河，名通济渠，隋炀帝所凿也。开封是汴京，天下第一大都会也。又按周邦彦《汴都赋》曰：惟彼汴水贯城为渠，又曰跨越虹梁以除病涉。今见图，河水贯城而出，清明必大开市于河桥之上，水陆商贾行旅赏之，徒咸聚焉。其人物繁华有如此者矣。”
公园名称
由所跋内容可知，这段跋语是书写在仇英所绘《清图》上，关于仇英所绘该图的情况，陈希玲在《绝代双姝——试比较张择端与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之异同》一文中描绘道：“仇英版《清明上河图》采用工笔重彩，青绿设色，描绘了明代苏州热闹的市井生活和民俗风情，河流、建筑、山峦、城郭以及当时苏州地区标志性建筑皆清晰可辨，整个画卷明媚整齐、精丽生动。仇英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与张择端呈现汴梁风土人情的版本相比较来看，仇英很显然下了很大的功夫。”
而赵荣祏在跋中，还详细数出了仇英所绘《清图》中有多少人、多少动物等等，接着他评价说：“人大小不容一枣核，而耳目口鼻，精神颖发，老幼男女，各具其态，行者、坐者、骑者、趋者、俯仰者、仰视者，向背欹正，曲尽其妙而莫有同者。射猎、游观、商旅、乞丐、匠巧、工役、歌舞、斗狠，凡人事之可喜、可愕者，纤悉俱备，而使览者历历如真入其中，诚画之工者也。且考其使用者，驴过于马，运载者车轮为多，一卷首尾亚肩迭被者皆男子，妇女间有之而亦在闺闼祠庙之间，是岂画苟然哉，可见中华风俗之所存矣。”
张择端故里牌坊
由此可见，赵荣祏看到的《清图》虽然不是张择端原本，但他们却从该图中窥得中华风俗，而这正是《清图》社会影响力所在。因此，大量画坛之外的学者们从该图内容着眼，从中分析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例如余辉所撰《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新探》一文发表在2012年第5期的《故宫博物院院刊》上，该文考证了《清图》上许多物象所表现的历史史实，比如《清图》有两辆独轮车上覆盖着苫布，余辉认为此苫布正与北宋激烈的党派角逐有关：“细察，这是用绫或绢裱的大幅书法作品被车夫当作苫布，字迹出现连笔，像是文人草书，字幅甚大，必定是从大屏风上撕拆下来的，这在本卷卷尾的‘王员外家’楼上的高档馆舍和富豪之家的屋里，可以看到这种用大字书法作屏风的艺术形式。”因此，余辉认为：“其物本是某大户人家或官府甚至是内府里大屏风上的书迹，在北宋书画市场繁盛的时期，这类屏风上的大幅草书落到分文不值得的地步，显然是书写者遭到严厉的政治贬斥。出现这种情况必定是新朝皇帝厌恶前朝有政治牵连的文人书家，他们是旧朝参与党争的重臣，在新朝受到排挤，因而殃及其翰墨。”
公园门牌号
对此，余辉还引用了南宋邓椿记述其父邓雍在哲宗朝内府时的一段经历：“先大父在枢府日，有旨赐第于龙津桥侧，先君侍郎作提举官，仍遣中使监修。比背画壁，皆院人所作翎毛、花、竹及家庆图之类。一日，先君就视之，见背工以旧绢山水揩拭几案，取观，乃郭熙笔也。问其所自，则云不知；又问中使，乃云此出内藏库退材所也。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熙作；上即位后，易以古图，退入库中者，不止此耳。”
虽然这段话记录的是郭熙的遭遇，郭熙在神宗朝颇受宠遇，因为神宗喜用旧党，而哲宗上台后却重用新党，以此令郭熙受到冷落。在崇宁元年，徽宗亲书党人碑，崇宁二年，蔡京下令焚毁三苏、黄庭坚等人墨迹和书籍。为此，余辉作出了这样的推论：“从时间上看，画中那些作为苫布的书法极可能是被哲宗朝宣仁太后任用的旧党文人的手笔，哲宗亲政后，决定效法神宗新法，废黜旧党，新帝徽宗登基一年后，决定效仿熙宁之政，故更年号为崇宁，贬斥旧党，许多趋炎附势者必定会奉命一一拆除旧党在衙署或宅第里屏风上的笔墨作品。两辆串车上苫布覆盖的物品相同，都有大轴或书册之类，而且都是运往城外，北宋汴京城内火禁严明，想必是到郊外予以焚毁处理。”
赵明诚与李清照
仅由一个小角落，就能研究出这么多的背后细节，可以想见全幅《清图》所表现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学者们能够从不同角度来解读图中的内容。而此图中最吸引注意力的主图部分，应当是那座虹桥，画面中桥下有一条船，桅杆似乎要撞到桥上，于是就产生出了紧张的一幕，桥上的人群在一片呐喊声中观看着大船过桥，而船只行到这里，只能放到船桅，依靠桥上牵引、船上摆渡而过，偏偏此时船身被冲至横摆，船桅却又并未完全放倒。余辉在其文中对此景观的解读则更为详细：
彩绘的水塔
这起严重险情的直接责任者是几个纤夫（露出画面的只有两个）。当时船工们正在船顶上吃饭，纤夫本应该在离拱桥一定距离时停止拉纤并招呼船工放下桅杆，他们却一直埋头拉纤到拱桥底下，拱桥上下的行人发现了险情——桅杆迎面而来，大声呼救，已进入桥洞下的纤夫们闻声赶紧松开了纤绳，船顶上的一个船工随着松开的纤绳立即放下桅杆，为了争取时间，舵工转舵横摆，以增强前进的阻力，使之减速，船顶上的一个船夫奋力用长杆顶住拱桥横梁，使船无法靠近拱桥，这根长杆上漆有黑白相间的颜色，看来是一根测量水位的标杆，硬度较高且直，船与桥的安全全系之于此。由于船的惯性，这艘刚刚侧转过来的客船有可能撞上左侧一条停泊的大船船尾或左岸河滩，船头的两个篙夫在谨慎地调整方向，旁边的四个船工大声向前方报警。可是左船舷背后的两个篙夫不知险情，还在埋头撑篙前行，一个船夫从舵工房里跑出来，急忙招呼他们赶快罢手。桥上和岸边百姓们都捏着一把汗，桥上有两人为防船工落水，抛出从摊贩那里弄来两根绳索，一根已垂落下来，另一根正在空中盘旋。
向公园深处走去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从科学角度来解释张择端所绘图样的科学性，余辉在文中引用了席龙飞在《中国造船史》上的所言：“北宋时当然不可能探讨高等数学上的悬链线方程式，但他所绘出的船舶图样上的拉纤船夫所牵拉的系在桅顶的纤绳的形象，却合乎悬链线方程，真实而形象。”
独奏
总之，一幅《清明上河图》有着太多可供研究的内容，而每位解读者都会各抒己见，有从图像中研究服饰者，有从图像中研究交通者，纷纷提出自己的怀疑与见解。比如韩森所撰《〈清明上河图〉所绘景为开封质疑》一文，甚至对《清图》所绘场景是否为汴京都提出了质疑，此文先是引用了法国的德儿根斯（ Rene-Yvon D' Argence）对张择端所画并非开封的判断：“画家很自然地画城门、画宫殿、画任何代表性的场景。众所周知,汴京和临安内府的道路都有门跟门牌( gates with gate signs)，而画中没有门,也没有门牌。画中的城市有繁荣的运河港口,而没有首都的样子。按照历史上的记载,北宋、南宋的首都都有很多的多层建筑,可是画中没有。画人物的活动使观看者想起的是繁荣的都城,而不是当时世界最大、最文明的城市,即北宋首都。”
看到了一尊雕像
韩森在文中又说道：“很多学者都引用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来确定《清明上河图》的真实性。他们注意到商店招牌的构造形式与孟元老的记述相同，即‘某姓－家－某商品’，但是画中的店名没有一个跟书中的店名一样。另外，英国的 Roderick Whitfield（韦陀）也曾提醒学者们注意，正如我们能够查《东京梦华录》一样，宋代以后的画家也可以查阅，即使画中店铺的名称与书中重复，也不能证明图画肯定作于北宋。”
走到正面，正是我要找的张择端
不管这种探讨的结论如何，一幅图画能够引起这么多学者深入的研究，这正说明了《清明上河图》的深远内涵。正如徐建融在《向宋人学习》一文中的总结：“向张择端学习，是指向宋人中最差的画家学习。我们知道，在宋代的画学文献中，都没有提到张择端其人，可见其在当时的画坛地位极低。但是，正如唐代三四流画家创造了莫高窟壁画这样的不朽杰作，这位在当时被认为水平最低的画家，却创作了经典名画《清明上河图》，为中国画的传统增添了光彩。”
雕像后方有个仿古院落
关于张择端的遗迹，颇难探寻，好在史料记载他是诸城人，而诸城又建起了张择端公园，于是到该园去探访一番，也算是寻得了张择端的故里。
原来与张择端无关
2019年4月27日，在齐鲁书社副总编刘玉林先生的带领下，我们乘小徐之车来到诸城。根据导航前去探看张择端公园时，在路边我们竟然看到了“张择端路”的路牌，可见当地颇以这位大画家为傲。沿此路前行，在路中看到了新建的石牌坊，上刻“画圣坊”三个大字，看来诸城人已将张择端尊为画圣。
院落介绍
跟着导航来到了目的地，但眼前所见的却是“岔道口公园”几个字，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否就是张择端公园的另一个名称，于是走到马路对面的一个饭店内打问。老板告诉我们，它们就是这是一回事。立即前往公园，公园的入口也有一座石牌坊，上刻“张择端故里”字样，而公园的门牌号为“张择端路22号”。
转到另一侧
进入公园内，远远看到一座石雕像，走近一看，竟然是赵明诚、李清照坐在这里。这组雕像制作得颇为迷你，形象也很卡通，二人手中所持感觉像是竹简，虽然赵明诚有藏古之好，但他在北宋时期恐怕也难搞到成卷的竹简了吧。
继续向前寻找
公园的面积颇大，沿着中路一直前行，在公园内看到了几组引吭高歌的老年人，他们之间和而不同，似乎并不受对方音乐的影响，这份陶醉真让人感受到了什么叫祥和。在公园的中心位置找到了张择端雕像，雕像居然戴着褪色的红围巾，整体形象比我想象得年轻许多。雕像的基座上刻着张择端的生平，更为难得者，还准确地写出了他的生卒年（1085－1115），真不知这是怎么考证出来的，简介中还将其定性为“北宋时期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
入口处的内侧
我注意到雕像的后方有一个仿古院落，想来那里应当是张择端纪念馆。走到门前却看到门楣上挂着“普济院”字样的匾额，正准备入内一探究竟，里面走出一位女士，她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下班了。”
仿古小亭
无奈，继续在公园内寻找与张择端有关的遗迹。我们又在附近找到了一个仿古小亭，亭上无匾额，不知道是否是与雕像配套者。
公园简介
此时天已渐晚，只好原路返回，然走到出口时，方看到那个岔道口公园石牌背面刻着公园简介，该简介上写道：“岔道口公园始建于1987年，是在原北宋画圣张择端故居旧址处建起的诸城第一家农民公园。”原来这个公园竟然是张择端故居旧址，这令我大感诧异。我查不到任何资料能够说明这个公园与张择端故居的关系，既然当地有此一说，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吧，但无论如何，诸城是张择端的故里，能够至此一游，以此来怀念这位风俗画大家，我心中也颇有心满意足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