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的核心人物之——金农，书法、绘画都非常耐人寻味 / 四六文摘

金农是扬州八怪的核心人物。他在诗、书、画、印以及琴曲、鉴赏、收藏方面都称得上是大家。金农从小研习书文，文学造诣很高。浓厚的学养使他居于“扬州八怪”之首。但是金农天性散淡，他的书法作品较扬州八怪中的其他人来说，传世作品数量是非常少的。今天我们带来十分罕见的金农手札欣赏，非常有文书味道。

金农工书法，他首创的漆书，是一种特殊的用笔用墨方法。“金农墨”浓厚似漆，写出的字凸出于纸面。所用的毛笔，象扁平的刷子，蘸上浓墨，行笔只折不转，象刷子刷漆一样。这种方法写出的字看起来粗俗简单，无章法可言，其实是大处着眼，有磅礴的气韵。最能反映金农书法艺术境界的是他的行草。他将楷书的笔法、隶书的笔势、篆书的笔意融进行草，自成一体，别具一格。

金农天性散淡，他的书法作品较扬州八怪中的其他人来说，传世作品数量是非常少的。他生活在康、雍、乾三朝，因此他给自己封了个＂三朝老民＂的闲号。金农初不以工书为念，然书法造诣却在“扬州八怪”中成为最有成就的一位，特别是他的行书和隶书均有着高妙而独到的审美价值。

再介绍下金农，1687-1764，是清朝画坛扬州八怪之一。他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因此他给自己封了个“三朝老民”的闲号。浙江仁和或钱塘（今杭州）人，久居扬州。字寿门、司农、吉金，号冬心，又号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别号很多，有：金牛、老丁、古泉、竹泉、稽梅主、莲身居士、龙梭仙客、耻春翁、寿道士、金吉金、苏伐罗吉苏伐罗（佛家经典上“苏伐罗”即汉文“金”字，苏伐罗吉苏伐罗就是金吉金）、心廿六郎、仙坛扫花人、金牛湖上会议老、百二砚田富翁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信手而写的诗稿信札，古拙淡雅，有一种真率天成的韵味和意境，令人爱不释手。非常的耐人寻味。

金农有几个怪里怪气的名号，如“心出家庵粥饭僧”、“苏伐罗吉苏伐罗”。“苏伐罗吉苏伐罗”，汉字和梵文夹起来，挺拗口的，故弄玄虚，没意思。至于“心出家庵粥饭僧”就更没有意思了。既然要出家，就应该真心真意，全身心地投入。如果一个人“心”出了家，身子还要留恋“粥饭”之类的俗物，岂不是自相矛盾口是心非不可思议。

金农是在雪浪斋看见了这样一块奇石，叹为稀世奇宝，遂忍不住把它画了下来。

其实，这样的理解过于表面化，调换一个角度就会得到不同的解释。“苏伐罗”（译成汉语为“金”。）梵文，“吉”是汉文，前者隐喻一个佛陀的世界，后者隐喻凡人俗界。这样一个“苏伐罗吉苏伐罗”——“金吉金”也就演变成非凡非圣，亦圣亦凡意思了。同样，“心出家庵粥饭僧”亦可得到同样的解释。“心出家”者乃“出凡入圣”，“粥饭”者乃衣食住行，为俗事，演绎为“出圣入凡”。这样“心出家庵粥饭僧”不亦成了非圣非凡、亦凡亦圣的意思金农为什么要起这样怪的名号实际上是委婉地向人们表述自己的艺术思想——以禅宗为主体的美学思想。

金农《为马曰琯作画诗》，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二没料到自己习书卖画

金农出生在一个佞佛的家庭，父亲母亲都信佛。十三、四岁时其父曾带他到杭州长明寺去礼佛，十八岁至二十岁间他曾在杭州水乐洞亦谙和尚处住过相当长的时间，诗文和尚亦谙的宗教思想对其影响很深，以致他每遇挫折动辄便产生出家的念头。他四十七岁时于《冬心先生集》自序云：“孤露以后，旧业随废，欲求天随子松江通潮之田、小鸡山樵薪已不可得，旅食益困。念玉溪生有打钟为清凉山行者誓愿，因亦誓愿五十之年便衣入林，得句呈佛。”这说明佛家思想一直是金农思想中的潜在因素。乾隆元年金农应荐博学宏词科失败，给年已五十的金农以致命的打击，割断了他兼善于天下的梦想，自此走向内心反省式的更大消沉。为了生活，他不得不来到当时经济文化最为繁盛的扬州，以职业画家的身份卖书卖画为生。也许连金农自己也未曾预料过，这位在仕途累遭挫折的诗人，竟然在扬州书画坛上大显身手，名声大噪，成了扬州八怪的起首画家。亦可谓入圣不成反成怪，实非金农平生所愿。他晚年在其诗歌中写道“始悔广陵城中作羁客，徒抱恶食形拘狞”。这是金农在扬州卖书卖画时的真实写照。

金农漆书中堂

三牛吹大了，要补～～～

乾隆年间杨法于枝上村昔邪之庐拜访金农，金农看了杨法的大作后云：

怒割乖龙耳，笑除风后奸。

落笔众妙之妙，知卿舍我其谁。

七十四岁时，金农在其《自度曲》中云：

置身天际之外，目不识三皇五帝。

郑板桥狂起来骂地方官，骂秀才，骂和尚，骂秃子，就是不敢骂皇帝。你看金农的胆子大多了，敢“割乖龙耳”，且“目不识三皇五帝。”此时，他大概已忘了文字狱的刀，快砍到他的脖子上来了。

在艺术创作上，也开始大张个性，睥视一切权威：

先生自是如云乎，先脱南宗与北宗。

对人的“自性”——精神的自觉领悟和追求，正是传统艺术精神之所在。一个艺术家对于距离——审美距离的领悟和把握，既是艺术家审美创造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其艺术家的人格不断走向自我实现、自我圆满的标志。当艺术家把这种审美距离当成一种“自身目的”（布洛语）时，艺术家便可在一种无我又如此有我，有我又如此无我，似又不似，不似又如此似中获得更大的空间和时间上自由，用《坛经》的话说叫做“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这种“内外不住，来去自由”，就是所谓的“美”。笔者认为，也许正是这种距离成就了金农晚年绘画的艺术及艺术风格。

胆敢独造、前卫精神及他的绘画风格和那个时代的画风反差太大，这就难免不遭到传统保守势力的围攻和责难，所以金农时常表现出“圣代空嗟骨相癯”的孤独和悲哀。然而，金农对现世的种种围攻责难的态度却不是消极的。他一方面声明他的画“不求形似，出于町畦之外”、“观之者不（可）在尘坌中求我”；一方面是不予理睬。他说“画此遣兴，胜于猫儿、狗儿盘桓”，迫于无奈，他又说“客嘲宾戏，乃遣中山毛（驴）先生答之”，更多的是付之一笑曰：“放狂近日得笑疾，不计人间责与呵”。这种于现世以谐谑的方式与社会作依然故我的周旋、游戏，亦可谓是禅宗思想的表现。一个艺术家有了金农这样的心态，大概是无所不成亦无所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