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课】打卡第五天：把自己留在唐诗的山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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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还要继续讲我们对唐诗的误会。
上次讲到，唐诗数量极大，但优秀作品的比例极小。它在历史上的好名声，都是那个极小的比例带来的。让所有写于唐代的诗歌都来享用唐诗的好名声，是一大误会。
在唐代结束之后，这个误会更加扩大。因为唐诗的好名声激发了后代中国人极大的写诗激情，只要稍通文墨，就哼哼唧唧，诗句滔滔。即便在现代，也有那么多人在写古体诗。大家都认为，这是“太白遗风”。这对李白，对唐代，都很不公平。
不管是“古诗”还是“古体诗”，绝大多数，连唐诗中的平庸部分还比不上。
想起了乾隆皇帝。他一个人写的诗，也多达四万多首，与《全唐诗》的数量差不多，这实在太惊人了。他天天写，大量写，周围的大臣中不乏饱学之士，都鼓掌叫好，把他自己也搞迷糊了。后来终于有一位叫李慎修的官员大胆上奏，劝他不必以写诗来呈现自己的治国才能。乾隆是个聪明人，一看奏子就知道官员转弯抹角在说他的诗写得并不好，不要再写了。于是，他立即又写了一首，意思是：我知道诗不好写，但如果不写，闲下来的时候做什么呢？他很坦白，说写诗是为了打发无聊。一无聊,就闹出四万多首，那实在是无聊到了极点。
这样的诗，当然就没法看了。
现在很多年轻人以为，一个人能写古诗和文言文，一定非常有学问，就盲目崇拜。其实，古体诗和当代诗，文言文和白话文，只是一种“技术性转换”，中间不存在学问和才情的差别，今天的年轻人只因为陌生，产生了在中国一直流行的“陌生感崇拜”，你就上了当。大家应该知道，几千年来，那些等级最低的“文痞”、“文渣”、“文赖”，也能把古体诗和文言文写的十分顺手，就像伦敦郊区那些无业流氓也能把英语讲得十分流畅。
对于这个问题，我要以一个文化长辈的身份告诉你们，我本人，由于早期教学和文化习惯，对于写作古体诗和文言文没有任何障碍，但比较之下，反而觉得写作当代诗和白话文更需要才情，因为古体诗文有太多现成的套子，顺手牵羊很方便。一篇文牍，如果让我用文言文写，一定比写白话文快一倍。因此，我希望你们不要去学写古体诗和文言文，读读就行。对于现在社会上那些装神弄鬼的“假古人”，笑着看一眼就可以了，不必认真。如果他们闹得太恶心了，就不妨到耳边悄悄提醒他们一句：“其实古人说的也是白话，不信可以翻翻《水浒》和《红楼梦》。”
确实，唐诗的最高意义，是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几个辉煌的人格范型。我一定要把这个观念传达到下一代，因此就出现了我在北大讲课时举行的那项著名的民意调查。我让各系学生投票选出你心中最喜爱的唐代诗人，投十名，要排序。
在投票之前，我对学生们说，此刻，唐代诗人的九天之灵，都会急迫地等待投票结果。他们必然想知道，自己在千年之后中国年轻学子心中的地位。因此，我希望北大的学生们认真，再认真。我们的投票，没有候选名单，也没有候选范围。
让我高兴的是，北大的学生确实很认真，对于唐代诗人前十名的排序，没有两张选票是重复的，也就是每个投票者都各自动了脑筋，没有参考别人。
更让我高兴的是，如此各不相同的排序，前四名却相当集中，那就是：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
这个排序会让不少教师稍感奇怪的是，一般文学史上会把白居易放在第三名。我仔细研究了一下选票，发现投王维的以女学生居多。在下一次课堂上，我就问女学生们特别拉高王维的原因，她们的回答出乎意料，居然是因为王维长得帅，而且丧妻之后不再移情别恋。
王维确实长得很帅，这曾让与他差不多年龄的李白心生嫉妒，因为李白长得比较矮，模样不太斯文。长得很帅的王维还精于乐器，又写那么一手好诗，确实很吸引人。女学生把王维的名次拉上来很合我意，因为我很喜欢他的诗。
由于女学生们提到了王维没有移情别恋，我又问，她们是不是看到一个长辈文人的文章，说白居易生活作风不太检点。女学生们笑了，说：没有看到，即使看到也不会上心。王维的忠贞和白居易的浪漫，她们都很欣赏。她们反而奇怪那个写文章的长辈文人，成天批判周边的同行还不够，居然穿越千年审查起了唐代诗人。按照这些文人的思路，流放中的屈原把花草佩戴在身上，也是作风有问题。李白喜欢在腰上挂一把长剑旅行，也变成了炫耀凶器。
那我们就不去理会这些文人了，还是想想北大学生和唐代诗人横跨千年的心理对接。北大女学生们对王维的评价，恰恰证明了人们接受文化其实是在接受人格。
诗歌的时代，也是以人格划分的。
李白的主要作品，产生了“安史之乱”以前，他与王维，代表了盛唐时期两种互补的诗性人格，李白气势如虹，王维也意气风发。杜甫，则是在“安史之乱”中站出来的恂恂君子，以沉郁顿挫的声音感动了灾难中的土地。白居易在李白去世后十年、杜甫去世后两年才出生，完全是另一个时代的诗人了，沉重的历史在他笔下变成了多情夜雨中的铃声和琴声。而比白居易更小四十岁的李商隐，更是走了一条与前辈们完全不一样的路，他只在探寻深幽的内心。
这样的名字还可以讲出不少，例如北大学生票选较多的杜牧、王之涣、刘禹锡、王昌龄、孟浩然。他们每个人的时间定位、空间定位和个性定位是那么不同，却都一一输入了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他们既像是我们的忘年老友，又像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甚至，我们可以像谈论家人一样谈起他们。
记得二十几年前，日本的NHK电视台正在做特殊地形中远距离长时间直播试验，决定以长江上的一艘轮船作为几天几夜的直播对象。那么，轮船上有什么活动可以让日本观众几天几夜不厌倦呢？他们很有心，选了几位资深的日本汉学家与我谈唐诗，而且是谈与两岸风光有关的唐诗。这个构思很好，我就与几位日本教授一天天长谈起来。谈着谈着，发现谈得最多的还是李白、杜甫，因为他们都写了不少与长江有关的诗，而且写得那么好，经得起谈。都最后，终于出现了逃不开的问题：更喜欢李白，还是更喜欢杜甫。
出现了争论。争论得很愉快，又很激烈，大家都举出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我几次走神，心想，这儿似乎是子孙后代在讨论曾祖父、太祖父的性格脾气，但坐在我对面的，明明是外国人，讲的也是外国话。因此，就在长江三峡的层峦叠嶂、滔滔激流中，我切身领悟了唐诗的世界身份。
后来，两位日本老教授接受了我的“折衷方案”：我们毕生追求大美，一定不能放过李白矫健的身影；但是，如果在追求大美之外还想找一个朋友坐下来娓娓谈心，那就是杜甫了，没错。李白好是好，但坐不住。对朋友，也不会像杜甫那样用心。
一位日本教授对我说：本来更喜欢杜甫，但是，领略了三峡和整条长江之后，就更理解李白了。这山水，只有他这样的气势才配得上。
我对他们表示感谢，代表着山水，也代表着李白。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种代表资格，因为我们身上都有唐诗的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