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士恒自传（三）《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

作者简介

吕士恒，1935年1月6日出生于浙江东阳县。先后任职：854农场生产队，854农场学校校长，牡丹江农管局副局长，建三江农管局副局长，黑龙江农垦总局农业处处长，嫩江农管局局长。直至1995年退休。现定居在上海。

作者：吕士恒

主编：耿德华

素材：吕晓峰

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村里成立了农会，人民政府派一个同志来组织领导农会工作。首要工作是划成分、评定农会会员。

我家成分是贫农，我奶奶、妈妈是农会会员，在随后的土改中，因我们村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只能分到八分地，我家三口人，分得二亩四分地，也就是将租种的地分给了我家。

自己的地，不用交租，家里就宽裕得多了。土改时斗地主，我家还分到几袋粮食，一个大橱柜。农会设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我奶奶常去农会参加活动。我是学生，年龄也不够当农会会员，但我也常去农会参加活动，我们贫雇农中很少有识几个字的，我这个中学生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常去农会抄抄写写、做个记录，几乎是每天晚上我都会去农会。村里开展排练扭秧歌、唱歌等文化活动也由我挑头，与一群年轻人排练节目，小小年纪已经有了当家作主的体会了。

解放后，我继续上中学，学费、书费全免，家里只需管我吃饭，我很顺利地读到初中毕业，读完初中考高中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妈妈鼓励我努力考上高中，连奶奶也说：

“政府免费让我们穷孩子上学，为什么不上？”

县里只有一所高中，即我所在的东阳中学，虽然我们东阳中学的初中教学质量比较高，但考高中也不能掉以轻心，我利用假期白天黑夜地复习功课备考。有一天学校通知初中毕业班学生返校开会，我猜想与考高中有关，早早到了学校，我们班主任金老师在会上宣布：

“学校决定，我们初中毕业班的一百人中要包送三十人免试上高中，经老师们推荐，今天宣布推荐上高中的名单。”

我估摸自己，三年初中成绩还算可以，但能否被推荐心里没底，听老师宣读名单那一刻，心都快要蹦出来啦！当老师念过二十名之后，我觉得没有指望了，垂下了头。最后，突然听到“吕士恒”名字，我欣喜若狂，一口气跑回家，告诉了我奶奶，妈妈上工不在家，我等不及妈妈下班，就跑到工厂去找我母亲 。

作者（右一）与母亲（中）姑姑（左一）合影

母亲正繁忙于她们艰难的创业中。我母亲是具有中华劳动妇女优秀品质的女性。刚解放那一阵，资本家的工厂倒闭了，工厂的二十多个手工工人全部失业回家务农。东阳人多地少，土改分的土地不够种，有些工人就闲在家里，我母亲串联了失业工人十多人，在人民政府与工会的支持下，办起了丝线生产合作社，初办合作社，白手起家，手工工人们凑些钱，凑集手工工具，又贷些款，在一个小祠堂里手工生产缝衣服的丝线。先在县内卖，后又卖到外县。

许多失业的丝线手工工人，看好丝线合作社的发展前景，纷纷申请加入手工合作社，工人人数由开始的十几人很快扩大到几十号人，我母亲是合作社主任，挑起了领导这几十人组成的小企业的重任。从采购原材料到组织生产、产品销售，还要安排工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这重担压在一个文盲女工身上，有着难以想象的艰难。母亲日夜为合作社操劳，白天与工友们一起干活，早晨、晚间忙社里的管理工作，常常是忙到深夜也回不了家。我可怜我的母亲，她为了办这个合作社操碎了心。

我读高中都是奶奶照顾我的生活，一日三餐都能吃饱，学习、生活也算顺畅，我还能尽量多抽些时间帮家里种地。奶奶已是六十多岁，地里重活我都不让她干了，一家人和睦生活，很有奔头。谁料好景不长，我高二那年，奶奶一病不起，妈妈和我四处求医討药三个月，奶奶病逝了，她才六十五岁，这对我们家，对我都是沉重的灾难，从此这个家就散了架，我也更加孤单。

妈妈要管几十人的合作社，没有精力照顾我，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守着家。早晨妈妈做好一锅饭就上班去了，我自己吃早饭，还要带一盒饭到学校，学校的住宿生食堂可以帮学生蒸冷饭，中午就不用回家，下午放学回家。晚餐我还是独自吃剩饭，夏天我已经习惯吃冷饭，省时间、省柴草。冬天我会收拾一些柴草热一热剩饭。妈妈总要忙完社里工作很晚才能回家，我的生活就像一个孤儿。

母亲为手工合作社倾注了全部心血，合作社逐渐发展壮大，生产的蚕丝丝线销到全省与福建省。上级决定将这个集体性质的手工合作社，升格为东阳丝线工厂，我母亲被任命为工厂厂长，她更加忙碌了。

南京农大一角

这年我高中毕业，何去何从？我考虑妈妈太辛苦啦！我应当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减轻妈妈的负担。当时地方上很需要有文化的人， 像我这样的高中毕业生是很容易找到可心的工作。我可以去当小学教师，在乡镇里找份职员之类的工作也不难，我的想法告诉了妈妈，她却有她的想法。

一天妈妈买了一双球鞋，又买了一把牙刷和一包刷牙粉，嘱咐我说：

“孩子，你应当去考大学，党号召年轻人要掌握更多的知识为人民服务，去建设我们的国家。妈妈不识字，那是旧社会穷人念不起书，你长在新社会，有条件上大学，为什么不上？”

妈妈的态度很明确。我解释：

“上大学是要去大城市，大学毕业会把我分到外地去，远离家乡，我走了谁来照顾你？”

妈妈说：“妈妈是公家的人，在厂里工人们互相照顾，用不着你照顾。今天我给你买一双球鞋与一把牙刷，一包刷牙粉，就是为你进大城市上大学准备的。你从小到大都穿妈妈做的布鞋，上大学带上一双球鞋，上体育课跑步、赛球都用得上。你从来没有刷过牙，也不会刷牙，给你买一把牙刷一包刷牙粉先练练学会刷牙，你同学们都讲卫生，你连刷牙都不会，还不叫人笑话。”

我听出妈妈决心已定，她意志坚强，说到做到，我改变不了她的决定，打消了顾虑，答应了妈妈：

“好吧！我听妈妈的话，一定去考大学。”

接过妈妈给买的球鞋，穿上试一试，很合适，这是我十八岁头一回穿球鞋，也是我头一回刷牙。

高中毕业就忙着报考大学，填报志愿。考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班主任王老师建议我报考文科，他是语文老师。他说我文学基础不错，善写作文，是年级黑板报的主笔，学文科有前途。而美术老师建议我考美术学院，说我喜欢画画，画作很有特点，学美术，将来会有很大发展。

可我与同班的王瑞玕同学商讨决定要报考农学院。他也是农民的儿子，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农民的疾苦，农民要过上好日子就得像苏联老大哥那样办国营农场、集体农庄，走集体富裕的道路。农学院是培养农场、农庄需要的人才——农学家、农艺师。我是农民的儿子，学农业专业，学成后报效祖国，服务农民。

我的选择得到母亲的大力支持，她说：“你是农民的儿子，去学习农业科学，学成后去为改变农村贫穷面貌努力工作，这是国家的需要，是农民的希望。”母亲的鼓励更增添我报考农学院的信心。我与王瑞玕同学商定将农学院农学专业作为第一志愿。考大学东阳没有考场，考场设在金华市。考试前一天，班主任老师带领我班参加大学考试的同学集体去金华市考场。

我们先乘汽车到义乌县，从义乌换乘火车去金华。到了义乌火车站，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铁路，我好奇地抚摸着铁轨与枕木，也有几个同学也是头一次乘火车，我们感到很新奇、很激动。老师也知道不少同学是头一次乘火车，特地给我们讲了乘火车的注意事项，我终于坐上了火车，觉得很幸运。

高考结束，从金华回到家里，妈妈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自我感觉良好，就斗胆地回答：

“妈妈你放心，我估计能考上第一志愿。”

在解放初期，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很少，全国高校录取名单全在“人民日报”上公布，我天天盯着“人民日报”，这一天我终于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我与王瑞玕同学都被南京农学院录取。消息传开，全村轰动，亲朋好友，四邻八舍，还有妈妈工厂的工友纷纷来我家道喜。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在全村传为佳话。是共产党给了我，给了我们家幸福的今天。从此，妈妈与我更加坚定了一生要报党恩的心愿。

妈妈请裁缝师父给我做了一套中山装，又熬了几夜为我做了两双布鞋。我忙着收拾行装，家里没有箱子，找出一块布包袱装衣物，又买了一个大网兜装书籍、文具、生活用品。临行那天早上，我捆好自己盖的那床棉被，找出一条勾头竹扁担，一头挑着棉被，一头挑着布包袱与大网兜，这就是我上大学的全部家当。妈妈早上去工厂上班，临走时嘱咐我读书要勤奋，思想要进步，同学间要团结。妈妈说完就上班去了。

我约着王瑞玕同学一起出发，他也挑着担子，我俩就像两个做买卖的小贩，挑着两付担子去汽车站，现买的票乘汽车到义乌，又现买火车票去上海，因为当时没有去南京的火车，只能在上海转车。我们两个乡下人来到大都会上海，从来没见过大城市的两个农村青年，在热闹繁华的上海火车站看得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我俩各挑一付担子找到车站广场附近一家小饭店吃晚餐。饭店跑堂的伙计见我俩土里土气，挑着担子进饭店，就一脸的不高兴。我们俩每人点了一碗不加肉菜的阳春面，那是最便宜的面条。跑堂的斜眼看了看我们，就向厨房喊：

“两只和尚。”

王瑞玕同学不解地问：

“怎么叫我们两个和尚？太欺负我们乡下人了！”

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同桌坐的一位上海顾客笑着对我们说：

“不是叫你们和尚，是叫两碗光头面，因为你们点的是没有加菜的光头面，上海就叫和尚面。”

原来是这样，我俩也笑了。从上海发往南京的火车是第二天上午，我们得在上海睡一宿，车站广场有旅店，我们住不起，就商定在候车室坐一宿。第二天下午火车到达南京，我俩挑着行李走出车站，见一台南京农学院的大卡车在接报到的新生，我俩高兴地将行李搬上车，悄悄地将两根扁担扔在马路边，乘车来到日夜盼望的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农学院是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是解放前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农学院、林学院重组而成，内部叫南京农林学院，座落南京市内山西路丁家桥。进了高等学府，真没想到学习、生活条件是如此优越。我享受助学金。学费、书费、住宿费全部免费，就连毛毯、蚊帐也是学校发给，有病就去学校医务室，看病不花钱，上学一切费用由学校全包。我享受这样无忧无虑的学习生活，心里美滋滋的。

妈妈为了给我准备行装，筹措赴南京的路费，东借西凑，家里也弄得经济拮据，我也不好意思向妈妈要零花钱了。在学校，虽然学习、吃、住由学院全包，但也总是要有个零花钱，理个发、买点洗涮用品、星期天与同学一起去看电影，这点零花钱我是通过给报社写稿挣点稿费解决的。上学第一年我就给院办报纸——“南京农林学院”写报导，散文、小品、诗歌，以后也给社会上报刊写稿，不间断地写，也常刊登，一篇见报的短文能得一元或者八角稿费，每个月能得三元、五元，零花钱就出来了。

由于我写稿很勤快，与学院宣传部长兼院报总编也熟识了，大学二年级，宣传部长动员我出任学院有线广播站的编辑组长，这是一个由学生兼职的岗位，因当时的编辑组长是大四学生，马上去生产实习，让我接替此职务。学院的广播站是全院学生的教育阵地，每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早、中、晚三次向全院师生转播中央台新闻，摘播中央报刊文章，也播报院内新闻与老师、同学发来的稿件。虽然做这项业余工作会耽误一些学习，我考虑到这是党交给我第一项任务，有困难我也要担起来。

当时我是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我大胆地接受了这项繁重的任务。农学院广播站站长是院宣传部长兼任，站内设两个组：一个编辑组，一个播音组，全是学生兼任，每个组配六人，从周一到周六每人值班一天，星期天休息。我是编辑组长，除了每周一天轮流编辑稿件外，还要审阅每天播出的稿件，所以每天晚上都要去广播站办公室与值班编辑商讨，选用第二天要转播的报刊文章，还要审阅、修改第二天播出的稿件，每晚都要工作到九点、十点才能完成，而这时间正是同学们去图书馆学习专业的时间。这项广播站编辑组长的社会工作一直干到毕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业知识的学习。虽然影响学习，我还是优先保证广播站工作的时间。

这广播站工作关系到全院师生的思想教育，出不得半点差错。一日三餐的就餐时间是学院广播时间，每餐饭我都在大食堂边吃饭边关注同学们对广播内容的反响，如见到同学们听得认真，甚至停下吃饭，热烈议论广播内容时，我兴奋、激动，吃饭也香，如见到同学们对广播内容不感兴趣，播音不听时，我也垂头丧气，饭都吃不下。

入学第二年春天，我加入了共青团。入了团，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对专业学习与社会工作也更加勤奋，并向党支部提出了入党申请，以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定期向党支部写思想汇报。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向党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在这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我心潮澎湃，写下一首诗向党倾诉心声：

一个顽皮、肮脏、丑陋的孩子，

给别人印象是讨厌。

只有他的母亲，

每天把他怀抱。

为他抹干鼻涕，为他洗净身心。

一口一口地喂着他长大，

教育他成为社会有用的人。

我犹如那个孩子，

是伟大的党——亲爱的母亲，

把我从苦难中救出，

教导我走上革命的阳光大道。

我朝着党指引的方向，

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

永远跟着你走啊！伟大的党，亲爱的母亲。

今天，

无比的激动、兴奋，还有一些惭愧。

我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伍中的一员，

举手向党宣誓：

要做一个党的忠诚儿子，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党啊！

从今天起，我更有义务，不！我更有权利，

把我的一切，献给党，

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一九五六年十月，写于十月革命三十九周年纪念日

四年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一个农村青年进入大城市上大学，什么都很新鲜，我兴趣广泛，积极参加许多院内活动，如院里、系里组织的体育活动，我是农学系篮球队的中锋，常参加院里的比赛。在学院的运动会上，我得过跳高第二名，扔铁饼第三名。学院里周六都要组织交谊舞会，我除了扭秧歌，什么舞蹈也不会，同学们都会跳交谊舞，我这白帽子报名参加舞蹈班，学会了交谊舞，也学会了苏联哥萨克舞。星期天、节假日，我常约几个同学租自行车周游南京景区。

每年寒暑假，我都不能回家，因没有路费，只能留在学校里度假，也正好利用假期补习功课、看参考书，把耽误的学习课程补回来。大二那年暑假，我参加了市里组织的摩托车运动，每天去学车一个小时，暑假间学会了摩托车，开了学，我在班级里开展了学摩托车活动，我当了教练，全班同学都学会了驾驶摩托车。

大三那年寒假前夕，妈妈来信说我三年没有回家，家乡亲友都希望我能回家过年，妈妈已经为我筹足了来回路费，让我先向同学借点回乡路费，返校即偿还。我高兴得一夜没睡好，多么盼望能见到妈妈，会见乡亲。等了三年终于有机会回家过年了。没料到放假前几天，又接到妈妈来信，拆信一看，吓呆了。我们家房子因邻居失火，殃及我家，两间祖传房子遭火灾烧光了。我们吕姓五家人，同住在祖上留下的一个院子里，是土木结构的平房，隔壁堂祖母求佛烧纸引的火，一院五家全部烧光。我妈妈只好住进工厂的办公室，我也无家可归了。妈妈告知我不要回家了，并将一包原本准备过年吃的爆米花糖邮给了我。

看完信我呆呆地坐在宿舍里发愁。祖上留下的两间小屋烧了，妈妈没有了家怎么生活？后来我回家才听舅舅告诉我，我家着火那天是深夜，妈妈从火灾中逃出来，什么衣服、被子都没顾及抢出来，只是抱着一包准备你过年回家吃的爆米花糖逃出了着火的房子。母亲伟大的爱又一次深深地感动着我。

大学四年，一年半的基础课，二年的专业课，大四那年是几个月的生产实习，而后是毕业考试。我们班的生产实习选在安徽省皖南的国营方邱湖农场与当地的公社。由耕作学科王老师带领我们生产实习。实习的安排是一方面向国营农场学习机械化农业生产技术，向农村公社学习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措施，另一方面又要用我们学到的专业知识来融入农业生产实践，以提高科学种田的水平，增加农作物产量。

实习任务很重，农村条件艰苦，这对同学们都是严峻的考验，我却是十分喜欢参加实习，对农村艰苦条件已很习惯，参加干农活是我强项，风吹日晒，下水田干活都不在话下。班级同学绝大多数没有呆过农村，没有干过农活，我与王瑞轩等几个来自农村的同学就给他们作了示范，特别是女同学都争着与我们同一个小组，以便实习中帮助她们。我们在农场学开拖拉机，当农具手操作农机具，广泛地参与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也与农场的工人、公社的农民结下了友情。

       几个月的风吹、日晒、雨淋，挥汗在田间，让同学们得到了磨练，学习了实践知识。来的时候都是白白净净，实习完成返校时一个个都变成黑不溜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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