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序言、书信与文章一束
一、《废都》日文版序
由吉田富夫先生翻译，中央公论社出版，《废都》有幸，要与日本读者见面了。《废都》虽被翻译了英、法、韩等文本，但我很看重在日本出版，因为日本国与我国紧邻，我国有许多著名的作家都曾在日本留学过，而我初步文坛的时候，深受过日本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的影响。如今，欲望成真，这对我实在是一件快事！
《废都》是我1993年在北京发表、出版，毫无疑问，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上、出版史上它是最热闹的了。七月份刚一出版即出现疯狂的盗版，几乎各省皆有二至三种，到十月底据有关资料估计，正版、盗版已达一千二百余万册。到处逢人说《废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街谈巷议，争论蜂起，在市面上出售的各类评论书刊成册出版的竟达21本，同时又有《废都》音乐磁带发行，有绘画印制，有人写续集，有人搞评注本。很快又涉及到海外华人地区。欢呼者，赞誉之辞嚇人，说是“当代《红楼梦》”，是“里程牌”是“奇书”，是“足可传之后世”；攻伐者，极尽恶毒咒骂，是“道德沦丧之作”，是“淫书”，是要求“将作者绳之以法”。甚至报纸上有了以《废都》而致死两条人命的罪行。到了年底，即遭查禁，不准再版发行，不准改编拍摄影视，不准报刊上发表评论，处罚了出版《废都》的出版社和包括责任编辑在内的有关人。在“《废都》热”的一年里，我是极少出来说话的，一是无话可说；二是也没有地方再说关于《废都》的话。在那困难的日子里，我逃往四川一个地方去隐居了。再是七个月里化了假名去住院治病。《废都》使许多要名的人借此出名，要发财的人借此发财，我却成了如一位文学评论家所说的是“当红的受难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和难堪，每日接待众多的对《废都》欣赏和支持的人，他们要我签名，把买来的书收藏或以礼品赠人，每日又得听取来自有关方面的消息，承受压力和限制。这一切的突然变化，使我始料不及，我原本习惯了静寂的心境，安然的生活，受不得这种繁嚣和折磨，但风雨不止，我无可奈何，活得非常的苦累。
《废都》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如何去看它？我在1993年唯一写过一个小文章，谈到“《废都》什么也不是，说它好也没有好到什么不得了的地步，说它坏也不至于坏到罪该万死，《废都》就是《废都》。我要告诉读者的只是请看慢些，再看慢些。它或许是最好看的一本书，或许也是最易于看走眼的一本书。它写的是20世纪之末的中国现实，写的是20世纪之末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精神情绪以及其生命的意识。”作为一个作家，我热爱我的民族，愈是浸淫于民族文化的传统里，理解愈深入，我愈是深知它的利与弊，痛苦便越巨大。在古典与现代，在中国与世界的参照系里，觅求一席之地，在不断攫取艺术生命的动态过程中确立自我意识及其存在价值，这是我所要努力的。我一直追求和企望着以民族传统的表现方式，也即是东方的味，来表现现代的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废都》是我的尝试的结果，它里边有我的思考，对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感知和预言。我掌握的是艺术之笔，除过艺术之笔，一无所有。一部作品的正确公道地评价，是优秀的或拙劣的，需要社会的鉴定，时空的鉴定。为此我坦然。写完了一部作品，我的热情转移到了下一部作品，已没有精力、时间和兴趣来对待已完成的工作，这便是我之所以在《废都》出版后，很少说话的原因之一，在日文版出版之际说这些话，也正是为了再不去说。
当然，现在《废都》面对了另一个国度的读者，此书能不能被理解，被接受，被喜爱，这仍是个未知数，借此我向日本的读者致以问候，盼望着我们的熟悉。（1994年9月1日下午于西安）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农业国家，在二十世纪之末，正面临着农业向工业化、乡村向城市化的过渡，其进程之中，传统的沉重的村社意识，表现得是那么顽强、曲折，独具中国特色而又充满了文学的意味。这便使我在1996年的夏天涌动了一股激情，写成了《土门》。于是，西京——我喜欢描写的一个城市——郊区的仁厚村的故事发生了。在这个可怜的村子里，村民们曾欢呼着城市的兴起，城市的兴起却一步步吞噬了他们，失去了土地，又失去了村庄，根深蒂固的对于农村、土地的观念崩溃了，他们最终沦为市民不是市民、农民不是农民的尴尬地位。这些形形色色的男女，痛苦着，悲愤着，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斗争着，他们不满意这样或那样，但他们并不明白他们要争取什么，建设什么，各种思想和主义混杂着，如一头从山林到了平原上的狼，莽撞而疯狂地乱窜和吼叫。历史似乎早已安排了命运的悲剧，他们抗争的过程也就是消亡的过程，随着一个村庄在推土机的轰隆中抹去，传统的村社文明就这样逐渐地消亡了。“逝者如斯夫”，我们耳边想起了这句话，是的，伟大的孔子在泗水边上说着，从数千年一直说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懂得了享受，享受作为人而要享受的欢乐和烦恼。
在我的创作里，一直是有两个地方迷恋着我为之耗费心血，营造我的艺术世界。一个是商州，我的故乡，以商州乡下为题材的小说为我在中国赢得了文学上的声誉。一个就是西京城，以西京城为载体的小说则是从《废都》起，以致后来的《白夜》，它们搅动了长久地强劲的争论。商州和西京永远对我产生魅力，我并不悔我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更激动不已地要完成我要完成的新的作品。这一部《土门》，似乎是城与乡的结合部，这里发生的一切人人事事，我熟悉他们，理解他们，同情他们，也哀怨他们，我真说不清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对待他们，其实，这也是我，也是中国人无法把握处在当今时代的我们自己吧。
自《废都》的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发行后，吉田富夫先生又翻译了这一本小说，我盼望日本读者能读懂它，能喜欢它。（1997年8月4日于西安）
三、书信
因我受北京方面的指令去江南，所以不能在西安见到您，十分遗 憾。日译版《废都》，先生付出大量的智慧和心血，现在日本出版界和文学、新闻界获得热烈反应，我高兴，也向先生表示祝贺和感谢！
先生是日汉学界的权威，作品能得到先生的高度评价和翻译，这是我的幸运。至于下来将翻译哪一部？长篇有《浮躁》《白夜》和我即要完成的《制造声音》。后一部在中国出版可能到了明年初，前二部由您定。
您是中国通，从中国政治、经济到文学。以及有一批中国朋友。我们相信您从事翻译的质量和速度，相信您的目光和见解。但愿我们友谊长存！我一月后回西安，有什么事您托付韩向东君，他是很认真的能信赖的。
祝先生在西安一切愉快。
另，您到西安后，让韩向东君联系一下孙见喜先生，他写我的文章很多，会将日译本情况和您的情况写进书里，因《废》被禁，故不能及时在报上披露。但写进评著里则可，给后人能留下资料。
首先对贵出版社在敝书的译、编、版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劳表示由衷的感谢，《废都》的日译版的成功，可能只是贵社在中日文化交流事业中的一个片落，当然，我的作品不可能代表当今日中文学交流的整个，能有这样好的局面，与文学道路上的各位同仁的支持是一体的，我本人也希望与贵社在不远的将来有更好的合作。
我截至目前也只是片段性地得知《废都》的日文版，较以往的作品有令人满意的效应，但对已版的数量、再版次数均无具体告知，以及在今后的继续合作过程中，如何处理贵社与日本综合著作权代理公司之间的关系。
以上或许均属余赘，谨此。
顺祝撰安！
四、我们的友谊
佛教大学中文系和西北大学建立师生互派机制的时候，我刚从西北大学毕业不久，虽然我未能去过日本，但我知道并铭记了京都佛教大学中文系的大名。后来因我的小说《废都》在日本的翻译与出版，与中文系的创办人吉田富夫先生结识。从此，就同吉田富夫先生，同中文系结下了注定是一生的深厚友谊。
三十年来，佛教大学中文系和西北大学的互派机制已成为中日大学校际关系史上的传奇，吉田富夫要以他治学和翻译上的巨大成就成为中国教育界、文学界熟知的大人物。清晰地记得那一年，吉田富夫先生准备翻译《废都》，我们在西北大学见面，他形象高大、性格沉毅，似乎有极深的缘分，相谈甚欢。我们都是矮个子人，一块登临城墙，一块游逛街市。我给他介绍《废都》中所描绘的市井生活，观看那些偏僻小巷的宅院和宅院门口的石狮，品尝那些冒着热气的羊肉泡、葫芦头、甑糕、油茶，在城墙上听人吹埙，在城河沿上辨别那些苦蒿、芨芨草、仁汉菜。先生的亲切和真诚，做学问的严谨和细致，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再往后，他多次再来西安，我得到消息肯定要去拜会他，我又托人去日本专门看望他，再是我们还在北京见面。他除了翻译我的小说《废都》外，还翻译了《土门》《老生》等作品。对于日本的认识，对于佛教大学中文系的认识，我是从吉田富夫先生开始的。这是一个令我敬重的高贵的朋友，一个心心相念的感到亲近的朋友。我们的友谊深厚而伟大。
三十年一晃而过去了，对于岁月的流逝、人生的暂短，我有太多的感慨，在佛教大学中文系三十年庆典之日临近，遥对着天边的霞光日影，再一次想起我的朋友！我虽不能亲身前往，而站在西安的古城墙下，诚挚地向吉田富夫先生致意，祝健康长寿，诚挚地向中文系广大师生致意，祝辉煌繁华。（2016年10月22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