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峰故事会】龚增元 | 父亲的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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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龚增元，湖北罗田人，年逾古稀，微信昵称老者，现居乡下老家。大学文化，从亊中学教育近半个世纪。酷爱文学，退休后尝试写作，所写文学作品多发表于纸媒、网络公众平台，《九天文学》特约编委。著有《耆年杂集》《乡土情缘》。
龚增元
前几天，我在那间久不住人、堆满杂物的旧居室里翻箱倒柜，清理一些无用的破傢乱业、旧钢废铁、没用的电器，及一些旧书旧杂志旧笔记旧报纸旧课本和废纸箱，总之凡是旧的、杂七杂八的、再没有使用利用价值的，一古脑儿全翻出来，分类捆好、用蛇皮袋装好，准备用大推车送到小镇的废品回收站。一来想让壅塞的旧居室吐口气、让它轻松一下；二来想卖点小钱沽酒买醉，我现在每晚要叫老伴炒两个小菜喝二两，超量就醉。两个小菜是：一碗蒸鸡蛋羹、一盘青椒炒豆腐丝。
就在我满头大汗的清理旧书旧报刋旧笔记本时，意外地发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两本旧账本，距今整整六十年。那时我才十来岁，读二年级（因我自小瘦弱、个儿矮小，八岁才发蒙上学），旧账本封面已经发黄，里面的字迹倒还清晰，只是写得歪歪扭扭的。那账本是我在严坳小学（当时叫张畈小学，是大地主范定元旧居）时一年级期未考试，二年级期中考试，因考试成绩优异学校发的奖品。封面上还盖有学校圆形的公章、还有一个刻有：优秀学生四字的长方形印章。
我翻出两本账本来，仔细地端详着那两个账本，父亲的影像从模糊到清晰，又从清晰到模糊。我的鼻子酸酸的。我的心也痛了。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五年了。父亲六岁时，他的父亲因急症而离世。兄妹五人跟着母亲乞英山讨麻城。天当被地当床，餐风露宿。孤儿寡母在苦海里挣扎。生活实在无着无落，奶奶把父亲送到一个篾匠艺人家学篾匠，那时刚满九岁，正是上学读书的好时光。可父亲因为穷上不起。十二岁艺成出师，终生做他的篾匠手艺，因此父亲一字不识。
父亲虽不认得字，但他的记忆力惊人。他那时在人民公社手工业联社的工厂里。工厂里有活就在工厂里做，没活就下到村户农家去做。一年下来，哪些村子哪些农户做了多少天，做了些什么篾器，算下来有多少工钱，他凭记忆分毫不差。有的农户实在太穷，当年或次年没钱付，拖欠了两三年，父亲也还记得。一次，父亲到一个并不困难的干部家讨两年前欠下的十多天的工钱，那个干部家的婆娘说：工钱早给你了，难道你忘了？怎么还讨？父亲说：你家前年打一床篾垫，做一担箩筐、土箢，一个菜篮一个筲箕，当年没给，我也没讨，是吧，去年又没给，是吧，今年我家伢儿大了，想做两间瓦房，缺钱，你帮帮忙，今年还我吧。那个扯皮拉勾的婆娘说：那好，你把账本拿来，真没给的话，我现在就结清。
天啦！父亲一时愣住了。他连字也认不得一个，更不用说写，哪来的账本呀。这不是明明想赖账吗？父亲一气之下，怒声道：算我倒霉，白做上十天，就当作我生病了，钱丢在药罐子里去了。自此后，父亲跟我说：你要麻力读书，免得受人欺负。而且，从现在起，每天帮我记工账，记欠账，记借账，免得有人扯皮不认账。
从此，我每晚先做完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那时家庭作业不多，写一页小字，做几道算术题，只需一节课的时间。）再帮父亲写账本。那个账本就是我得的奖品——两本盖章的日记本。翻开那两个账本，里面记录的除了做工账，父亲领取工资的时间和数目：实在艰难时向四邻或亲戚家借的不至于饿肚子的杂粮数目。那哪是父亲的账本，分明是父亲那些年勤劳的记录，日子酸辛的记录，那是维系全家几口人赖以生存的记录，是那个时代贫穷的记录。
账本分两类：一类是父亲的做工账和算好的工钱账及夜晚做点小篾货卖的小钱账；一类是父亲的借账本。记工账专门记父亲某年某月某日、何时何地何家做什么篾器，做多长时间，工钱多少。年底讨账时，父亲总带着我和那个账本，让主人自己翻看，那上面写得清楚明白，自此再没人敢扯皮赖账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工匠工价是不等的，是分类计价的。铁匠，木匠，泥匠高一些，一元钱一天，篾匠的工价低两毛，八角钱一天。当时农民按分值算，十分工才五角钱，还要收入好的生产队才有。我父亲那时在手工业联社的厂子里每月领24元工资。在乡下做的工要上报联社会计处，当然工钱要分文不少地交给会计。除这个账外，父亲每日夜晚回家做到夜深，劈蚊香篾，做篾烘炉，做土箢，做菜篮柴篮筲箕，这个收入归己。做了多少卖了多少钱，父亲让我都记在账本上。一年算下来，父亲也辛劳挣得了三四百元，供一家人吃喝穿用，礼尚往来，伢儿的读书费用，基本上能糊置得来，只是生活过得清苦平淡一些。我那时爱看小人书，父亲总是给一些零用钱让我买书看。生活再贫困，我父亲从不缺我们兄弟妹们的学习费用……
另一类是借账本。借米，借油盐，借粮票肉票，借糖票布票，借煤油柴油票及其他物资供应票，父亲也要我一一记在账本上。何时何地何事向何人借了米、麦、谷或其他什么供应票，什么时候还清的，父亲要我一一在账本上写清楚。记得母亲生小弟时，家里缺粮又缺油，月子中的母亲日渐消瘦，没有营养，缺奶水。父亲就找驻队蹲点干部、区委书记周世东的妻子老符借十斤粮票，老符见我家困难，又给了两斤油票，两斤肉票，一斤红糖票。老符说：四哥（我父亲在长派兄弟中第四，塆下人都叫他四哥），这票你不用还了，你也没有还的，你就帮我做一担箩筐，做一个菜篮柴篮就行。我父亲拿这还带着体温的十斤粮票，两斤油票和两斤肉票在粮管所买了米、面、油，在合作社屠宰场买了肉。要知道，那个年代这些足可以解决一家人掺些野菜吃半个月的定量。
后来我写账时，父亲说：困难时人家好心帮了我们，我们不能忘恩，做人要知好歹，不能见利忘义。父亲又告诉我说：人穷不能志短，走路才能挺起腰板。那以后，父亲尽管在自家还很困难时，总想着帮衬比自己更困难的左邻右舍。父亲说他每月还能从厂子里领二十多元工资，夜晚还可加班做些小篾货卖点小钱做零用。父亲从来不忘帮助过自己度过困难时日伸出援手的人，也从不忘伸出援手帮衬比自己境况更糟的人家。父亲的这个积善成德的基因也正在他的儿女们的身上传承着。
那时穿衣要凭布票买布。每人每年按大人孩子分得几尺布票。我家六口人，一年才两丈多布票。做衣服基本不够。母亲就自己动手夜晚在昏黄的油灯下纺棉线，之后拿到外婆家去织（外婆家有一木制简易织布机），织成的白棉布拿回来用锅底灰染成黑色，再做成粗布衣。我找媳妇认亲时，要给女家买几套的卡的确良的时尚衣服，没布票买不成。于是我父亲又去向人借。父亲嘱咐我记在借账本上。这布票后来终究没还，因为过了两三年后，各种凭票供应的物资开始放开了，不再用各种供应票买东西了。
布票没还给人家，父亲老惦记在心。后来父亲跟那借布票的人家做了三天篾器活不收工钱。父亲是宁吃亏不愿沾光的那种人。他常跟我们说：吃亏是福，沾光是祸。那几年，我家举债盖了三间瓦房，钱、粮、油都空了，父母亲到处借，东家借米或谷，西家借油或盐，有时还遭人白眼。但好心的人还是多。借来的东西父亲让我写在借账本上，以后还的时候要填情。母亲还米时，借一平升总要还堆尖一升，借一茶杯盐总要用比人家大些的杯子还。父母亲总是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了多还，人有好言。父母亲就是这样的农家人，都是普通、善良、通情达理的老百姓。
翻看完时隔六十年的旧账本，那上面有数千笔各种账的数目。那些做工账，那些常常熬到深夜做的小收入账，那些借粮油，各种物资的供应票，让我看得泪眼婆娑，情不自禁。那个时代啊，真穷啊！我的父亲母亲啊，真苦哇！
这让我想到邓小平南巡时曾说过的一句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还想到：共产党人革命的初心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再看六十年后的今天，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基本上消灭了贫困，走上了小康之路。而今又在党的领导下奔向共同富裕的大道上，走在乡村振兴的发展之路上。再不用借账本。但我还在写记账本，某年某月某日，退休人员连续十七年增长百分之五的工资，某年某月某日添置了哪些高档电器，新奇物品，什么时候搬进的三室两厅，什么时候自建了两层小楼等。让后辈们知道：改革开放给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现在生活无忧，出行不愁，穿戴时尚，住得舒服。我们应该抚平心情，笑看世界，乐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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