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沈从文：因女作家丁玲而结怨，沈从文死磕鲁迅半个多世纪
1922年夏天，20岁的沈从文从湘西来到了北京。他的想法特别单纯，就是想来北京考一所大学，最好是北京大学，颇有古代学子进京赶考的意味。此前的他当了六年兵，随军辗转各地看尽了炎凉世态，深感读书才是正道。又加上当时的报纸上宣传北京的大学大门敞开，有志青年有的是上学的机会。
但沈从文到了北京后才发现，考大学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沈从文虽然国文功底很好，但他只有小学学历、没有高中毕业证，也从来没学过英语，因此他连续遭受到了落榜的打击。
沈从文
更要命的是，沈从文身上本来就没有多少钱，很快就连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了，但他又不想向家人求助。他离开湘西时可是立下了壮志，要凭自己的本事闯出一番天地。中国文坛向来有成型作家提携后学青年的传统，五四之后风气尤甚，于是沈从文选择了写信向郁达夫等知名作家求助。
郁达夫年长沈从文6岁，于1913年赴日留学，在日期间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组建了文学团体“创造社”，并出版了开“自叙传小说”风气之先的小说集《沉沦》，1922年回国后被公认为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人物。郁达夫文风偏于自怜哀伤，这和他生活始终困顿有很大关系，即使是成名后他也依旧极度贫穷。因此，当郁达夫沈从文在信中的倾诉后，立刻被打动了。
郁达夫很快抽出时间，去到那个被称为“窄而霉斋”的由储煤间改造成的小房间看望沈从文。郁达夫推开房门后，看到沈从文坐在凉炕上用被子裹着腿，正用冻得红肿的手写字。此时的沈从文，已经好几天没吃任何东西了。
郁达夫拉着沈从文下馆子吃了一顿好的，沈从文则对郁达夫倾吐了自己的遭遇以及理想。分别前，郁达夫将吃饭找回钱给了沈从文。沈从文还不知道，郁达夫虽然是一个成名作家，但他生活也非常窘迫，这五块钱还是他提前预支的稿费。
郁达夫
郁达夫回到家后，虽然对沈从文的遭遇感到极度愤懑，但也意识到沈从文上大学的愿望不切实际。当天晚上，郁达夫写下了《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信》：
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讲这一番苦话，并不是因为怕你要来问我借钱，而先是预防……引诱你到北京来的，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现在学校都已考完，你一个国立大学也进不去。
当然，郁达夫除了劝沈从文放弃上大学的幻想外，也以实际行动帮助了沈从文。郁达夫穷归穷，但作为一个成名作家，在文化圈子里还是有不少资源的。不久之后，郁达夫把沈从文介绍给了一个报刊主编。一个月后，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得以发表。
之后，郁达夫又介绍沈从文与徐志摩相识，进而得到徐志摩的赏识和大力推举。沈从文在逐渐得到名气的同时，也渐渐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并结识了大名鼎鼎的胡适。大家应该注意到了，沈从文在文学路上遇到的这些贵人，正好都是和鲁迅不和的人，这似乎预示了沈从文终将与鲁迅交恶。
徐志摩
当然，对鲁迅与沈从文之间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丁玲写给鲁迅的一封信。丁玲和沈从文是湖南老乡，比沈从文小两岁，也正好比沈从文晚两年来北京。不过他们来北京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想考一所大学。丁玲在老家常德得过女子师范，又在上海读过高中，考大学的基础要比沈从文好很多。
但不幸的是丁玲也落榜了，并跟沈从文一样很快陷入了困顿的生活中。在这种情况下，丁玲同样想到了给成名作家写信。不过，丁玲选择的不是郁达夫，而是她敬爱的鲁迅先生。
丁玲
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大将，他早在1918年时就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又接连发表了《孔乙己》、《药》、《故乡》、《祝福》、《我之节烈观》等小说与杂文，对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思想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在青年一代中具有很大影响力。
鲁迅收到丁玲的信后，被丁玲信中说的不幸经历所打动，但他从来没听说过“丁玲”这个名字。况且，当时鲁迅正与“现代评论派”笔战正酣。“现代评论派”和“创造社”一样是个文学团体，因《现代评论》周刊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人。前不久就有“现代评论派”的男作家以“欧阳兰”这个女性化的笔名写信给鲁迅，戏弄鲁迅。因此，鲁迅多留了个心眼，向身边的朋友打听丁玲。
鲁迅
正巧，鲁迅的好朋友孙伏园见过沈从文的字，错误地认为这封信时沈从文写的。当时孙伏园是《晨报副刊》的编辑，沈从文则以“休芸芸”为笔名向《晨报副刊》投过很多稿子。但孙伏园根本看不上沈从文写的东西，在一次编辑部会议上，孙伏园当众将沈从文寄来的稿子排成长条，戏谑地说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然后全部抛进字纸篓里。
孙伏园讨厌沈从文写的东西，而沈从文又源源不断寄过来，自然就令孙伏园印象颇深。巧的是，当时丁玲还不认识沈从文，但他们之间的缘分却提前将他们联结在了一起。沈从文和丁玲三人都喜欢用硬笔在窄行稿纸上写密密麻麻的小字，疏密及笔画都非常相像，加上他们的字又都非常秀气，外人很难分清。后来丁玲向《小说月报》投稿，编辑叶圣陶也误以为是沈从文寄来的。
孙伏园误以为那封信是自己所厌恶的沈从文写的，又加上沈从文当时跟“现代评论派”走得很近，便告诉鲁迅：此信系休芸芸所作，找事为假，戏弄为真。这样一来，鲁迅自然不会回信，只是在日记中记录到“得丁玲信”。不久后，鲁迅又对好友钱玄同吐槽这件事道：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用了各种名字，玩弄各种玩意儿……曾用一女人之名，用戏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查出为阿文手笔。
钱玄同
因此，丁玲苦苦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始终没能等到鲁迅的回信，更别说与鲁迅见面了。数个月后，鲁迅才知道丁玲确有其人。鲁迅回首往事，不禁感叹道：那么，我又失败了，既不是休芸芸的鬼，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是大半不愿回老家，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
当然，丁玲并未赶着回老家，而是在北京留了下来，并且结识了胡也频、沈从文等人，正准备以小说《梦珂》登入文坛。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虽对丁玲表达了歉意，但却避过了苦主沈从文。从鲁迅的角度来看这很好理解，因为当时沈从文和创造社、新月社以及现代评论派的作家们走得比较近，鲁迅又正好与这几派在进行激烈的笔战。
但对沈从文来说，鲁迅平白无故冤枉自己并造成了一定恶劣的影响，在发现自己错了之后又不向自己道歉，实在是太傲慢了。况且，沈从文虽然和郁达夫、徐志摩等人走得近，但那只是因为他们帮助过他，而不是属于那几个文学团体。沈从文当时名气虽然不太大，但好歹是以文为生之人，文人的傲骨自然是有的。在这之后，沈从文做了两件事：一是公开澄清休芸芸是自己的笔名，二是说自己的文学成就超越鲁迅应该是没问题的。
沈从文
此外，沈从文还针对鲁迅的作品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把他四十年所看到的社会的许多印象联合在一起，觉得人类——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所有的，只是顽固与欺诈与丑恶，心里虽并不根本憎恶人生，但所见到的，足以增加他对世切齿的愤怒……文字的论断周密，老辣，置人于无所脱身的地步，近于泼刺的骂人，从文字的有力处外，我们还可以感觉着他的天真。
到了1931年的时候，丁玲终于在上海见到鲁迅。鲁迅称赞丁玲是冰心的接班人，丁玲则感觉鲁迅平易近人、丝毫没有架子。之后，丁玲多次去鲁迅家中做客，两人交情渐深，这也与他们同属“左联”这一阵营有关。遗憾的是，丁玲和鲁迅尽释前嫌，但鲁迅和沈从文的矛盾却并未得到化解。当然，除了个人恩怨之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两人的思想观念、文学理念不一致。
丁玲
鲁迅虽曾承认沈从文“文字并不坏”，但在大多数时候却对沈从文持批判、贬低态度。如在“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中，鲁迅称沈从文为“忘其所以者”：沈从文被被反动文人诬陷时，鲁迅却嘲笑其为“忠而或咎者”；沈从文对于文坛无谓的论争与“精巧的对骂”表现出反感时，鲁迅则讥讽沈从文是“看热闹的读者和论客”。
沈从文则在对鲁迅的杂文做出批评之后，又对鲁迅的小说创作做出了批评，尤其是《阿Q正传》这部代表作。沈从文认为，《阿Q正传》在艺术上是一个坏作品，正如中国许多坏作品一样，给人的趣味也还是低级的谐谑，而缺少其他意味。不仅如此，沈从文还认为《阿Q正传》是始作俑者，带坏了文坛风气，形成了所谓的“语丝派”，给很多作家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对于《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等名作，沈从文亦评价不高。沈从文认为鲁迅的成功是意外的，鲁迅恰给了一些读者所能接受的东西，一种精神的粮食，按照年青人胃口所喜悦而着手烹炒；其实鲁迅作品的成就，使作品与读者成立一种友谊，是“趣味”却不是“感动”；一个读过鲁迅的作品的人，所得的印象，不会超出“趣味”以上的。
沈从文作出这些判断，主要是由他本人的创作经验决定的。他的文风与周作人、废名一脉作家相近，与鲁迅一脉的文风相去甚远。因此，沈从文曾断言，废名的作品要比鲁迅的作品更为经典、更有价值：冯文炳君过去的一些作品，以及作品中所写及的一切，算起来，一定将比鲁迅的作品，更要成为不应当忘去而已经忘去的中国典型生活的作品，这种事实在是当然的。
废名，即冯文炳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溘然长逝，中国文坛震惊。无数作家纷纷致以哀悼，沈从文也在鲁迅逝世第二天写了一篇文章纪念鲁迅。此时的沈从文已经写出了名作《边城》，在文坛亦算得上著名人物。按说“人死为大”，就算昔日有些仇怨，此时也应当放下了。但是沈从文在这篇名为纪念的文章中却没说多少好话，他是这样写的：
先生为文，冷诮深刻，为当代文人所不能及者，盖其幼时艰苦，又留心世故，故经验颇为宏富，嗣后所作之文，皆由当时经验得来……其个性异常强硬，心机又灵，遇事不满，则始终不能忘记，即现时所发表之小品文字及杂感，亦由他人对于彼之文章之批评，而实行报复主义之反攻，最近先生自觉创作艰难，而从事翻译工作，不料竟永诀矣。
前面几句夸鲁迅作品深刻，但马上又指出这不过是鲁迅人生经验的运用，言下之意是没多少艺术成分在内。后半段更是直指鲁迅的个性问题，“报复主义之反攻”更是说的毫不客气。最后几句最是毒辣，说鲁迅没有了创作灵感而从事翻译工作。总之，这番话下来很难让人感受到纪念之意。
沈从文的这番话很快被铺天盖地的纪念鲁迅活动、文章所淹没，并未引起多大反响。鲁迅，亦有了一个盖棺定论的称号——民族魂。对此，沈从文是特别不认同的。沈从文曾这样说道：鲁迅先生被许多人称为“中国最伟大人物”伟大何在？都说在他性格、思想、文章比一切作家都深刻。倘若话是不可靠的，那一切纪念文章都说错了，把鲁迅先生的伟大估错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沈从文这番话多少已经脱离了个人恩怨、甚至是文学的角度，而是在提醒大家不要拼命神话一位作家。但从当时的角度来说，把鲁迅确立为一个精神坐标，无疑是有利于团结文艺工作者并影响民众的思想。
之后，鲁迅的地位进一步被强化，沈从文则依然秉持着自己原来的看法，哪怕这很可能会为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此时的鲁迅，对于沈从文来说已经成为了一面镜子，通过鲁迅来看众生的面相。沈从文说，很多人赞美鲁迅，鲁迅文章好处何在，有些什么文章，也从不仔细认真看过；这也就是一种测验，一种学习，世人多附合而少真知……鲁迅若还生存，也不会接受这种超时代的精巧阿谀的。
中年沈从文
沈从文有时也借鲁迅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落寞与不甘，在那场影响无数人命运的运动中，沈从文曾这样对朋友说道：近十年因工作于博物馆，在新社会只算得是一个挂名作家，哪有什么才与不才？有大才大识，而又对新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
到了80年代，沈从文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后，仍对当年之事念念不忘，他这样写道：
鲁迅当年写的文章，有些主要在骂我，或针对我的作品，而有所讽刺，事情也极平常自然，他身边不断有人善于挑拨是非，帮助他寻找可骂的对象……上海小报不明白情形，以为我是后期小京派头目，也居然有人相信，鲁迅的文章或多或少有点影响。丁玲有权有势那些年，其余的也多作了什么长，我却在历史博物馆不折不扣作了整整十年说明员，人相熟到这样；若有什么派，会“没落”到这样吗？
晚年沈从文
沈从文的言下之意是，他其实根本不属于任何文学团体，亦不是存心要跟鲁迅作对，但当年鲁迅或身边的人却非要挑起事端。孰是孰非，如今已很难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鲁迅和沈从文之间没有那一次误解，两人也很难成为朋友。正如沈从文与丁玲，即使曾亲密无间，但最终仍成为仇人。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从20年代开始就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
在死磕鲁迅半个世纪后，晚年的沈从文在信中对大姐沈岳锟说道：鲁迅生前称赞了不少人，也乱骂过不少人，一切都以自己私人爱憎为中心；我倒觉得最幸运处，是一生从不曾和他发生关系，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