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推文2089】RDD的断点还可以这样！基于一篇AER的解析
Colonnelli, Emanuele, Mounu Prem, and Edoardo Teso. 'Patronage and selection in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10 (2020): 3071-99.
正如大地女神盖亚的儿子安泰俄斯那样唯有站在大地上才能力量无穷、所向披靡，断点回归设计只有遇到合适的断点才可以发挥自己的威力。然而，寻找合适的断点难似大海捞针，让人望而却步。本文将为大家介绍一篇发表在2020年《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祝大家找到理想的TA。
01
引言
公务员的能力高低直接决定政府的运行效率。因此，识别和量化在政府选拔公务员过程中是否存在能力和职位不匹配问题变得十分必要。尽管大多数国家已经采用严格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但是政府官员在用人方面仍具有一定的自主权。比如，官员可以随意雇佣临时工、或者设立无需严格选拔的岗位，甚至直接影响公务员考试结果。政府官员认为，鉴于公务员考试制度不够完美，这种用人的自主权可以确保最优秀的人被选拔。然而，批评者认为，这种用人的自主权导致庇护主义的猖獗，反而只能选拔能力更差的人。为解决这一争论，本文结合巴西雇员数据和选举数据，研究公务员选拔过程中官员的自主权是否被用于庇护主义以及带来的后果。
制度背景和数据
02
（一）制度背景
在巴西，市长和地方议会管辖城市，并且每四年进行换届选举。在市政选举中，选民可以投两张票（一张投市长候选人，另一张投地方议会候选人）也可以为某个党派投一张通用选票（generic vote）。得票最多的市长候选人当选市长，市长所在的党派成为执政党。另外，根据巴西宪法，对于选民人数超过20万的城市，如果没有任何市长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那么该城市将举行第二轮投票。此外，党派间可以组成党派联盟参与竞选，以增加成功竞选的概率（为叙述方便，下文的“党派”代表党派或者党派联盟）。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问题，作者在研究中使用两类地方党派的政治支持者。一类是地方议会候选人。地方议会候选人选举采用开放式名单比例代表制（open-lis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首先，按照候选人得到的个人选票和党派得到的通用选票的总数比例，席位被分配给党派。接着，党派把席位分配给其内部个人选票最高的候选人。此外，由于地方议员是兼职工作，尽管地方议员工资是当地平均工资的2.6倍，但是地方议员无需辞去原有工作（在版面有限的约束下，作者用将近5行的内容来阐述这个信息，为什么呢？如果地方议员需要全职工作，那么地方议会候选人需要在议员职位和已有职位之间做出取舍，从而混淆政治关联对公务员工作的影响）。另一个类是选举竞选捐赠者。在选举中，人们可以向市长候选人和地方议会候选人捐赠不超过年收入10%的竞选资金。
在巴西，大多数公务员的选拔需要严格的标准：一是申请者需要学术和专业资格证书；二是申请者需要参加正式的公务员考试，考试包括书面考试和口语考试。然而，有三类工作无需通过公务员考试，分别是委派职位（commissioned posts）、信任职位（positions of trust）和临时工作（temporary jobs）。委派职位和信任职位主要针对管理层和行政助理等职位，而临时工作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临时需要而设立。当然，严格的公务员选拔程序也存在猫腻。例如，在巴西的公务员考试中，考前泄露答案、考后篡改成绩，甚至冒名顶替等情况普遍发生。
（二）数据
作者主要使用两类数据，分别是1997~2014年巴西劳工部管理的雇主-雇员数据（RAIS）和最高选举法院（Superior Electoral Court, TSE）的选举数据。
首先，RAIS数据涵盖巴西所有公共和正式私营部门的员工数据（当然没那么全了，脚注中说由于数据管理问题，RAIS缺少选举成功的官员和自我雇佣的个人），主要有员工被雇佣和解雇时间、工资、工作时间、就业合同、人口学特征等信息，也包含了雇主的位置、行业和经营状态的信息。尤其，RAIS数据包含雇员的职业类型。作者将巴西的职业类型合并为四类：（1）机关-管理岗，比如市级或联邦的管理者、学校校长、行政主管等；（2）机关-基层岗，比如行政助理、行政监察；（3）一线-高技能岗，比如学校老师、医生、护士等；（4）一线-低技能岗，比如社区护工、环卫工、司机、厨师等。
其次，选举数据涵盖2000、2004、2008和2012年的市级选举数据，具体包含市长候选人和地方议会候选人的信息，比如人口学特征、隶属党派和党派联盟、募集竞选资金规模。作者还使用2004、2008和2012年选举中向候选人竞选资金的捐赠者信息。对于地方议会候选人，作者将隶属于某个党派的地方议会候选人看作该党派的支持者；对于捐赠者，作者将向某个党派竞选资金的捐赠者看作该党派的支持者。
最后，作者将RAIS数据和选举数据进行匹配。结果发现，选举数据中66.9%的政治支持者出现在RAIS数据。鉴于RAIS数据涵盖巴西所有公共和正式私营部门的员工数据，因此，没有出现在RAIS数据的政治支持者在1997~2014年从未得到公共和正式私营部门的工作。于是，作者将没有出现在RAIS数据中的政治支持者工资和就业状态设为0。（多么强的假定，强到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有33.1%的政治支持者没有公共和正式私营部门的工作呢？而且，RAIS数据其实没那么全。）
表1比较地方议会候选人、捐赠者和普通雇员的就业情况。综合来看，地方议会候选人和捐赠者得到公共部门岗位的可能性高于平均水平。当给定人们在公共部门工作时，地方议会候选人的平均工资略微低于平均水平。捐赠者通常是有钱人，因此捐赠者不管在公共部门工作还是私营部门工作的工资都要高于平均水平。并且，地方议会候选人和捐赠者得到机关岗位，尤其管理岗的可能性高于平均水平。（在我看来，这个结果反倒不利于研究结果，因为这似乎显示本文所用的样本不具有代表性，从而说明本文研究结果的外部有效性较差。）
03
断点在这里！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文的断点回归设计，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理想的实验：首先将政治关联随机分配给每个个体，然后比较有政治关联和没有政治关联的个体组间均值差异，便得到政治关联的因果效应。
可惜，现实不会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发生，那么如何去近似这个理想实验呢？作者将研究聚焦在获胜党（winning party）和亚军党（即选票数排名第二的党派，runner-up party）的选票数相差较小的选举。当获胜党和亚军党的选票数相差较小时，党派谁输谁赢接近随机，从而个体是否成为获胜党的支持者也接近随机。这便是本文断点回归设计的核心思想。当然，这个思想来自于Fisman，Schulz &Vig（2014）的研究。
首先，作者将样本局限在获胜党和亚军党所获选票占比不超过5%的选举，并使用选举后4年内的观测。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yikpmt代表在城市m在年份t的选举中，市长候选人所在党派p的支持者i在k期的就业市场表现；虚拟变量Mayor代表政治关联，在城市m在年份t的选举中，当党派p的市长候选人获胜则为1，否则为0；MVpmt代表在城市m在年份t的选举中，党派p的市长候选人与主要竞争对手票数占比的差异；γkmt是城市-年份-时期固定效应。此外，标准误被聚类在个体和选举层面。
其次，为看政治关联的动态效应，作者设定如下模型：
正如付明卫老师所说，“RD研究要有大把的图”。为了证明前置变量在断点处是连续的，作者在附录里报告78张图和3张表（共102个前置变量）。
表2报告政治关联对公共部门就业的影响。可以看出，政治关联会增加人们在公共部门任职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年收入。而且，对地方议会候选人和捐赠者的样本分别回归，结果同样如此。
图1报告地方议会候选人样本和捐赠者样本中政治关联的动态效应。Panel A报告隶属于获胜党和亚军党的地方议会候选人被公共部门雇佣的可能性的时间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在选举前，隶属于获胜党和亚军党的地方议会候选人被公共部门雇佣的可能性是相似的，但选举后，隶属于获胜党的地方议会候选人被公共部门雇佣的可能明显增加。Panel B报告模型（2）的估计结果。在选举后，隶属于获胜党的地方议会候选人被公共部门雇佣的概率显著增加。Panel C 意在表明，处理变量在断点处有明显的跳跃。Panel D-E类似地分析了捐赠者数据，证明存在同样的模式。
（三流文章或许到这里就可以收工啦！）
逻辑的力量：机制分析
04
作者认为，政治关联影响公共部门就业可能性的机制可能有三个：一是庇护主义机制，即执政党通过给予公共岗位以换取对自己的政治支持；二是意识形态同盟机制。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渠道，一种是市长通过选拔意识形态相近和值得信任的个人来增加团队凝聚力，另一种是政治支持者自己的劳动供给反映，即当自己支持的党派执政时自己才有积极性参与公共部门服务。三是筛选机制，即市长对自己的支持者具有研究者无法被观测的信息，比如公共服务的积极性。
作者对政治关联与公共部门就业的机制进行分析，充满逻辑闪耀的光芒。正如政治关联相关研究一样，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本文无法对机制进行直接检验。于是，作者开始对机制衍生的可验证的推论进行检验。抽象一点来说，如果A的确存在，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借用因果推断教学界“良心”江艇老师的一句话，便是“如果从D到Y的因果关系真的存在，那么我们还将观测到何种现象？”但是，也需要注意B的成立仅仅是A成立的弱证据。如果A成立，那么B成立。但是，因为B仅仅是A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所以B成立不意味着A成立。尽管如此，B的成立仍然增强A成立的信心。
（一）庇护主义机制检验
首先，如果庇护主义机制存在的话，由于庇护主义可能发生在公共部门所有层级，那么政治关联对公共部门中所有职业类型的岗位都会产生影响。因此，作者检验政治关联对机关-管理岗、机关-基层岗、一线-高技能岗和一线-低技能岗工作的影响，结果报告于表3的Panel A。进一步地，作者对每种具体职业类型进行回归，研究政治关联效应的分布，结果报告于图2。以上结果均显示政治关联对公共部门中所有类型的职业都会产生影响。
其次，如果庇护主义机制存在的话，那么政治关联也只能影响政府官员具有自主权的岗位，而无法影响贤能（meritocratic）岗位的招聘。基于此，作者研究政治关联对要求公务员考试的岗位（concurso）和具有自治权的岗位的影响，结果报告于表3的Panel B。此外，表3的Panel B的第（3）和（4）列说明，由于市长仅能影响市级工作选拔，政治关联只会增加人们在市级公共部门工作的可能性，而减少在州或联邦公共职位工作的可能性。（原因可能是没有政治关联的人选择去州或联邦公共部门工作。如果是这样，这岂不是违反SUTVA假定了吗?）
最后，如果庇护主义机制存在的话，那么支持力度越大的政治支持者将获得更多的好处，即被公共部门雇佣的可能性更大和年收入更高。基于此，对于地方议会候选人样本，作者用地方议会候选人参与选举时获得的选票数衡量支持强度；对于捐赠者，作者用竞选资金捐赠规模衡量支持强度，回归结果报告于图3。结果发现，政治支持越强，被公共部门雇佣的可能性更大和年收入更高。
（二）意识形态同盟机制检验
首先，如果意识形态同盟机制存在，那么意识形态越向执政党靠拢则更容易获得公共岗位获得的好处。基于此，作者构造一个虚拟变量Switcher，即在之前的选举中是其他党派的支持者则取值为1，否则为0。
其次，如果意识形态同盟机制存在，那么属于相邻的其他城市但属于相同党派的支持者也更容易获得该市公共岗位获得的好处。
表 4报告了以上推论的检验结果。结果发现，Switcher与Mayor的交互项不显著，说明政治关联效应不会受到忠诚与否的影响。而且，政治关联仅对本辖区的支持者有效，而不会给予相邻辖区的支持者本辖区的公共职位。
同时，尽管数据限制而无法进行回归，作者无法直接验证政治关联不是来自支持者劳动供给反映，但仍然进行论证。论据一是政治关联效应在有自主权的岗位效应更大，因此公共部门工作配置更多地来自于需求侧；论据二是巴西的公共部门工资高于私营部门，因此人们没有动机不去争取更高的收入。
（三）筛选机制检验
如果筛选机制存在，那么被选拔的支持者更适合该岗位，不会因自己所在党派下台而失去工作。基于此，作者使用选举前3年至选举后6年的观测进行了如下回归。首先，作者仅使用三类样本：一是在连续两次选举中均获胜的党派支持者；二是在第一次选举中获胜但在第二次选举中失败的党派支持者；三是在连续两次选举中均失败的党派支持者。接着，作者设定如下模型：
其中，虚拟变量MayorBothpmt指连续两次选举中均获胜的党派支持者，MayorOnepmt指在第一次选举中获胜但在第二次选举中失败的党派支持者。
图4报告系数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执政党败选后，该党派的政治支持者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可能性迅速下降。
（二流文章是不是到这里就结束啦，或许早已结束。）
05
最后的升华：政治关联的恶果
作者在研究政治关联对公共部门就业的影响及机制后，进一步研究这种模式是否会影响公务员的质量。当庇护主义存在时，能否提供政治支持而非个人能力如何成为官员选拔公务员的主要考虑因素。基于此，作者研究政治关联效应是否依赖于个人能力。
首先，作者采用三种方法策略个人能力。第一，作者通过比较政治支持者的学历是否达到岗位要求的学历水平来构造虚拟变量qualified。第二，如果在私营部门中能力高的工人会有更高的工资，那么在私营部门的工资可以反映能力水平的高低。基于此，作者将扣除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后的私营部门收入衡量能力。第三，作者用Mincer回归残差项衡量能力。具体而言，作者将工资收入回归在年龄、教育、就业部门之间的交互项和城市固定效应上，得到的残差作为能力的衡量。
接着，作者将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Q代表能力。
表 5报告政治关联效应在能力方面的异质性。可以看出，无论哪种衡量方式，在能力较低的样本里政治关联效应更大，从而说明政治关联和能力之间存在的相互替代关系。
（一流文章或许到这里就结束啦！）
最后，鉴于Akhtari，Moreira&Trucco（2017）同样研究巴西的地方选举问题，于是作者结合该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进行进一步拓展（这才是区分高手和一般文章的地方）。Akhtari，Moreira&Trucco（2017）研究发现，当地方的执政党发生变更时，教育部门的人员会发生变动，教育质量会恶化。作者认为，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说明庇护主义会降低公共部门服务。
从图5的Panel A和B来看，在选举后，公共部门会发生明显的招聘新员工、解雇老员工的现象。在Panel C-E中，无论在所有公共部门，还是在机关或一线岗，在庇护主义猖獗的城市中选举后招聘新员工和解雇老员工的可能性都更加高。
（0.5流是要到这里的！）
结论
06
本文采用断点回归设计的方法，利用巴西的RAIS数据和选举数据，研究庇护主义在公务员招聘中的影响。研究不仅发现政治关联能影响公务员招聘，而且发现庇护主义是其重要机制。进一步地，研究发现这种基于政治考虑的公务员招聘会降低公务员质量。
最后一个开放性问题：本文用样本局限在获胜党和亚军党所获选票占比不超过5%的选举进行RDD研究，是一个好的识别策略吗？在选举中，获胜党和亚军党所获选票占比不超过5%意味着党派势均力敌，因此党派为抢选票而用公共岗位进行拉拢选民。但在政治力量悬殊的地区，那个具有明显优势党派还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拉票吗？欢迎留言讨论！
本推文由中国经济转型讨论班（CETW）供稿。
Abstract
In all modern bureaucracies, politicians retain some discretion in public employment decisions, which may lead to frictions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if political connections substitute for individual competence. Relying on detailed matched employer-employee data on the universe of public employees in Brazil over 1997–2014, and on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in close electoral races, we establish three main findings. First, political connections are a key and quantitatively large determinant of employment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for both bureaucrats and frontline providers. Second, patronage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behind this result. Thir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lead to the selection of less competent individuals. (JEL D72, D73, J45, O17)
香樟经济学术圈征稿
香樟经济学术圈
本期小编：崔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