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忠于新疆，终于新疆（合成版上）
杨增新：忠于新疆 终于新疆（合成版上）
杜雪巍
引言
1924年，已执政新疆十三年的督军、省长杨增新在给北京的大女儿杨应桓的电报中说：“增新老矣，生入玉门关，死又不知何处。吾当忠于新疆，终于新疆！”言语中流露出一缕无奈、一缕忧伤。
未成想，杨增新一语成谶。四年后的1928年7月7日，在他出席新疆俄文法政学校举办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后的午餐宴席上，突遭枪击，身中七枪，喋血而亡。至此，保境安民，治理新疆长达17年之久的杨增新瞬间殉命，享年64岁。
河西走廊
一．饮誉河州
杨增新（1864--1928）字鼎臣， 清同治三年（1864年）出生在云南蒙自莫别村。其先世占籍是江苏上元人（今南京人），后到云南做官，故把一家人都带到了云南。杨家先落户于云南建水县，后迁至云南蒙自县。其父名叫纪元，号晓亭，母亲姓尹。杨增新一共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兄长杨增龄，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举人，后任宣威州学正；其弟杨增炳，毕业于乡学，后任四川候补道，参议院议员等职。杨增新兄、弟均先后去世。杨增新“幼极聪慧，天资高朗，卓荦有大志，由国学生中试”。光绪十四年（1888年），杨增新24岁时，参加了云南乡试中举，第二年又赴北京参加会试，中二甲第二十七名进士。“因家境寒苦，请求外放，派赴甘肃”。
赴甘肃上任之前，杨增新回了一趟云南家乡，而后赴甘肃上任。由于家贫，没有路费，他从云南到兰州雇不起车轿，只是雇了一头毛驴驮着简单的行李赴任。他牵着毛驴，“太太骑在上面，就这样经由四川走到天水。”在天水税务局门前歇息时，偶遇一位故旧送了一笔路费给他，他才得以乘着驿车，到达兰州。到兰州不久，杨增新便被任命为渭源县知事，实际负责平远县的工作。但他还未上任，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杨增新便被宁夏将军钟泰调去勤王。
所以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增新初入仕途，先后出任了渭源、天水、中卫县知事，虽然任职时间都不长，却展露出杨增新过人的治事智慧及才华。
这期间，杨增新的父亲去世，他回乡丁忧了27个月。丁忧期间，杨增新提着小篮去集市购买菜食，俨然一幅农家田园生活情态。
狮子山下的莫别村
由杨增新故居改造而成的“守望天山：杨增新事迹陈列馆”
光绪十九年（1894年），杨增新丁忧期满返回兰州后重归到陕甘总督制下。《新疆风暴七十年》说，宁夏将军钟泰奉命募军勤王，他知道杨增新精明干练，便让他负责全军的营务兼管带一个营。杨增新白天操练士兵，晚上还要挑灯夜战，整理书写文书。“裁决如流，钟大赖之。”后来，中日甲午战争以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结束。战事结束，杨增新也率部返回兰州，出任中卫县知事。
中卫县的民族、宗教、教派成分复杂，对于刚入仕途的杨增新来说，及时、果断、稳妥的处理“河湟事变”后遗留下来的民族、宗教、教派问题，让社会尽快安定下来，是需要一定的治事才华和智慧的。杨增新在很短时间内，便解决了中卫县十分棘手的教派纷争问题，社会秩序也很快安定了下来。中卫县的显著变化很快引起了原新疆巡抚、后升任陕甘总督陶模的注意和器重。这当中自然也少不了宁夏将军钟泰的极力保荐。由此，杨增新很快被提升为营务总督。
杨增新认为，中卫县的经济落后，教派纷争，皆缘于文化的落后。文化落后又因为教育的落后，民众愚昧，民智不开，根本原因仍在于教育的落后。于是，杨增新身兼数职，兴办书院，教授当地回、汉士绅子弟入学就读。一时间，中卫县尊师重教、兴办教育蔚然成风。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陕甘总督撤销了深受“河湟事变”影响的民生凋敝的中卫县，杨增新返回省府，旋即被提升为河州知府。
此时，河州回乱初平，“荆天棘地，百废待兴”，仅在河州驻扎的部队就有魏中丞的湘军、牛总兵的豫军、陕甘固原提督雷正绾的部队、甘州提督董福祥的部队，总数相加不下数百营，成了河州很大的治安隐患。杨增新周旋于几支部队中间，没有厚此薄彼，军民和谐，相安无事。尤其在处理汉回纠纷矛盾时，杨增新的处事均能让各方接受且满意。
河州原有一个荒芜已久的凤林书院，杨增新便捐出自己的俸银对其进行修葺，并进行了大规模扩充。后来，他又增设了龙泉、爱莲书院，邀请当地的饱学之士前来任教，极大改变并营造起河州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社会风气。
杨增新在河州一干就是五年，竟赢得了“杨青天”的美名。河州乡民争着给他立“德政碑”、建生祠。 “杨氏治河州简直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恩威并进，爱民如子，尤其办学校，兴道路，浚水渠，垦荒地，河州民众咸德弗替。”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于杨增新政绩突出，才智卓越很快升任道台。当时各省均在厉行新政，陕甘总督松籓便派杨增新到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去考察学务，并聘请教员来甘肃创办高等学堂，接着又创办了武备、陆军、师范、巡警、工业等学堂。创办这些学堂，杨增新均亲自编写章程、拟定规则，规定课程，筹划训练，处理人事。面对如此繁杂的事务，杨增新不仅表现出出色的治事才能，而且还各种事务应对自如，有条不紊。由此，甘肃省教育的繁荣均得益于杨增新当年的积极筹划。当时，杨增新身兼各学堂的总办，且兼办统捐，巡警等职，兼管九项差事。每天身上并排带着九枚印章，办不同的事用不同的印章，并且还接待宾客，亲自书写文书，处理政务，迅速、快捷，桌案上从不留下积压的文牍。闲暇时间，他还去书院讲学、读书。当时杨增新时值壮年，精力过人，且勤政、爱民，遂得以很快升任。
黄河岸边的兰州市
原本大度豁达、处事严谨、勤快，廉洁自持，大公无私，且有着很好声望的杨增新在甘肃政界是有着一个很好前景的，但这一切却因为陕甘总督升允的上任而改变了。升允身边围着一群嫉贤妒能的小人，他们对杨增新大肆诋毁。所以升允对杨增新也是极其的不信任，逐渐与其对立起来。杨增新非常苦闷，无所事事，慢慢郁闷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与杨增新同在甘肃为官后调去新疆任藩司的王树枬很快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向新疆巡抚联魁建言，将精明干练、学养超群的杨增新奏调来新疆。当时，杨增新已在甘肃为官十八年，多年的历练使杨增新练就了一幅豁达大度的性格。在杨增新看来，既然在甘肃郁郁不得志，还不如去新疆发展呢？！
二．新、旧政权交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44岁的杨增新以解饷之名抵达新疆首府迪化（乌鲁木齐）。
杨增新到新疆后，先以道员留新候补，任陆军学堂总办都练公所参议官。当时，清廷正在诏令各省督抚积极保荐才智优异的官吏，以图刷新吏治。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1907年），新疆巡抚联魁推荐杨增新应诏。联魁推荐杨增新的理由是：
“平日读书研究经史，不为浮靡无用之学。居官以爱民为本，历任繁剧，忠信明决，确有政绩可指。吏治实擅专长，而又留心时务，淹贯中西，洵为经世有用之才。”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杨增新被任命为阿克苏兵备道，尚未到任。九月，清廷要召见杨增新，如此杨增新赶赴北京，面见两宫太后。两宫太后询问杨增新有关新疆的事情，杨增新均对答如流，见解不凡。于是，两宫太后夸奖杨增新的才能，吏部当时给杨增新的评价是：
“该员年力精强，才识干练，起家牧令，卓著循声。在陇有年，情形熟悉。询以边务事宜，言之均得体要。洵称关外得力要员。”
很多人都认为，杨增新马上会被重用，但最后仍被遣往新疆，仅是在军机处挂了个号，让其仍回阿克苏任上。杨增新“治阿一如治甘时，吏畏民怀，庶绩咸熙”。很快，杨增新便于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调镇迪道兼提法使，成了新疆最有权势的人。
乌鲁木齐的揽秀园远眺
杨增新身处新疆的一个大变局时代。当时中国的清政府即将瓦解，中华民国即将成立。清廷的预备立宪来地扭扭捏捏，终于没能赶上辛亥革命风暴来临的速度，随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轰然倒塌，统治中国269年的清朝政府瞬间瓦解。
武昌首义成功后的第二个月的11月9日，武昌革命党人即派刘先俊等人潜入新疆迪化策动起义。由于时间仓促，起义消息泄露，事情不密，为人告密，义旗一举，便被袁大化扑灭，并将29岁的刘先俊和134人处死，余党竞相逃往伊犁，迪化起义遂告失败。
尽管以刘先俊领导的迪化起义以失败告终，但毕竟敲响了清朝统治新疆的丧钟，也为新疆伊犁起义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伊犁起义的首领杨缵绪，湖北江夏（今武昌）人，早年求学于湖北将弁堂，后留学日本戸山陆军大学。留学日本时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历任湖北各军营操教习和湖北陆军四十二标标统（团长）。他虽是清朝军官，暗中却从事反清活动。他1908年初奉调进入新疆时，任湖北陆军四十二标统的统带（团长）。1908年夏天，杨缵绪率部进入新疆伊犁后，先任新军步兵标统，后升署协统。这些新军的骨干精英，大多是来自地处“九省通衢”之地的湖北，本身就颇受武昌首义的影响。更有甚者，这批新军中的相当一批领导人，如冯特民、李辅黄、郝可权、冯大树等都是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深受早期同盟会“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影响。他们进入伊犁之后，1910年3月就创办起了《伊犁白话报》，传播革命思想，启发民智，酝酿革命。
清朝末年，中国西北新疆内忧外患，社会危机四伏，动荡不安。刘先俊领导的迪化起义震动了伊犁的革命党人，也使新疆伊犁将军志锐惊慌失措。
清朝自乾隆平定准噶尔贵族及南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之后，便于1762年11月在伊犁惠远设立了伊犁将军府，将伊犁作为新疆的都会，授予伊犁将军管理新疆整个军政的最高指挥官。到辛亥革命时已历150年，期间包括暂护、署理的一共约有42人，计60人次出任过伊犁将军，志锐便是最后一任伊犁将军。原先便“仇视革命，凶狠顽固”的志锐积极与陕甘总督长庚、西安将军升允、新疆巡抚袁大化密谋，企图拥戴宣统皇帝西迁偏安西北，正处心积虑地整治革命党人，他勒令《伊犁白话报》停刊，新军官兵削职扣饷，弹药入库，解散杨缵绪的部队。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伊犁起义爆发的步伐。
伊犁恵远钟楼
民国元年（1912年）1月7日傍晚，部分起义队伍集结在惠远城，组成“铁血团”，正式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兵分五路分别进攻南库、东门、将军署、副都督府和北库。起义军很快占领南门夺得大批枪支弹药，接着又陆续占领了东门、将军署、副都督署，仅留下北库久攻不下。杨缵绪等请卸任将军广福出面调停起义军与新满营官兵的僵持战斗。新满营官兵见大势已去，在广福的劝说下，终于放下武器。志锐最后被俘，后被处决。伊犁革命党人宣布起义成功。
伊犁起义胜利后，他们立即成立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杨缵绪任会长。1月8日，起义军召开由各首领、地方团体以及四领队大臣、新旧满营协领、佐领等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宣告中华民国军政府新伊大都督府成立。会议推举广福为临时都督，杨缵绪任总司令部部长，郝可权、李梦彪任军务部正副部长，冯特民任外交部长兼民政部长，李辅黄任前敌总指挥。冯大树任平政院长，张英杰任参谋部参谋。原来支持革命的军政人员贺家栋任参谋长兼参政部长、“黄立中任财政部副部长、黄心斋任民政部副部长。哥老会首领徐心武任参谋部副部长。”
新伊大都督府成立后，通电全国，宣布共和。同时通电袁大化，促其与清政府决裂。同时宣示：拥护新政权，安分守己者奖励，反抗、捣乱破坏者严惩；恢复办报，改《伊犁白话报》为《新报》，汉、维两种文字出版，继续为革命制造舆论；废除清朝旧制；提倡民族平等，反对歧视；坚持外交平等，照会俄国政府，承认新伊大都督府等。这对稳定社会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
迫于形势压力，杨缵绪等决定率军东征。袁大化欲剿灭伊犁起义军，派王佩兰旅及沿途各营进攻伊犁。伊犁四面受敌，1月21日，李辅黄率领东征军进军至精河西五台时与清军相遇，发生激战，清军节节败退，由五台退到大河沿、精河、沙泉子直至乌苏以西固尔图，两军对峙在乌苏城外。
而此时，全国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溥仪逊位，袁世凯、黎元洪就任临时政府正副总统。3月15日，中央临时政府电告新疆改巡抚为都督。3月27日，又电令新疆，“电令速停战事”。袁大化被迫向伊犁求和，决定在塔城议和。起初，袁大化想拖延时间，以观察后面的形势变化，见机行事。4月，双方代表云集塔城，开始和谈，袁大化见大势已去，遂于4月25日宣布辞职。
期间，在与伊犁新军在精河僵持对峙之时，袁大化命杨增新新组建的3营回队开赴前线，杨增新却审时度势，按兵不动。
4月25日，早就萌生退意的袁大化最先是举荐喀什道尹袁鸿祐来接任新疆的新疆都督一职的，不料袁鸿祐尚未赴任，便被当地哥老会众所杀。无奈之下，急于离开新疆的袁大化，只好在5月18日再次举荐了手握重兵的新疆提法使杨增新接任自己的新疆都督一职，并兼任新疆布政使。
“元年六月五日即旧历四月十八日，省城蔡乐善所带陆军马队兵变意存破坏为时，藩司陈际唐、学司杜彤，早已一律进关，而袁督大化，亦于蔡乐善兵变之次日东归。”
原先主持省府与伊犁革命军方面进行和谈的是袁大化，但迫于国内政局的巨大变化，焦头烂额的袁大化执意辞职，随指派杨增新主持与伊犁革命党人的和谈事宜。非但如此，袁大化去意已决，就连省府的藩司陈际唐、负责教育工作的杜彤也相继辞职，省府衙门一时群龙无首。
即便如此，袁大化为了确保自己安全离开新疆，也没有马上将“关防”交给杨增新，而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6月5日，待其抵达星星峡，准备东行入关，确信自己安全无虞时，方遣人将“关防”送交给了杨增新。6月21日，袁大化初到哈密时，受到哈密王沙木胡苏特的热情接待。哈密王让其帮助处置驻扎在南山口的铁木耳及其部下的叛乱，袁大化派出他的护卫去剿灭，没有达到目的。7月23日，袁大化离开哈密，东行入关。
袁大化哪里会料到，他一离开迪化，杨增新就启用了他新刻制的“新疆都督关防”，走马上任了。
袁大化像
三．与伊犁大都督府和谈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看伊犁辛亥革命起义爆发的缘由发现，其固然是受武昌首义的影响，是世界局势和潮流、乃至中国整体形势在西部边陲伊犁的一个缩影。而导致伊犁革命党起义的直接导火索便是伊犁将军志锐的过激做法，激起了革命党人的瞬间哗变和起义。
《清史稿》中说：“志锐（1853--1912），字伯愚，又字共颖、廓轩，又号穷塞主、晚号迂安，他塔拉氏，满洲镶红旗人。陕甘总督裕泰孙，四川绥定府知府长敬子。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选庻吉士，授编修。因敢于直言，仕途蹇滞。后任詹事、内阁学士；光绪二十年（1894年），授礼部右侍郎。后以妹瑾、珍两妃贬为贵人之故，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调伊犁索伦营领队大臣，后任宁夏副都统。宣统二年（1910年）擢杭州将军，次年正月调伊犁将军，加尚书衔。”
志锐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天第一次抵达伊犁，光绪三十二年夏天交卸入关。期间，其在乌里雅苏太索伦领队做了六年参赞大臣，这也是清廷对他的一种考验或惩罚。宣统三年（1911年）初，志锐调任伊犁将军，不久又赏紫禁城内骑马和尚书职衔。清廷在训示中说，“伊犁为西北门户，亟宜实力经营。志锐到任后，着将应力、各事，认真整顿，所有附近伊犁地方文武各官，均应归将军节制考查，其练兵察吏一切小宜，着会商袁大化，妥筹办理，随时具奏”。由此可见，清廷对志锐的才干、忠诚与经验都是极其满意的，赋予了他守护帝国西疆的重大责任。
志锐9月25日（农历）在惠远接任视事。接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勒令停办“讥谈时事”的《伊犁白话报》，以钳制舆论。此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全国局势均地动山摇。志锐对辖下的伊犁新军也心生疑窦，遂下令全部解散。
新疆最后一任伊犁将军志锐像
而志锐一到伊犁，首先遇到的就是藩库空虚。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起即规定，新军、伊犁、塔城三处每年共需３３６万两。新军６０万两，后陆续增至２６０万两。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改为三处共２９８万两。宣统年间，协饷解不足数，新军还需要担负庚子赔款每年４０万（岁支军饷中节省２２万两并加发储银内支出１８万两），后来又兴办学政、新政，藩库已超出９２万两。广福后来又设兵种一师，岁需军费伊银６２万２０００余两。
１９１２年，内陆革命风潮四起，１８省先后响应，纷纷独立。新疆本来就要靠内陆的协饷来运转的，一旦独立，协饷便断绝。而中央财政更是捉襟见肘，一方面要割地赔款，一方面要借债度日，志锐俨然成了一个要饭将军。
而志锐遣散新军，不发给遣返费，致使新军官兵坐困伊犁，贫怨交加。更有甚者，志锐还下令各关卡，严冬中，强行剥去被遣散官兵的皮衣裤，任其冻死。志锐原本是想严加防范革命党起事，无意中却加速了起义的爆发。当然这与志锐高贵、急躁的个性有关，做事极端，不留后路。遣散新军，收缴武器也就罢了，竟然连遣返费也没有，还要大冬天剥去官兵用以御寒的衣裤，怎能不激起兵变呢？！
志锐刚愎自用、恃才傲物，脾气急躁，待人刻薄，在其二次赴任伊犁仅仅５４天，就身首异处，命丧黄泉，享年５９岁。
尽管杨增新接任了新疆都督，兼布政使，但按照王树柟的说法，“当是时，都督权利，南不过吐鲁番，西不过精河。”由于新疆局势极其复杂，各个势力占据一方，作为一省都督的杨增新所管辖并不大，但杨增新对整个新疆有着一种非常清醒的认识，只有先解决了执政权的问题，其他问题采取抽茧剥丝的办法，也才好一个一个可以解决掉。
杨增新一上任，便接手主持与伊犁革命党人的谈判。双方和谈进行地十分艰难，双方争执的非常激烈，矛盾分歧也很大。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即“分治”还是“合治”；二是由谁主持全疆的军政问题；三是具体的人事安排。显然前两个问题是争执的焦点和核心。伊犁方面提出：以天山为界，实行南北分治，北面归伊犁革命党节制；天山以南归省府节制。杨增新政权方面提出：合并治理。不但伊犁、迪化两个区合起来治理，就连塔城、阿勒泰地区也应该合并起来统一治理。由此也就牵扯出一个谁统一谁的问题，是伊犁革命党统一杨增新政权？还是杨增新政权统一伊犁革命党的问题。最后，显然是杨增新政权方面因为拥有中央政府的合法授权支持，而在和谈中占据了主动。
从1912年4月在塔城停战议和，双方经过约两个多月的谈判，终于在7月8日达成了议和条款十一条。在议和条款中，双方承认民主共和；双方确认迪化为新疆首府，公认杨增新为都督，并由杨增新主持新疆军政，对内对外政策统一于省政府，取消双方原有机关；撤销新伊大都督府，归于一统；设立伊犁镇边署使，取代新伊大都督府；双方停战，撤退军队，保护选举和平；统一全疆财政金融等。杨增新以成立新疆省议会，再正式选举选举新疆都督，须转呈总统正式任命的名义说服伊犁革命党方面达成了十一项条款。在所有谈判过程中，杨增新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和谈，但其中涉及的一个个细节，皆可以看出杨增新运用电报遥控指挥的机智、细致和思维之缜密。
其实在与伊犁革命党方面的谈判过程中，新疆的形势对杨增新政权是非常不利的。当时新伊大都督府和哈密、吐鲁番农民起义所占据的区域以外，新疆哥老会在各地的戕官事件频繁发生，极大震慑威胁着杨增新政权。杨增新认为“南疆戕官案，警报频仍，省城因之谣言四起，险象环生。”为险中求生，杨增新是非常急于与伊犁革命党方面早日达成协议的。但伊犁革命党方面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对于杨增新提出的协议条款一让再让，而使最终协议条款朝着完全有利于杨增新一方的方向发展着。
对于双方达成的和谈协议，杨增新非常满意，立即呈报“总统核复”。当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批准了这个条款之后，杨增新认为“议和之事于此终，组织之事于此始”。接着，杨增新立即把袁世凯的批复消息电告给了伊犁方面的代表冯特民和李辅黄等人，要他们“另换正式公文，签押解决”；并要求冯、李立即回伊，根据“条约正式公文”，会同贺家栋着手解决“组织大纲”。
民国元年（1912年）9月，伊犁革命党派贺家栋到迪化商议省府组织人选问题。之前冯特民、李辅黄与杨增新政权方面所达成的协议条款，伊犁方面反弹的非常激烈，认为伊犁方面完全丧失了伊犁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伊犁方面也希望在后面的组织人事上占据主动，能够挽回伊犁方面的损失。为达此目的，伊犁方面不惜派出军队跟随贺家栋同赴迪化。
在商谈组织人事上的争论依然十分激烈，争论最大的依然是新疆军政一事的主导权归属问题。伊犁方面提出来，新疆军政的主导权归伊犁一方。杨增新拒绝了这一要求，坚持只将财政大权交与伊犁方面军政大权属于都督的特权。争执不下，杨缵绪便以保卫迪化为名，扬言要率军到迪化改组省政府，逼杨增新让步。哥老会也在迪化遥相呼应伊犁革命党方面，杨增新是倍感压力。
杨增新一方面利用手中握有的五营回队收缴迪化民间私藏的枪支，一方面电请阿勒泰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充当与伊犁方面的调停人从中斡旋，另一方面采取分化、利诱方式，瓦解伊犁革命党方面的力量。
伊犁新军合影
首先杨增新电请杨缵绪，不要率军队来迪化改组省政府，声称“尊处（军队），増新岂不愿其到新（迪化），籍资震慑”，“巩固边陲”，但将伊犁军队调往迪化，不可能“遇事通融”不发生冲突，所以“时尚未至，势有南行”，“电请缓议”同时，杨增新许以利禄给杨缵绪，调其出任喀什提督兼宣抚使。另一方面，“各处员缺，亦当渐次位置”，以满足伊犁方面之要求。杨增新对伊犁方面说尽了好话，但就是不愿意把军政权利交与伊犁。他说，如果把军政一职交给伊方，等于让他交出都督权利。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说：“责任可卸，名誉可全，进退亦可自如也”，自己也愿意“推贤让能，不思恋栈”。
通过杨增新的一番“苦口婆心”的活动，他与伊犁方面又达成了组织协议20条。表面上看，似乎喀什提督、哈密、塔城协统以及省政府的民政司、财政司、外交司等均归伊犁一方，伊犁方面是“星罗棋布”，实则不然。此协议条款，对于杨增新来说，不过是一个暂时的缓兵之计而已。
杨增新以喀什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为名，委杨缵绪赴任喀什提督，“其意实以南疆重要，非兄不克胜任”，兄乃“威望素著，震慑南疆，必资得力”，我“与伊犁诸君感情不恶”，只要“双方勿启猜疑，互相谅解，则风浪自平”。即便如此，杨缵绪对杨增新还是保持着警惕，他没有听从杨增新要其赴迪化面悟的“盛情”，而是以喀什形势紧张，急需赴任为由，率领伊犁新军部分官兵“历经艰辛，翻越天山冰大坂，由小路秘密地抵达喀什”。杨缵绪一离开伊犁，杨增新便立即取消了伊犁军务部的建制，并将杨缵绪的师长一职交由广福兼任，趁机夺掉了伊犁革命党人的兵权和军事指挥权。
杨缵绪抵达喀什后做的最有成效的一件事就是运用和平威慑手段顺利解决了策勒村事件。
喀什古城
“策勒村事件”即俄、英势力在新疆南疆角逐的一个缩影。策勒村是位于新疆于阗境内一个一千三余户的村庄，沙俄为瓜分中国领土，在当地滥发“侨民证”，逃避当地赋税，截流断水，引发村民冲突，斗殴死伤多人。
1912年夏天，“策勒村事件”被沙俄政府歪曲、放大，中国的一个民间事件迅速发酵成了一起外交事件。杨缵绪一到喀什即从喀什回城副将杨得胜手中接过印信就任喀什提督，接替喀什道伊王炳堑处理“策勒村事件”。沙俄以借口“策勒村事件”损害了沙俄侨民利益为由，气焰嚣张地派出驻喀什的部队出兵炸开了喀什城北门，300多人一举入城，提出赔偿沙俄抚恤金800万两，并将和阗牧唐允中、于阗知事沈永清及苏朴尔格和熊高升等180余人处死。
久经沙场，不惧强权的杨缵绪面对挑衅，果断从喀什、莎车、和阗等地招收维、汉青年，编练新军一个旅。所属部队分步兵一团两营、马队一团两营、警卫马队一连、炮队一营、军乐队一队。部队训练完毕，借操练之机，邀请沙俄驻喀什总领事索柯夫同去检阅。索柯夫一见喀什的部队骤增，且军容整齐、训练有素，气焰顿时收敛了许多，亦在后面的谈判中一再退让，并做出重大让步。
杨增新得到消息先是一喜后是又一惊。喜地是“策勒村事件”终于得以圆满解决，惊地是杨缵绪借处理“策勒村事件”手中又突然冒出了一个旅的新军。新疆一南一北伊犁、喀什有两个旅的兵力供其调动，杨缵绪若拥兵自重，的确是个很大的威胁。为防止意外发生，杨增新派出马福兴率领20个营的回队，星夜赶往喀什。
在马福兴率兵尚未到达喀什前，为避免生灵涂炭，杨缵绪便以给母亲尽孝为名，挂冠辞职而去。为了防止追杀，杨缵绪改装易服，绕道沙俄从西伯利亚返回了内陆。
沙俄驻喀什领事馆旧址
杨缵绪自民国元年10月27日接到任命，到次年1月28日到任，时间不到3个月，便在民国二年（1913年）8月15日返回内陆。杨缵绪回到内陆以后，一直没有忘怀新疆，仍积极从事着倒杨（增新）活动，希望重返新疆，取代杨增新，没有成功。杨增新遇刺身亡后，又积极努力重返新疆，仍没有成功。
杨缵绪返回内陆以后，也做过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即1915年投靠袁世凯，被任命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翌年2月25日，他上表袁世凯，劝其登基作皇帝。此外，在杨增新与杨缵绪的角逐中，因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曾是杨缵绪在陆军第八镇的顶头上司，其胞兄杨开甲是黎元洪的贴身幕僚，所以杨缵绪是朝中有人，欲扳倒杨缵绪也非易事。杨缵绪离开新疆后，杨增新也曾派人前去北京状告杨缵绪，私自发展部队，均不了了之。
1956年9月10日，杨缵绪病逝于武汉汉口海寿里故宅，享年83岁。其生前著有《赴伊犁军中日记》、《新疆刍议》、《现在的新疆》等，成了人们了解那个时代的宝贵资料。
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１月，杨增新乘伊犁镇边使广福病重之时，电请北京政府，建议“改组伊犁官职”，“取消镇边使，改设镇守使”，“归新疆都督管辖”。这一年的２月１日，广福病死，杨增新再电北京政府，令改伊犁镇边使为镇守使，归新疆都督管辖。如此，杨增新命其同乡杨飞霞出任伊犁镇守使，权限仅为管理伊犁军队，不得干涉地方事务，地方重大事务均须报请新疆都督府。这样一来，杨增新便将伊犁牢牢地抓到了手里。
伊宁市的乡村
冯特民为伊犁外交司长兼伊塔观察使和伊犁镇边使顾问，李辅黄为伊塔镇台兼伊犁镇边使署参谋长，冯大树为伊犁驻京代表，贺家栋为新疆民政司长，郝可权为新疆军务司长，黄立中财务司长，伊犁起义军团长姜国胜、帮统谭钟麟分别调至哈密和塔城担任副将，标统马淩霄调至阿勒泰。表面上，伊犁革命党人似乎都各得其所，实际上，杨增新是把他们分散开来，以彻底瓦解伊犁革命党人的力量。贺家栋及郝可权到迪化不久，就以家人病重，请假回内陆，先后离开新疆。离开前，杨增新均付给他们“重金”，希望他们不要回来。对于不服从安排调动的冯特民及李辅黄等，杨增新最后将他们杀害于伊犁。
为稳定伊犁局势，杨增新采取“协济伊犁协饷”的办法以稳定军心。杨增新说，“嗣因冯李伏诛，一时秩序纷如，各营索饷孔急，诚恐别生枝节，不得不磬新省库储以资维持，因派伊犁观察使许国帧解交银一十万两。”杨增新派部队一次次一批批地押解饷银赴伊犁，押解完部队便留在了当地。这样经过多次押解饷银，也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伊犁的换防。也正因为杨增新满足了伊犁军队的饷银需求，才使伊犁局势转危为安，没有再生乱局。
后来，杨增新在一次面对所有同僚的宴会上说：“新疆孤悬塞外，至汉唐以来时叛时附，盖丁中原多事之秋，兼顾不暇，则土人乘隙而叛。至中原平静，无力充实，再事抚循。因当时无外力之侵略，且与中原关系较浅。”由此可见，杨增新虽然来新疆时间很短，但他对新疆所处的环境及所面临的形势还是有很深的体悟及清醒的认识。杨增新对于能够威胁到自己的政敌，则是杀伐果断，绝不留情。
面对袁大化、陈际唐、杜彤等官员悉数离开新疆，新疆政局一团乱麻的扑朔迷离之际，杨增新以舍我其谁的大丈夫气概慷慨地说：“今日情势则不然，溯至清末开辟西域迄于改建行省，历次西征军费及每年协饷，中原金钱之输出于土著者，更不可以数计，是中原各省对经营新疆之负担，不可谓不重大矣。今一旦政纲失握，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之狼贪，恐此大好河山，将沦于异族之手，求如昔日之收抚于数十百年之后，必不可得。环顾世界，如非奥之穷荒，南北之冰洋，皆以瓜分斗剖，各国靡金钱，用武力，得辟寸地尺土于异域，则攀国欢喜若狂。我乃攀数万里版图弃如敝屣，并不重可恫欤？诸公洁身高蹈，而委之于增新，际此危机存亡之秋，正大丈夫担当事业之会，至于成败利钝，均所不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杨增新的深谋远虑和宽广胸怀。
天山
四．招抚平定哈密、吐鲁番农民起义
哈密、吐鲁番农民起义持续了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因为清廷对哈密采取的是利用当地民族上层哈密王管理当地事务的办法。而且哈密王是经过清廷册封的，已经世袭了百余年。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后，在哈密设立了直隶厅，而哈密王府的特权却依然得以保留。其世袭领地13苏木（区、乡）皆由都尔嘎管理。哈密王对于其治下的土地、民众、税收、徭役有着生杀予夺的处置权利。
哈密位于新疆的东大门，是进出新疆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而哈密的大片土地却集中在哈密王府手中，哈密当地农民对哈密王不但要要承担繁重的赋税，还要每周承担十分繁重的徭役。
哈密回王府
哈密王府纪念馆
1907年，吐尔帕克兄弟领导的哈密维吾尔族农民即举行了反抗哈密王沙木湖索特，要求减轻繁重徭役的起义，遭到清政府镇压。
1912年，为了镇压伊犁的革命党人起义，袁大化命令在哈密征集500名兵丁赶赴伊犁前线。当时新疆各地哥老会戕官事件频繁发生，而这批由哈密当地贫苦农民组成的部队在进军途中响应首领铁木耳的号召举行了起义，提出不再给哈密王府当差，要求减轻徭役。他们包围了哈密王府，投掷石块，围困哈密王府，省府命巴里坤镇台率队镇压。巴里坤镇台易盛富率兵前去镇压，反遭到农民军的埋伏，被全歼。哈密农民军的规模也迅速壮大到数千人。
受此影响，吐鲁番广大农民在穆依登率领下，在二堡也举行了规模很大的起义。袁大化曾派出伊犁革命军起义中叛变的钱广汉率领2000多人前去进山镇压哈密农民起义军，又被击溃，钱广汉左眼被打瞎，逃回哈密。
袁大化6月21日抵达哈密，7月23日才离开新疆进入关内，在哈密只所以滞留了一个月，就是应哈密王的邀请，其派出卫队去进山围剿农民军，无功而返。
杨增新接手新疆政权以后，欲采取招抚的方式解决哈密、吐鲁番农民起义。他先是派遣通晓维吾尔语的张彩廷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李福寿去与农民军谈判，“准备将哈密王府当差时间由7天改为3天。1913年3月，李福寿手捧《古兰经》对起义者发誓，保证起义军接受安抚后安全。”铁木耳答应了“招抚”。不久吐鲁番的穆依登也同意了“招抚”。铁木耳招抚后，率领200余人被调往迪化，担任省军定边马队第三营的营长，其余人员解散回乡。穆依登所率领的吐鲁番农民军被改变成了一个营，穆依登任营长。如此一来，哈密、吐鲁番农民起义被彻底瓦解了。
铁木耳、穆依登调往迪化以后，杨增新最初答应起义军“改7天徭役为3天”的承诺并没有兑现。非但如此，参加起义的人员还受到追究，有的还被关入监狱。铁木耳等也感觉自己被蒙骗了，于是积极筹备再次起义。在他们将武器夹杂在柴草中准备运出迪化城时被发觉，9月，铁木耳、穆依登被杨增新惨遭杀害，所属部队也在被遣散归农途中被杀害。
《赛福鼎回忆录》封面书影
《赛福鼎回忆录》在“辛亥革命时期新疆的武装暴动”一章中，将伊犁革命、哥老会运动和铁木耳.海力帕暴动并行排列。他说，“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的覆灭，伊犁革命的轰轰烈烈以从各地贪官污吏被'哥老会’相机暗杀等事件，动摇了哈密农民头脑中'王爷神圣、至高无上’的传统观念，越来越重的盘剥压榨逼得他们走投无路，终于揭竿而起，举起了反对袁大化政权及哈密王武装暴动的义旗。”
“哈密暴动是哈密农民为反抗哈密亲王沙木胡索特的专职独裁，在铁木耳。海力帕率领下进行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是当时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反清革命斗争的组成部分，是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新疆1912》的作者崔保新也进一步总结说：“第一，哈密农民起义与策勒村事件相互策应，虽然没有建立共和、实现三民主义这样崇高的革命目标和理想，但在平均地权、发动土地革命战争上，与辛亥革命的目标一致，第二、哈密农民起义革命的对象是落伍的封建回王制度，这是清朝的遗产，农民们要求改土归流，在土地和人身上摆脱对回王统治者的依附，要求减轻差役杂税，是社会进步的要求和表现。第三，由于哈密农民起义与辛亥革命的宗旨并行不悖，都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欲维护封建制制度的封建势力做缝针相对的斗争，因此得到了新疆辛亥革命的主力哥老会的支持与响应，哈密起义军联系哥老会，愿意与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理应成为辛亥革命的一部分。第四，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哈密一乱，新疆通往内陆的道路即绝。哈密农民起义惊走了末代巡抚袁大化，客观上有利于新疆承认共和，并开展新伊谈判，尽早结束新疆的局势动荡，不给外寇以可乘之机。第五，哈密农民起义不仅推动了哈密改土归流的改革，尤为下一次反暴政积累了力量和经验。”
1930年6月，哈密农民起义23年后，备受争议的沙亲王死了。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哈密实行了改土归流，实行数百年之久的回王制度被彻底废除了。可金树仁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却把大片肥沃的土地划归亲老乡亲属手里，再次激起当地农民的起义，也从此有了马仲英进疆，与盛世才争夺新疆的领导权的争斗。
从一定意义上说，杨增新招抚哈密农民起义的成功，直接影响了新疆的历史进程。
巴里坤汉城
巴里坤满城
五．肃清哥老会党
在伊犁爆发辛亥革命起义的同时，全疆各地也相继爆发了哥老会以暗杀清政府各级官员旨在推翻清政府统治的各类事件。迪化、伊犁革命党人起义时，革命党人就派人赴四处联络哥老会，在天山南北扰乱清军后方、配合革命党人作战。而在伊犁，革命党人刘启明率领31人到南疆各地联络哥老会。组织武装，戕杀官吏，铲除南疆的反动势力。经过联络，不仅南疆哥老会首领与伊犁方面互通消息，就连阿克苏总兵查春华也站在了哥老会一边，对抗巡抚袁大化。
民国元年（1912）4月13日到5月7日，在阿克苏、焉耆、库车、轮台、巴楚、喀什噶尔、等地发生的一系列戕官事件，尤其是戕杀阿克苏道尹陈正源、温宿知府王乃发和焉耆知府张铣、委员马鸿宾以后，哥老会冲破了南疆通往伊犁的封锁道路。他们戕杀官吏，夺取枪支弹药，组建民军，掌握军政大权，公开对抗政府。“查哥老会匪滥觞于前清咸同时，厥后支流蔓衍布漫于各行省。”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起于长江中下游后遍布全国各地的秘密反清组织哥老会，在川军和湘军中影响巨大。在清下级官兵中有着很大的号召力。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便有大批的湖南官兵留居新疆各地，这便构成了哥老会在新疆发展的社会基础。
杨增新曾说：“查民国成立以来，新疆南路之焉耆、轮台、库车、阿克苏、巴楚、喀什、若羌、北路之镇西等属，到处戕官，皆由乱党骨戒哥老会所为。”
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
哥老会在新疆各地开山立堂设码头，据点多达数百处。“入会者以汉民为主，也有部分满、回、维吾尔、哈萨克与蒙古等少数民族，甚至还有少量外国人。哥老会以反清为宗旨，秘密结团，注重义气；扶危济困，实行互助；一人不幸，群起赴难。”当时，下至散兵游勇、失业难民，上至一些清朝官吏等都争相加入哥老会，且以此为荣。辛亥革命爆发后，这些人汇聚起一个庞大的力量，成为新兴阶级阵营中一些最基本的群众基础。
袁大化离开新疆前，将新疆都督一职交给喀什噶尔道尹袁鸿祐。消息传到喀什，哥老会成员义愤填膺，立誓要斩草除根，立刻实施暗杀行动。1912年5月7日，哥老会成员在边永福、魏得喜带领下，直接闯入了袁鸿祐的道台府将其杀死，同时被杀的还有袁鸿祐的夫人，以及参将汤殿恒、疏勒知事张秉铎等人。袁鸿祐被杀后，其给袁大化准备的20万两饷银也被劫走。
喀什古城
杨增新上台以后，深知伊犁革命党人的中间力量是哥老会党，而要完全遏制住革命党的势力，就必须把各地的哥老会党剿灭。当时，哥老会党的最大势力就在喀什。杨缵绪接任喀什提督后，为震慑沙俄对新疆南疆的蚕食，在很短时间便武装起一支军纪严明的部队，其部队骨干大多便是哥老会成员。
自1912年4月起，先后有焉耆知事张铣、库车知州毛英畏、轮台知事李华嵩、阿克苏道尹陈正源及知府王乃发等被处死，极大震慑了杨增新统治。也正是从民国三年起到民国八年间，仅杨增新在其《补过斋文牍》乙集三中涉及惩剿哥老会党的文件就达37件。如：《训令各属文武地方官查禁哥老会匪文》《电呈会匪杨生花来甘肃新疆一带设立码头布散匪党请饬甘肃都督查禁文》《电古城马分统福明拿办会匪苏金玉等文》等。
为剿灭哥老会党，杨增新联系甘肃配合，与新疆一起剿灭哥老会党。他说：“该两省地当边陲，民族繁杂，防御不密，会匪潜聚其间，扰害治安愈增危险。”杨增新先从哥老会党进出新疆通往内陆的甘肃着手，关起门来，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实施他的剿灭计划。他要求“各军队及地方文武于各处城治、邮驿及当要路各乡村严密查察，如有会匪设立码头及秘密机关，务即严行拿办，一律严禁其开山立堂。”杨增新分析哥老会蔓延的形势时说，“昔日甘肃之患在于汉回之不睦，今日甘肃之患在于会匪之蔓延，日引月长，将来甘肃破坏必由于此。本都督服官甘肃二十余年，深愿甘肃长享太平之福。所有在新疆之甘肃人万不可入哥老会。”其次，“军人不准入会久为民国通例”杨增新命令在新疆的各交通要道、驿站等严查哥老会党，再用情来感化人，分化瓦解由甘肃来新疆的一部分群众，再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服感化大部分被迷惑的群众，最后达到严惩少数哥老会头目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在劝解新疆普通百姓时，他说，“新疆与内陆不同，汉人丁口较之蒙哈回缠不及十分之一，若汉人皆入哥老会，乱机一发，牵动全局，汉人不能占优胜之势力，而吃亏仍在汉人尔，土著汉人各有身家，自与游民之毫无根蒂者不同，万不可误入会党，自贻伊戚，徒留祸根，毫无好处。”
杨增新命马福兴率领回队进驻喀什，逼走了杨缵绪之后，便开始全力剿灭南疆各地的哥老会党。因刺杀袁鸿祐的喀什噶尔哥老会首领边永福、魏得喜手里握有兵权，所以杨增新不得不以“征调”之名先调他们离开喀什噶尔，“转去科布多效力”。而对焉耆、轮台、若羌等地的戕官案，杨增新命令“新疆回队”营长安益元、马致和以及分统童明才予以坚决镇压。仅在若羌一地，童明才就捕杀了哥老会党４０多名。对于迪化、奇台等地的哥老会首领杨金花、苏金玉等人，则用'新疆回队’的马福兴、马福明分别予以'正法’”。据粗略统计，“自民国元年（１９１２）以来三年中，杨依靠'新疆回队’处决哥老会会员达２００人以上”镇压哥老会的行动，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为止，焉耆、阿克苏、库车、轮台、喀什噶尔、于阗、叶城、洛浦、若羌、巴里坤、古城、迪化、玛纳斯、塔城、博尔塔拉等地的哥老会基本上都被剿灭了。
而对于先前调去科布多效力的边永福、魏得喜二人，杨增新也没有放过。杨增新先调魏得喜及所属人马到科布多去作战，任其消亡。１９１３年１０月间，杨增新将边永福调任为阿克苏副将。当边永福路过库车时，密令库车县知事马绍武将其逮捕拘禁。马绍武按照杨增新的密令行事，收缴了边永福所带士兵的全部武器，然后将其部队全部遣散。
马绍武按照杨增新的指令，将边永福手脚带上枷锁，装入木笼之中，派兵押解边永福回原籍甘肃。当边永福押解回甘肃原籍之前，杨增新有提前电告甘肃张巡按使，人一押到，就地枪决。
阿勒泰古城门楼
六．驰援科布多、保卫阿勒泰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后，内陆及沿海18省纷纷脱离清政府，拥护共和，宣布独立。趁此乱局，外蒙古“八旗”也宣布脱离“中华民族”独立。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九（1911年12月28日），清皇室退位。不久，来自西藏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布，驱逐清政府驻库伦的办事大臣，外蒙古脱离中华民国独立，建立“共戴”，首都定在外蒙的库伦（乌兰巴托市）。
1912年春，继清政府驻乌里雅苏台将军被驱逐后，科布多亦发生杜尔伯特王公勾结喇嘛丹必占灿等人的叛乱。同年6月，库伦当局派往的代表前来科布多劝降，被科布多参赞大臣溥锏所杀。哲布尊丹巴恼羞成怒，遂调集3000余人向科布多进攻。由此，溥锏一方面紧急向阿勒泰与新疆求援，一方面固守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然而库伦当局并未放弃吞并科布多的企图，亦再次派出“蒙古旅”担负进攻科布多的主力。科布多再度告急，北京政府一面命新任科布多参赞大臣延年火速赴任，一面急电阿勒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与新疆都督杨增新出兵救援。
外蒙古“八旗”地宣布独立，牵扯到与新疆相邻的科布多两个部落的主权归属，事关重大。“科城唇齿相依，为新省屏蔽。科若蹉跌，阿必不免新亦因之牵动。”科布多与阿勒泰是唇亡齿寒，出兵救援科布多的重要性，杨增新心里非常清楚。“如科阿军事办理未能得手，势必扰及新疆。新疆之塔城、精河、乌苏、焉耆等处多为旧吐尔扈特各部落牧地，与科地蒙民声息极易相通，万一各处蒙民被其煽惑，相率牵动新疆之事，必至不可收拾。”
库伦当局在沙俄的背后支持、鼓动下，宣布外蒙古独立，亦造成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内部混乱。外蒙宣布独立后，阿勒泰当地的部落头领纷纷找到与阿勒泰毗邻的新疆省府要求继续归附中国。而且这些部落还希望中国政府出面与库伦当局进行交涉，取消对方强加给他们的各种徭役。杨增新在“电呈请电库伦陈都护使转饬外蒙官员以后于阿属蒙部不得违约干预文”中说：今年四月，阿勒泰乌梁海管理右翼事务扎萨克贝子旗护印达喇嘛楚拉图玛，携同幼贝子嘉木洋扎布进省陈情，说他们本属于右翼扎萨克镇国公瓦济尔扎布一旗棍布扎布等一旗，因与外蒙接近，至今尚被外蒙牵制。“近来驻科布多外蒙官员蒙长等饬令各该旗协同供应四站之徭，并催令充当差徭。该两旗穷困已达极点，实在不能供应等情，迭由该两旗恳清指令前来查楚拉图玛虽无抵拒外蒙之力，然仰托国威依赖恩帅逾格保护之诚，欲使已经诚心内向之。”外蒙古宣布独立后，即将毗邻阿尔泰地区的两个蒙古部落也划了进去，但这两个旗心向中国，不愿被划入外蒙，“该两旗与外蒙脱离关系以清界限是所叩祷等情。据此查，该两旗系在阿尔泰范围之内，不归科布多管辖。外蒙不应摊派差徭，应请转电库伦陈都护使，据中俄蒙会订条件，照会外蒙转饬驻科布多官，以后凡阿属蒙部均不得违约再事干预，应完全归阿尔泰管辖，以免侵越权限”这两个旗的头领均要求杨增新主持公道。由此，杨增新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以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和统一。
新疆地图
据清廷最后一任库伦（乌兰巴托）将军陈毅指出，科布多与阿勒泰在“有清之世……受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节制。”“爰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划疆而治，以参赞大臣驻科，以办事大臣驻阿，所以明权限，专责成也。”
清廷在科布多派驻有参赞大臣。民国三年三月，外蒙宣布独立时，参赞大臣溥锏紧急向民国政府和新疆都督告急：“外蒙古骑兵包围了科布多，日夜攻城。溥锏依城固守，并派出管员驰行数千里，翻山越岭，到迪化告急。”
而当时新疆的局势也处于政权更迭的混乱之中，袁大化无力维持新疆的局面，转而推荐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督军。杨增新履新，北有伊犁革命党人起义，东有哈密、吐鲁番农民暴动，南有策勒村沙俄扶持的民族分裂分子的寻衅滋事，另有哥老会在各地的戕官事件，新疆简直乱成了一锅粥。非但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又冒出了沙俄在背后指使的科布多、阿勒泰分裂问题。而当时内陆给新疆的协饷已经断绝，过去内陆给新疆每年的协饷应在240万两，新疆收到的最后一批协饷是湖南谭延闿递送的6万两。尽管杨增新已经接任了新疆都督一职，但其政令并未实现真正的统一。伊犁、阿勒泰、塔城均与杨增新的迪化省府平起平坐，并无实质上的隶属关系，仅是地缘、经济和传统政治上的息息相关、相互依靠关系。在此种情况下，杨增新尽管表面上异常镇定，但内心的焦灼还是可以想见的。
阿勒泰战事一发，有着多年在民族地区工作经验的杨增新敏锐的感到其间民族关系的复杂。他非常明白其中的利害，稍有闪失，顿成千古之恨。杨增新运用其外柔内刚的娴熟政治手腕，首先劝告北京政府立保新土尔扈特蒙古王为科属宣慰使，使其收抚扎哈沁、杜尔伯特各游牧人群，攻心为上，力争科布多城不战而收复。杨增新劝北京袁世凯政府，对各土尔扈特加官进爵，分封头衔，以示器重，招抚其内心向附。郡王升亲王，贝子升公爵。此办法非常灵验，再加上阿勒泰蒙古人心里本来就内心向往着归附祖国。所以杨增新是借势推力，笼络人心。杨增新说：“毗连吐尔扈特既经投诚，则扎哈沁当易招抚，俟扎哈沁收抚之后，再设法收抚杜尔伯特，则科城可不战而收复。”阿勒泰先稳住了，收复科布多城就不算难事了。
杨增新的判断与决策也很快起到了作用，不久新土尔扈特部落五苏木诚缴了俄国毛瑟枪170杆、子弹24000余发。杨增新立刻派专人馈赠茶叶给蒙古王公以示嘉奖。杨增信在回复电文中说：“诚心内附赞助共和，实属深明大义，不忍涂炭生灵，本都督良深欣慰，惟扎哈沁蒙旗原与贵境毗连，一切情形贵王自必深知，尤望推此内附之诚心，劝令该蒙旗一同内附，庶几各种人民为一体共保治安，以免兵祸……本都督实有厚望焉。”杨增新一方面对各蒙古部落实行怀柔政策，另一方面派出严保清、李华桢部前去援助科布多，当部队行至乌梁时，又有当地的蒙古部落派人诚心内附，缴快枪八十杆。此后出现连锁反应，科属境内的扎哈沁公投诚，也缴快枪三十杆，子弹六箱表示内附。杨增新再次派专人送去茶叶、美食以示嘉奖。
蒙古各部落的纷纷归附，令哲布尊丹巴等叛匪惴惴不安，也令沙俄异常惶恐。杨增新立即电令严保清和李华桢部两个营长驱直入，进驻距科布多不远处，形成兵临城下的态势。正当此时，北京袁世凯政府也发来急电，要求杨增新勿派兵进驻科布多。杨增新也审时度势，担心孤军深入，没有后续支援而导致功亏一篑。他电令前方，“后路援兵不能接应，即幸而收复科城，粮尽援绝，亦不能守，胜败存亡关系至大，仰即飞饬李两营遵照办理，勿再固执成见、冒险贪功”。杨增新派兵兵临城下，库伦伪政府及沙俄甚为惊慌，速调大军西进，沙俄也进行策应，迅速接管了乌里雅苏台和库伦的防务。阿勒泰一时形成了对垒态势。
当时新疆，杨增新代表省府与伊犁革命党人的议和尚未最终成功，哈民的农民暴动也须弹压，且南疆各地哥老会的戕官事件频繁发生，省府仅有的兵力分散在各处，几乎也抽不出多余的兵力来援助科布多、阿勒泰。面对危机形势，杨增新“援科兵队除拨马、步两营外，深恐兵力薄弱，有误戎机；又添拨马、步队二营、炮队一营，责成副将张鸿畴统带前往。”因为省府财政空虚，手中拮据，杨增新不得不精打细算、费尽心机，“此番援科当以稳守为第一要义，步队亟宜添派如能派陆军步队一营甚好，否则至少须派步队二百人请王镇军（王佩兰）派定后，由郑令速备骆驼每人骑一驼，各携带百余斤食粮可供二三月之用。如此办理则步队比马队尤为得力。”当时古城奇台成了援科、援阿的后勤供应基地，朱瑞墀即在古城负责援科、援阿的营务。
奇台古城商业街门楼
1912年7月，杨增新先命令古城城守尉忠赐招募流散旗兵，共计官弁兵丁128人，编为马队一营与古城镇军王佩兰所部马队一营于8月14日开拔赴科布多。8月下旬，杨增新又从省军中派出马、步各一队及炮兵50人，由统带张鸿畴作为第二梯队进发科布多。如此，援助科布多的所有兵力即达到了1000人以上。同时，杨增新亦在迪化、古城等地招募流民组成步队一营，准备交由新任科布多参赞大臣延年指挥。此外，杨增新还说服了伊犁镇边使广福出兵一个营援助科布多。就此，杨增新完成了援助科布多的军事部署。
援科二个营的先头步队沿着古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道路赶赴科布多，其间共经过十三兵站。当时援科步队分步队和马队，若要使用步队，每人仅需要一驼便可带足所需粮食、草料，而要用马队则需要三驼才可以保证所需粮草，所以杨增新选择用步队代替马队出征。为了给出征将士建立稳定的后勤供应基地，杨增新命令北上的严保清、有世两个营带足三个月的粮、草，另派出两个旗兵一队、步兵两队前往援科后路驻扎。他们在元胡等地安置台站，由新疆陆军混成旅旅长蒋松林负责。
在清代，外蒙的西路各部所需的粮食、茶叶多由新疆的古城、迪化等地供应。援科战役开始后，为了切断敌人的粮源，配合军事行动，杨增新严令商民不得与蒙民私自售卖粮茶，违者财物充公，且严惩不贷。但对忠于中华民国的新吐尔扈特托罗古王（又称密什克栋固鲁布亲王），杨增新则采取特殊政策，对其到古城采买粮茶提供方便，以示笼络。而且为了减少援科部队进入科布多的进军阻力，杨增新还拟定了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文告安抚蒙民：中华民国主张五族共和，民族平等。哲布尊丹巴活佛受人愚弄，背叛祖国，结果造成蒙民遭受刀兵之苦。此次奉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令进军科布多，只是为了保护商民利益。蒙民只要不抢劫闹事，不与中华民国为敌，本都督将遗体予以保护。在援科步队进军过程中，杨增新一再叮嘱援科部队不得扰害地方，并切实保护商民的利益，以免贻人口实。
就在杨增新调兵遣将救援科布多的过程中，沙俄为保证其外蒙独立的目的，千方百计阻止中国军队出兵增援科布多。1912年8月，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两次照会北京政府，就中国向科布多派兵一事提出抗议，并声称若中国军队进入外蒙古，俄国必然进行干涉。为此，沙俄不仅向乌里雅苏台派驻了军队，还向科布多派出了半个连的哥萨克骑兵，以协助外蒙军队进攻科布多的中国守军。与此同时，沙俄驻迪化总领事也照会杨增新，指责新疆出兵科布多和喀什噶尔将导致中俄冲突，概由新疆负责。对此，杨增新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科布多为中华民国领土，大总统施行政治权范围以内现在该处出有乱事，本都督迭奉本国大总统命令，派队往援是本国政府为平定内乱起见，与贵国毫无关系。”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杨增新还专门为步队配备了俄语翻译，准备随时与俄国进行交涉。鉴于进攻科布多的蒙匪多持有俄国生产的武器，为此，杨增新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对各项科布多输送武器一事进行交涉。杨增新的这些举措均对抵制沙俄侵略有着积极意义。
正因为当时筹兵、筹饷，当援科步队、马队，到达距离科布多尚有五站远的大营盘时，修建营垒，耽误了过多时日。亦因为杨增新的过分保守政策，错过了救援科布多大好良机。“科城正副笔帖式萨穆二员，持俄领事公文及溥参战信函，并商务会禀件内称，科城已于八月二十日失陷。”后来查实，“科城失守，溥参赞陷入贼中，被人挟持，不能自主。而延参赞畏崽不前，实非应变之才。若以收复科城诸事宜付之，该参赞必至贻误此次新疆援科军队，所以未能悉合机宜者，实因该参赞于七月十五日来电令援科回队进扎古城，俟该参赞到科再行飞电咨商以定行止等语。”
也正因为库伦当局的煽惑，当时新疆北部的电报线杆多被当地的蒙古各部落所损毁，致使信息不畅。导致科布多八月二十日，参赞溥锏奋战了两月有余，才被迫接受了俄国领事的调停，交出城池，率官民返回内陆。十几天过去了，直到9月4日，杨增新才从北京政府的电令中得知科布多沦陷了。“科布多以无电报而失利，阿勒泰以有电报而保存”。
为了防止外蒙军队继续西窜阿勒泰，杨增新遂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此前，杨增新将张鸿畴率领的援科步队增加为两个营，并配属一个炮队改由绥来（今玛纳斯县）向阿勒泰进发，且加派回队两个营向阿勒泰增援。于此同时，杨增新命令严保清、有世两营继续向科布多挺进。然而当增援部队抵达距离科布多仅五站远的大营盘时，却遭到俄国驻科布多领事的无力阻拦。俄国领事以科布多已归属外蒙为由，拒绝中国军队入境。新疆部队被迫返回，暂时驻扎在察罕通古。
科布多的丧失，科布多参赞大臣延年畏崽不前，屡误战机，罪责难逃。早在1912年7月，杨增新准备派遣有世率部援科时，延年便建议杨增新令有世在古城驻扎，待其到科城后再定行止，致使援科行动整整晚了一个月。直到8月科布多再度被围且阿勒泰援兵已与外蒙军队接战的情形下，有世的马队与严保清的步营才从古城出发。8月15日，首批援科部队开拔后，杨增新曾与延年约定，在锡伯图地方会师，但直到延年科城失守，杨增新都没有得到希望他们开拔动身的消息。
杨增新在此援科战役中，过于谨慎、保守，未敢大胆用兵，致使科布多失守。先前他便为用步队、马队而纠结，尽管减少了筹粮筹款的麻烦，但却过分低估了沙漠行军的困难，进而忽视了兵贵神速的道理。“杨增新过于强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致作茧自缚”，如1912年9月4日，即科不多已沦陷半个月后，“杨增新还在其给蒋松林、张鸿畴等指挥官的电文中大谈修筑营盘的重要性和好处。”更何况，杨增新前后派出的1000余人援科部队与进攻科布多城的六千余叛匪，从数量上来说，也仅仅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杨增新
科布多失守，杨增新感到痛心疾首、无比愤怒地说：“增新向来办事以和平为宗旨，断不轻开罪与人，惟参赞贤否关系全局，未敢见好同僚，意安缄默。至增新于援科事宜未能迅赴戎机，咎实难辞，应请一并惩处。”杨增新还引出“庚子事变”的例子说，八国联军侵害中国，各国还能够做到步调一致、一心一意，而我们一国一省的军队却我行我素，各怀鬼胎，私心甚重。其情真意切的保疆之情，跃然纸上。
科布多城的丧失，科布多参赞大臣延年“庸懦不职”当负主要责任。杨增新当然也有过于谨慎、保守的过失。
科城失守后，袁世凯电令杨增新放弃科布多，新疆所有援科部队改援阿勒泰，及驻扎距科布多通往阿勒泰的地方隘口，巩固其门户。因为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科布多既然已经失守，阿勒泰亦成了一座孤城。杨增新遂命令“张统带由省带去之步兵队三百数十人、马队一百余人、炮队一队，改由古牧地取道绥来，前赴阿尔泰救援，毋稍迟误。至于元湖地方，即由严、有两管带速筑营盘稳扎稳守。俟全象所招步队一营成军后，一并开赴元湖帮同修修筑营盘。此次改援阿尔泰务须奋发精神，从速前进，不可意存观望。科城已失于前，阿城再不可失机于后”。“援阿之兵已由省派新军马队两营，定于明日开拔；古城之兵亦应速即改道前进。万一阿城再有疏忽，何以对新疆之民，何以对大总统。”
从古牧地至元湖约千里，即使走兵站也有十余座兵站的距离。沙漠行军速度非常迟缓，当他们抵达锡伯图，没有与先前约定的延年所率领的军队汇合一处。严有清、有世率领的两个营孤军深入，迳行走到察汗通古，与提前赶到科布多的蒙匪近在咫尺。杨增新闻之大惊。杨增新本来就担心孤军深入，恐为敌所歼。省军一旦受挫，兵力亦再难统合，纵有神力，也回天乏术。杨增新也非常自责，若早知道，严有清所部已孤军深入，断不会令张鸿畴部折回。所以信息不畅，贻误大事。为此，杨增新急令哈密马队一营、巴里坤马队一营迅速赶往古城照顾后路，同时电请忠守尉迅速令全象之步队一营即刻进驻元湖，修筑好营盘作为根据地，再令蒋松林派专人飞饬严有清，若已到察汗通古便在该处驻扎，等待后路抵达再一同前进，切勿冒险。“此事一误于郑令之不设驿站，再误于张鸿畴之不能振作，三误于全无侦探报告，往来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诸请妥为筹办以维大局。”
前方情势危机，急需以统领全局的前锋将帅，于是杨增新命令自己的新附爱将陆军团长张健疾驰往前方去统领援阿各部。
杨增新的北援科、援阿分为两路：东路由张健坐镇察汗通古，正面迎击科布多蒙匪；西路则以稳练干达的张鸿畴所率各部，与伊犁援兵一起协助帕勒塔亲王防守阿尔泰。蒋松林则在古城统帅两部等待前方作战的消息，杨增新在省府迪化运筹帷幄。
帕勒塔亲王
而这位帕勒塔亲王，杨增新一直对其信任有加，曾反复电请北京政府，极力保荐这位亲王。帕勒塔亲王曾是留学过日本的蒙古王爷，辛亥革命后，其为着自己的利益，也曾私下里与俄国人相勾结，希望将阿尔泰并入外蒙。帕勒塔环顾阿尔泰四周，也只有沙皇俄国，才能坐稳自己的位子。科布多城的丧失，也即帕勒塔与沙俄相互勾结的结果。
但为了援科、援阿，杨增新发挥其才能、智慧，对战役中可能涉及到的粮草供应、机动步队的取暖、枪支弹药等各方面的问题，他均仔细计算用量、安排妥帖。杨增新在给帕内塔的一份电文中说：“新疆援阿共官弁兵夫九百一十六员，名伊犁援阿共官弁兵夫一千二百人，通计新伊二千一百一十五员，依每人日食面一斤半月需面就玩五千一百七十五斤，照半年计算，共需面五十七玩一千零五十斤，每市斗小麦一石能磨面二百八十斤，通共应需小麦二千零三十九但石四斗六升四合二勺。”“由今古城雇驼到阿计二十站，每只需脚银八两数钱。今每驼喂养月给银八两，实不为少。至于去年留营之驼仍每只发喂养银十二两，以符前议。”“新伊援阿军队从前系按半年筹备食粮，按四个月筹备马料，现在军情紧迫，尊意拟再行筹备八个月粮料。”可见，杨增新为了保住阿尔泰可谓是精力非凡，殚精竭虑。
经过激烈交战，横刀立马的团长张健，奋勇当先，一举杀退了蒙古叛军。尽管科布多城失守了，但阿尔泰还算是保住了。
清代时，塔城原属于伊犁将军管辖，右翼副都统分驻塔城。民国成立后，塔城副都统改为参赞。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塔城的行政建制划归新疆，参赞改为道尹，汪步端出任道尹兼副都统衔，直接归新疆都督节制。土尔扈特蒙古六苏木、察哈尔、额鲁特蒙古十苏木，仿照旧土尔扈特、和硕特的办法，尽管仍受塔城道尹节制，但直接隶属于新疆省长兼督军节制。由此，杨增新完全改变了过去清代时伊、塔和蒙古、哈萨克各部落隶属于伊犁将军的建制，全都收归到了新疆都督的职权之下。
阿勒泰以前在清代时，属于科不多参赞大臣管辖。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清政府设立阿尔泰办事大臣。民国成立后，改为办事长官，直属北京政府。民国八年（１９１９）３月７日，阿尔泰发生兵变，杨增新乘平叛之机，将阿尔泰该区为道归并到新疆。６月，正式任命周务学为道尹，直接归杨增新管辖。
然而处于大变局时代的新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科布多、阿尔泰的战火刚刚平息，因为沙俄穷兵黩武，强行征兵激起民变，致使沙俄三十余万哈萨克、布鲁克难民涌入边境线一侧的新疆境内。
右二为帕勒塔亲王！
七．俄国难民遁入新疆
与中国出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风暴相类似的是，五年后的沙皇俄国也出现了十月革命。沙俄因穷兵黩武而出现的“十月革命”，推翻了其国内的封建王朝。中、俄两个不同国家相继发生的这场革命风暴，均影响且改变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走向。尤其是沙皇俄国内部出现的纷争、动乱，且深深影响到了相邻中国新疆的局势稳定。
1916年7月，在杨增新出任新疆都督四年后，沙俄在其境内的中亚哈拉湖一带强征哈萨克人当兵，打仗，哈萨克人不从，俄当局遂捕杀其部落头目，激起公愤、导致哈民兵变。参加暴乱的不仅有哈萨克人，还有吉尔吉斯人（俗称“布鲁特人”，与新疆境内的柯尔克孜人系同一民族。）、东干人、维吾尔人。暴乱民众焚烧街市、戕杀官吏、抢劫牲畜，给当地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破坏。沙俄派兵武力围剿叛民，各族暴民在沙俄的武力镇压下，被迫逃往相邻的新疆境内。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从伊犁、喀什、阿克苏等地进入新疆境内的俄国难民约为30余万人。
新疆塔城、伊犁境外主要是哈萨克部落，乌什、喀什、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县）境外则多系布鲁特部落。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境外的哈萨克部落、布鲁特部落均归附清朝，是清朝的“藩属国”。19世纪初，俄国势力侵入中亚，先后吞并了哈萨克、布鲁特各部落。此后，俄国开始将内陆居民移民中亚，哈、布各部落的牧地纷纷被侵占，积怨遂被加深。为躲避沙俄的高压政策，当地哈、布民众又纷纷逃到新疆的塔城、阿勒泰和伊犁等地。其中，仅伊犁一地就逃来3000余户，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才取得中国国籍。清同治、光绪年间，中、俄两次划分西部边界，将哈萨克部落分成了两部分，划入俄国的哈萨克部称俄国哈萨克，划入中国的部分称为中国哈萨克。虽然国界已分，但民族却相同。所以这便形成了多个民族在新疆属于跨界而居。由此，那些受尽镇压的哈萨克、布鲁特部落居民自然便逃到了新疆境内。
杨增新著作
民国八年（1920年）3月20日，杨增新在呈给中央政府的报告《呈明驱遣俄属逃民全数回国拟将在事即委文武出力各员分别请奖文》中说：“自民国五年秋冬之交，俄属布鲁特、哈萨克两种人民因反抗征兵在哈拉湖发生内乱后，俄政府派兵剿办致此项布、哈人民逃避新疆沿边各道县者不下三十余万人。”其中新疆北部塔城一带涌入难民六、七万人；西路伊犁一带涌入难民十六万人；伊犁、塔城皆涌入的是哈萨克人。而新疆南部喀什、乌什一带涌入的五、六万人，皆为布鲁特难民，分散在其他各县的仍有数万人。
俄属难民为逃避沙俄政府的残暴镇压，铤而走险。仅以新疆伊犁特克斯河附近的边卡为例，“十九日清晨，有俄军五百余人携带开花炮两尊，由洋栅开放射击，直抵纳林郭纳即指挥官所驻之卡，自己至未连放数十，出排枪不停，击死俄哈男女大小无数。”俄国难民在枪林弹雨中不顾生死，纷纷狂奔涌入新疆境内边卡，根本不顾及中国边防军人的鸣枪示警。中国边卡指挥官郭义标派人与俄国军队交涉，不得越界追击，扰乱新疆治安。沙俄军队则派人来称：“乱哈既入中境，何不速行打死，即可将该哈文交与我们。”
中俄边界绵延数千公里，尤其是新疆南部边界更是山高路线，道路崎岖，面临沙俄军队的血腥镇压，俄国难民“不问有路无路，到处纷窜，如遇险要山岭河涧，即将牲畜先行推下，任其跌压籍为路径，然后人口从而过之，似此情形，亦殊可怜”。尤其是天寒地冻，“逃来布民愈来愈多，塞外天寒早已积雪冻冰，俄布民之转死沟壑者，不知凡几”因逃难人数太多，“昨下雪数日，山内冻冰甚后，人马难行，俄布民或有用毡席皮物铺放冰上 ，转相递接，强为上下者，雪深数尺，俄难民之冻馁而死者甚多，尸骸枕籍填塞道途，惨不忍言。”
新疆与中亚各邻国边界地形图
这些俄国难民在逃难途中遍尝了人间冷暖与疾苦，另一方面他们进入新疆后，或强占牧场、或滋生事端、或深入腹地，给新疆本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麻烦和灾难。因为中俄边界漫长，新疆边卡军人的人数有限，难以应对如此规模的难民涌入，所以各地的步队调来调去，疲于应付。而对于逃难而来的俄国难民的生活惨状，新疆各地政府又不得不“以世界人道主义而论，中国自不能将该逃哈数万生命尽行交送俄军处死，惟任其久居中境，亦于国内治安有碍。”这也给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新疆地方财政带来莫大压力。这些难民进入新疆以后，纷纷渗入新疆腹地，在乌苏、精河、沙湾、镇西（今巴里坤）、奇台、孚远（今吉木萨尔）、阜康各县，还有南疆的阿克苏、喀什所辖各县均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新疆当时的总人口是250万，而纷纷涌入的俄国难民就有30余万，占去了新疆总人口的1/8，所占比例非常之大。俄国难民的涌入，不但给新疆治安带来隐患，也给新疆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造成巨大冲击。如何处理这些难民问题，显得十分棘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给新疆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面对如此突发事件，杨增新斟酌之后决定采取几步措施，先着手命令各地方政府摸清楚俄国难民的逃来人数、所带牲畜等情况，以备下一步与俄国政府交涉。1916年11月21日，在省府制定的《各属调查逃民办法》中，杨增新要求地方各知事，尽快将难民人数情况登记造册。此办法分为九项：一、查入境难民帐房数量；二、查入境难民何处人，管理头目姓名；三、查难民男人姓名及家属子女数目；四、查难民所带牲畜数目；五、查难民在中国居住的地点；六、查难民是否携带武器；七、难民人口死亡数；八、查难民在城乡百姓家容留了多少人，并查明姓名，男女人口数目；九、查该难民是何月何地何处入境。所有这些情况，具体调查起来非常细致、繁琐、且难度很大，但却能给下一步的难民赈济、安置、遣返奠定一个稳妥、扎实的基础。
杨增新判断，在中、俄约八、九千里的漫长边境线上各种边境矛盾“防不胜防，应持稳健主义”政策。杨增新的具体做法是：一面在各边卡入口，严加防范，阻止俄国难民不得入境，此为上策；但如果难民已经入境了，则一面劝导让其安分守法，不致扰乱我国治安；另一方面就是积极与俄国领事交涉，让他们收回逃往新疆的30余万难民。
正是在杨增新稳健政策的主导下，各地方政府也反复坚持两个方针：即“不宜办理操切”、“不得开枪射击”，力求避免俄国难民狗急跳墙，铤而走险，节外生枝。
杨增新的人道主义做法，使逃命自保的俄国难民的心理慢慢平复了下来。杨增新另一个稳定难民心理的办法是保证属于难民个人的牲畜财产。俄国难民在逃难过程中，丢失了不少牲畜，被中国驻军所收容。俄国领事则要求，将这些牲畜交给俄国军官查收，遭到新疆省政府的拒绝。杨增新指令伊犁驻军营长查获俄哈难民所丢失的牲畜，如数交还给难民。杨增新指出，“牲畜为哈萨克养命之源”“交还俄官是断绝哈萨衣食，必致冻饿而死。俄乃文明大国，何至为此不仁不恕之事义”，并称此案，已电请中国政府与俄国政府严重交涉。
伊犁果子沟景色
这些逃难到新疆的难民中，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即有些逃难难民的确私自携带着武器。所以收缴难民中所带武器是一个必须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新疆方面妥当的安抚工作消除了难民们的疑虑，增加了俄国难民对中国军人的信任，所以收缴枪械工作进展的比较顺利。难民们所携带的武器交给地方官代为保管，将来出境时发还。所有收存的枪支武器“并用收条三联票，编号盖章印于骑中，破裁以给缴械俄民当面查讫，粘贴械上以存根存案，将来照号发还。”
为防止意外发生，杨增新除调派部分兵力驻扎边卡，实施堵截新的难民涌入，对已进入新疆的难民在指定居住地点派兵保护；另外一方面就是严加防范，避免难民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以扰乱地方社会治安。所谓“防范”的另一层要义就是要设卡堵截，避免难民往其他区域流窜，防止他们与各族群众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逃到新疆30余万难民问题，出路就在于遣返难民回到原来的居住地。但是由于沙俄政府对难民实施武力镇压、枪杀，使难民心存疑虑，难民与俄国政府的对立情绪很大，担心回国后，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加之最早主动要求回国或受劝回国的难民，一入境便遭到枪杀。“前后回国布民到哈拉湖巴斯空及阻克地方被俄人杀伤甚众，前十日又在白带力卡地方杀伤回国布民一百二十三家等情，查前次俄哈回国行至哈拉湖一站被俄兵枪毙七百余口。”“前八日由乌什回哈拉湖行至色的满地方，忽来三十余俄人将伊等七十二家男女丁口一并打死，所有牲畜财物尽行抢去。”沙俄这种残杀回国难民的行为，给新疆政府遣返俄国难民回国工作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新疆政府在事件发生后，一方面呈报中国政府外交部请中央政府与俄驻华大使严正交涉，将逃新难民全部招回；另一方面责令伊犁、塔城、喀什等地方官员，与俄国驻伊、驻塔、驻喀领事严正交涉，要求俄领事配合新疆的难民遣返回国工作。省长杨增新也专门照会俄国驻迪化总领事，要求俄国政府对“凡此次逃来新疆各种俄民如果安分回国均请既往不咎”。经过多次反复交涉，在越境难民事件发生二个月后，即1916年11月，俄国突厥斯坦总督才勉强颁布了《哈民遵守条例》，要点为：放还所掳俄罗斯人质；交出枪械；执送暴乱首领；永久遵守悔罪条例，各回原牧地，供应国家劳工与马匹；将侵占的未经官方许可的村落草场，伤害俄罗斯人之地交付官府查收等。但这与新疆政府遣返难民的立场相差甚远。新疆政府的立场是：赦免其罪，既往不咎，立即招收回国。而俄国的立场则是“永远遵守悔罪条例”、交出枪械、交出暴乱首领、交出牲畜等，才可以返回故地。但杨增新认为，牲畜乃难民的私人财产，是难民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予以剥夺显然是不人道的，拒绝了俄方的要求。对于缉拿暴乱首领，杨增新说，缉拿的暴乱首领大多是部落首领，待难民全部回国后，属于俄国的内部事务，新疆方面不予干预。
1917年1月，俄国当局通过中国外交部批准，以接收难民释放人质为由，由俄国驻喀什副领事及哈拉湖官员，带领60名骑兵前往阿克苏办理难民回国事宜，实际是欲进入新疆境内缉拿所谓“叛首”。新疆方面当即表示“万难照办”。新疆方面认为，“若俄兵骤来，俄民必惊窜，更难查清，于我国地方治安有碍。此次乱事，俄兵在哈拉湖惨杀中民不少，我民正在痛心疾首，若俄兵再来中国，万一误伤中民，难免不激事变。不如仍由中国清查，将该俄民妇孺派兵护送出境，交俄官收回。”
由于俄方执意提出先交“叛首”，再行接受难民的立场，更由于难民惧怕于俄军的疯狂报复，所以难民宁死也不愿返回俄国境内。难民们齐声哀嚎：“与其返回终死于俄人之手，不如死在中界，尚能瞑目，号哭之声震于四野。”这使得新疆的难民的遣返工作步履艰难。
1917年的10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苏联苏维埃政权诞生。1918年3月，苏俄七河省宣布，逃往中国新疆的俄国难民可以“免交叛首，即将逃哈一律交收”，这才使得俄国逃新难名遣返一事得到根本性解决。1918年秋冬，苏俄难民陆续返回国内。苏、新双方出于人道主义，达成了一些协议。如对于逃亡难民中，因为穷困出卖的子女均准予赎出带回俄国；对于卖给中国公民的俄国女难民，之后若有遗腹子，按照怀孕月数计算，确系俄难民后裔者，无论男女，至产后准予带回国；若系中国公民之子，应由产妇及其家属，写明生产后交还给中国公民收养字据，至产后仍退还给中国公民。
俄国难民涌入新疆始于沙俄时代，而遣返却终于苏俄时代。在此后不久，新、苏共同协商，圆满解决了难民返回事宜。在绝大部分逃新难民返回苏俄时，也有一部分逃新难民出于各种考虑仍滞留在了新疆。1927年至1928年间，杨增新派员调查，分别给这些滞留下来的俄国难民发放了加入中国籍的护照，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塔城红楼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