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报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与李大钊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不久，当时在广州的鲁迅即从香港的《循环日报》上知道了这一消息。时值广州正在庆祝北伐军克复沪宁，鲁迅写下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他在文章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上所载李守常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鲁迅说，他最初见到李大钊是在陈独秀召集的《新青年》编委会上，当时的鲁迅并不知道李大钊已经是共产主义者。他回忆说：“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

　　鲁迅一直记得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向学生开枪的那一次惨案。他说当时李大钊就在请愿的学生队伍中，因为他的智慧才得以脱险。那次他是差一点儿就牺牲了的，足以想见他的英勇。但是这次他被张作霖害死了。在厦门的鲁迅听到消息以后，立即回想起李大钊的模样，他写道：“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

　　鲁迅说那时李大钊被编排的罪状不外乎是“危害民国”，然而时至现在“事实就铁铸一般的证明了断送民国的四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

　　1933年4月，为了纪念李大钊逝世六周年，北京大学师生与李大钊生前友好，发起筹款活动，准备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并抚恤遗孤。鲁迅在上海闻讯后，立即捐出五十元，寄往北京，托人转交。据有关人士回忆，其时鲁迅已被通缉，经济也很拮据。

　　纪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出版他的著作。鲁迅说，“不过热血之外，还有遗文在”，他极力为出版李大钊的遗著《守常全集》想办法。李大钊牺牲后，他的遗稿曾由北平地下党组织搜集整理后，辗转送到上海。鲁迅于1933年5月底和6月初，曾连续三次致函与书局有关系的曹聚仁，为如何摆脱当局的书刊审查，想办法、出主意。他在给曹聚仁的信上说：“李死在清党之前，还是国民党的朋友，给他留一个纪念，原是极应该的，然而中央的检察员，其低能也未必下于邮政检查员，他们已无人情，也不知历史，给碰一个大钉子，正是意中事。到那时候，倒令人更为难。所以我以为不如自由印卖。”

　　“遗著上应该写一点什么。”因此，鲁迅特意为李大钊的遗著写了《〈守常全集〉题记》。他说自己“谊不容辞”，就是李大钊的书不能出版，他“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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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交游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