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朋致沈曾植六札
书信作为交流的主要媒介，在旧时交游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人们表达思想、交流感情、探讨学问、传递信息等最普遍的方式。寐叟哲嗣慈护先生捐赠给嘉兴博物馆的沈曾植遗物中，不少为友朋致沈曾植的信札。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叟，别号甚多，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中进士，历官刑部主事、江西按察使、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护理巡抚。宣统二年（1910年）乞休归里。辛亥革命后，以遗老隐栖上海。其学问精博，识见雄伟，为世所共仰。“虽海外鸿硕，亦望而敬礼之也”，“海内学者皆奉为泰山北斗”。
沈曾植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体的多元身份，交游甚广，涉及仕宦、学术、艺术等领域。这些札内赠答唱酬寄兴之内容丰富，论学、论时事、论人以及生活琐屑几于其中，亦不乏真情实感之吐露、生活事件之记录，留下了鲜活的、不可多得的生活和历史片断，从中折射出时代风云变幻中文人悲欢命运与复杂心态，无疑是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现择其中的六通信札，略作钩稽。
洪洛，乃清代著名学者江苏吴县（今苏州）洪钧独子，县学生，以荫考授通判，改工部郎中，取陆润庠之女玉珍为妻。洪钧（1839—1893年），字陶士，号文卿，江苏吴县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状元及第，曾任湖北学政、内阁学士等职。陆润庠（1841—1915年），字凤石，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状元，历官山东学政、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工部尚书、吏部尚书。
此札牵涉到洪钧的元史研究著作《元史译文证补》。晚清同光以降，随着中国边疆危机的出现，边疆及周邻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也随之全面铺开。蒙元史研究也顺应潮流开拓新的发展路径。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就是新研究方法及其成果的重要代表，也是其中贡献最大者。《元史译文证补》一书，是洪钧1887—1890年出使俄、德、奥、荷四国期间撰写的，“稿经三易，时逾两年，而始成书”。归国后，复与沈曾植等参证本国史籍，详加修订，最后定稿。惜全书未及改定，洪钧因劳累过度，遽于1893年10月2日病逝。“临殁，以其初稿之杂摭者，付其子工部郎中洛，俾守之，以其清本属沈子培比部及余（按：陆润痒）二人，且曰：'数年心力，瘁于此书，子为我成之。’”陆润痒与洪钧既是儿女亲家，又是挚友，自不待言。沈曾植与洪钧何时相识相交已不可知，但应在京中，两人又通蒙元史研究，于心理和学术有某种契合和共鸣，内心的认同遂有此举。沈曾植的舆地之学为时人称道，并享有盛名，至1885年36岁时已被视为当时“不可多得之士”。《蒙古源流笺证》八卷、《元秘史补注》十五卷和《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等著述，都代表着当时中国学术界在研究西北历史地理方面的最高成就，成为研究西北历史地理方面的公认权威。
此信所谓领悉“先人遗著稿本抄本两包”，洪洛应已根据初稿（原稿本）和稿本抄本（清本）进行整理，但洪洛因父丧悲哀至痛，亦随后亡故，稿本遂散失。陆润庠在《元史译文证补序》中曾这样说：“甲午（1894年），余奉命典江西试，归途闻耗，则洛又殁。亟函询其稿本，已散失不可复得矣。”由此也可知，此信应写于1893年至1894年之交。信中同时提及“从康民世叔处抄来所定目比对”、“无清本须纂补”，这里至少透露着这样的信息：洪钧的遗稿《元史译文证补》虽已定目，但未完全定稿，未改定者需要修订纂补，已改定者需要缮写清本。此缮后事，洪钧临终已分托于沈曾植与陆润庠。而沈陆二人此后也在着手之中，汪康年致沈曾植的一信曾言：“洪书未成者兄为补纂，已成者已由凤石（按：陆润痒）缮写矣”，可为之佐证。“康民世叔”，即顾肇新（1853—1907年），字康民，江苏吴县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刑部候补主事充补总理衙门章京。1891年，洪钧归国后升为兵部左侍郎，入值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为同僚。
1895年，陆润庠“以养母乞假归籍，旋奉讳家居”，于是得以将洪钧的遗稿缺卷整理校订，于1897年刊印于世，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元史译文证补》一书，计三十卷。其中十卷有目无书，即卷七《察合台诸王补传》、卷八《旭烈兀补传》、卷十三《不赛因补传》、卷十六《帖木耳补传》、卷十七《图克鲁帖木儿补传》、卷十九《速不台传注》、卷二十《曷思麦里传注》、卷二十一《郭宝玉郭德海传注》、卷二十五《克烈部补传》、卷二十八《蒙古部族考》。洪洛写此信时，抄本“少《哲别补传》《恰合台诸王补传》《也里可温考》三种”，《恰合台诸王补传》（即卷七《察合台诸王补传》）和《也里可温考》陆润痒刻本未见，或许此时已失，而《哲别补传》载于陆润痒刻本卷十八。另“抄出副本内有《曷思麦里传注》《速不台传注》《郭宝玉郭德海传注》三种，无原稿本，应请于便中捡出交下，以便校对”，在陆润痒刻本这三种有目无书，应在洪洛殁后已散失的稿本中。同时也传递出这三种为洪钧殁后抄出或补纂后抄出，原本或在沈曾植处或在陆润庠处。
沈曾植所藏清本后亦有部分刊出，与陆润痒刻本相较，略有出入。如沈所藏稿本后附《经世大典地图》并长跋，为陆刻本所无，后由龙榆生录出刊于《同声月刊》1943年第三卷第二号。同年该刊第三卷第六号又据沈藏本刊出《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较陆刻本卷二十六《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上多千余字的案语，内容为说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书法并考《元经世大典地图》绘制年代等，然元陆刻本该卷末“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条及所附“谦河考”，其余文字亦互有增删。因此，洪洛此信透露着《元史译文证补》稿本在洪钧殁后的保存及校勘信息。
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光绪二年（1876年）举人，历任驻日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部领事、驻英使馆二等参赞、驻新加坡部领事，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据《沈曾植年谱长编》载，1889年7月24日，沈曾植与袁昶、王仁东等在畿辅先贤祠雅集，为黄遵宪、郑孝胥、文廷式饯行。可见，黄遵宪与沈曾植两人在此之前已相识交往。
黄遵宪此信主要述及吴铁乔之卒。吴铁乔，即吴樵，字铁樵，名以楩，四川达县（今平昌）人。生于同治五年（1866年），是晚清“变法维新运动”的积极分子，素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君子交往甚密，志同道合。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陈宝箴在湖南兴矿务，邀请吴樵董理其事。四月，吴樵由上海至汉口，因热病无汗而于廿一日（5月22日）不幸病逝。亲友无不哀痛，深表惋惜。此信透露出的正是黄遵宪的“愤郁伤悼”之情。此信中谓“散席回家，乃闻吴铁乔恶耗”，并署“五月十六”，当是写于吴樵的卒年，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十六日（6月15日）。
此信虽短，但牵涉的人不少。季清，即吴樵之父吴德 （1848—1900年），又字筱村，光绪八年（1882年）进士。1896年任山阴（今浙江绍兴）知县，与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来往甚密，并成为维新刊物《时务报》最初发起人之一。1899年任西安（今浙江衢州）知县，次年，其一门四十余口惨死于任所（即庚子浙江衢州西安县令吴德 灭门案），后昭雪。
另外，幼霞即王鹏运（1849—1904年），又字佑遐、幼遐、又霞，中年自号半塘老人，又号鹜翁，晚年号半塘僧鹜。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浙江山阴。同治九年（1870年）举人，同治十三年经友引荐官内阁中书，光绪间官至礼部掌印给事中。工词，为清季四大词人之首，有《半塘定稿》等。子修即吴庆坻（1848—1924年），又字敬疆、稼如，别号悔馀生、蕉廊、补松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历任会典馆总纂、四川学政、湖南提学使、政务处总办等。善诗文，工书法，有《补松庐文录》、《悔馀生诗集》等。伯唐即汪大燮（1859—1929年），原名尧俞，字伯唐、伯棠，原籍安徽黟县宏村，生于浙江杭州。光绪十五年（1889年）举人，援例为内阁中书，升侍读、户部郎中，后考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光绪三十一年任充英公使，三十三年任考察宪政大臣，宣统二年（1910年）任驻日公使。民国后，官至代理国务总理。晚年致力于平民教育、红十字会等社会公益事业。沈曾植与这几人常相往返，酬寄唱和，且关系密切。如与吴庆坻等退居沪上结超社、逸社，以诗酒唱和、校藏图书遣日。其应聘主修《浙江通志》时，又聘吴庆坻等为分纂。
王仁俊（1866—1913年），一名人俊，字籀 ，号捍郑、扞臣、幹臣，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九年（1903年）赴日本考察学务，继署宜昌、黄州府事、河北存古学堂教务长、京师大学堂教授、学部图书局副局长等职。生平著作等身，长于辑佚，精于史学及敦煌学，为清代辑佚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
沈曾植1880年起在刑部主事，1898—1901年应湖广总督张之洞聘请，在武昌主持两湖书院史席。王仁俊信中言“准廿四义和船南下，年底来武”，说明此时的沈曾植应在武昌主持两湖书院。按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1898年条，“公晤王仁俊于武昌，时仁俊草《辽文萃》既脱稿，公与陈衍促其付梓” 。因此，似乎可推断此信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此时的王仁俊读到沈曾植“手书法墨”，“如见包安吴”，可见当时的沈曾植书法受包氏影响非浅。沈曾植早年书法得力于包世臣，已是公认。向燊说“书学包慎伯” ；马宗霍说“寐叟执笔颇师安吴” ；王蘧常说“执笔学包世臣”，“于包世臣之'安吴笔法’颇为推崇，讲求执笔与笔墨相称之法”，甚至说沈氏六十岁“为予外舅沈公仲殷写佛经卷，当时诧为精绝者，亦不能过安吴轨辙” ；沙孟海说“专学包安吴、吴熙载一派” 。沈曾植自己亦有诗称：“百年欲起安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谈”，又云“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 ，所流露的正是其早年的学书历程。包世臣在用笔上主张铺毫和转指，故点画多侧锋取势。沈曾植对此用笔方法尤为推崇，并抓住转指这一关键，在包氏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执笔作书时盘旋飞舞，翻折跳荡，形成一套独特的用笔习惯。后又广取博收，融会碑帖，遂成为清末民初书坛上的卓然大家。
恽毓鼎(1862—1917年)，字薇孙，一字澄斋，河北大兴人，祖籍江苏常州。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历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文渊阁校理，侍读学士，国史馆总纂，宪政研究所总办等职，担任晚清宫廷史官达十九年之久。
《恽毓鼎澄斋日记》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八月二十一日（10月4日）记：“酉刻赴六国饭店公宴法兰西人伯希和（字履中）。甘肃安西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三危山下有寺，寺有石室数百，唐人谓之莫高窟，俗名千佛洞，洞壁满绘佛像及造像人画像，年代相沿久矣。光绪庚子，寺僧因壁敝欲修之，凿壁而室见，藏书满中，僧不知其可贵也，稍稍流落人间。丁未冬，伯希和游历迪化府，谒将军长庚，将军示以石室书一卷，且语其事。迨过安西，州牧复赠以一卷。伯希和充东方学会长，素留意中国古学，颇悉其源流，审视所赠书，乃唐人写本也。亟诣其处，以银圆数百元购得十馀箱，仅居石室中全书三分之一，然所有四部各书及经卷之精好者，则均囊括而去矣。尚馀残书数束，携以来京。王书衡、董授经侦知之，乃介一美利坚人以见伯希和，因得假观，并用摄影法付印。纸墨款式，定为唐迹，了无疑义。中多人间未见久佚之书。即有见者，亦较今本多异文，且完足。藏碑有石晋开运、宋太平兴国年号，疑是宋初人避西夏兵乱，凿壁以藏其书，且彩饰画像于壁，以掩其迹象耳。书衡、授经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馀人，宴伯希和以志奇遇，余亦与焉。伯习华语，专治中国古学。席间纵论板本，辩析真赝，即在吾辈犹推博洽，况欧族耶？独是此书自宋至今千馀年，风雨兵火所未毁，道俗樵苏所未伤，山灵护存，幸而发见。地方官吏绅衿，曾无一个过问，乃举而付诸法兰西人之手，重洋万里，辇归巴黎，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吾华尚为有人乎？安西牧俗吏不足责，身为学使之陈苏生，所司何事？岂竟不一闻问耶？可耻甚或矣！酉刻南皮张相薨，赠太保，谥文襄。” 这是八月廿一日公宴伯希和当天的日记。引述文字较长，便于两相对照，从中可清晰窥见恽毓鼎二十一日记叙述藏经洞被发现的过程和伯希和劫经的情况，主要内容和文辞表述与此信略同。又二十三日（八月6日）日记有“致安徽沈子培丈书，附寄石室书目记事八纸” 之记，所述“石室书目”亦相契合。本信署“廿二日”，应是1909年八月廿二日（10月5日）所写。关于“敦煌遗书”，罗振玉等当时人的记述可与恽毓鼎所述相印证。罗振玉1909年10月5日致汪康年函就云：“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在甘肃敦煌县）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皆隋唐《艺文志》所未载），弟与同人醵资影印八种，传抄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巴黎者，此可喜也。闻石室所藏尚有存者，拟与当道言之，迅电毛实君，余存不知有否，但有尽力耸动之，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此可悲也。弟有《石室书录》数纸，随后印成寄奉，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 透过这些信札，伯希和敦煌劫经及早期传播史事大致已可窥见。伯希和敦煌劫宝，当地视之不问争，而有识之士愤慨痛惜之情亦于其中清晰可见。本信札中历史片断之记录，于史料和版本之校勘、补证不无裨益。
此信乃陈焕章（1881—1933年，字重远）就孔教会相关事宜与沈曾植的通信。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宗祀奉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传学人……藉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 ，由陈焕章、沈曾植、朱祖谋、梁鼎芬、姚文栋、姚丙然等人策划成立于1912年的孔子诞日（八月二十七日，即10月7日），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1913年夏，陈焕章顺应形势需要受派北上北京，“自总会创始于沪，登高一呼，全国响应，各省支会纷纷成立。惟尚有意存观望，或另立旗帜者，经同人公议，以为将来总会必须移至首都，庶北京人士有所观感兴起。前接黄孝觉君、姚忠悫君等来函，曾有组织支会之举。兹特由本会委任陈君重远至京，以便联合同志，筹备一切” 。从这段话可看出陈焕章至京的目的，在于组织成立孔教会在北京的组织机构，更在于联合各种尊孔力量请定孔教为国教。北京孔教公会即是尊孔力量之一，此信中“王君书衡”即政界名流王式通（1864—1931年），是孔教公会成员和发起人之一，1912年7月任司法部次长，旋转任约法会议秘书。陈焕章会晤交往王书衡的成效，“彼于本会宗旨[拜跪亦已首肯]甚表赞同”，后遂“由陈君及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王式通诸君，为本会全体代表，上请愿书于参众两院请定国教，其介绍人皆一国之彦” ，成为孔教会最有声势的事件之一。陈焕章在北京的教务活动，孔教会的纪事后来追述：“癸丑六月朔日（1913年7月4日）陈君焕章由沪到京，是月之望（7月18日），即立孔教会事务所于西城太仆寺街衍圣公府内。当时请定国教，全国一致；仲秋上丁，乃在国学举行释奠礼，礼毕讲经于辟雍，至大成节开第一届全国孔教大会于阙里。凡此诸事，皆数千年来特创之盛举。” 1913年9月24—30日，第一届全国孔教大会在孔子故里阙里（今山东曲阜）顺利召开。据信函所述内容，以及信中有“阙里大会，无论乱事如何，决不停办”，又有陈焕章自谓“局于北方”、“六月之望”之语，此信当写于国民二年癸丑（1913年）六月之望（7月18日）。
孔教会成立至第一届全国孔教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孔教会会长虽一直空缺，但孔教中人多属意于康有为。康有为本人一直致力于鼓吹和实践孔教，“以孔教复原为第一着手”，久为人知。梁启超称其为“孔教之马丁路德”，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弟子陈焕章则其为“孔教巨子”。北京姚君碻1913年6月12日致上海教总会的信中就说：“公举孔教巨子一人，为全国孔教会长，奉南海为之魁” 。于是，1913年11月23日北京孔教会在事务所开会讨论推荐会长之事：“陈焕章宣布会长所应具之资格：一道德、二学问、三阅历、四望闻。所谓道德，不独私人之道德，必须有任道之热力、救世之气魄，而学问、阅历尤须博通诸教，淹贯中西，其闻望必须为中外人士所敬仰者，方为合格。自孔教会发起以来，会长一席，久已属意于康南海，阙里大会之时，亦经询谋佥同，今日南海已回国，各处纷纷来信，催促早日举定……于是，全体一致，皆赞成举南海为会长。” 康有为得电后，同意出任孔教会会长。可以说康有为出任会长乃众望所归，而于其是名至实归。陈焕章此信中云：“南海承认会长之职，惟何时发表，请老先生主之。”这封信透露的信息十分重要。陈焕章写此信在1913年7月18日，而此时康有为已允诺担任会长之职，只是何时发表公布的问题。那么，1913年11月23日开会讨论推荐会长，只是程序操作上的过过场。另外，“惟何时发表，请老先生主之”，说明当时沈曾植在孔教会中的重要作用。民国二年（1913年）《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云：“本会之发生，始于去年春间，沈君乙庵[曾植]实主其事，发起诸人开谈话会于沈宅者屡矣。然本会成立之期，实托始于大成节。是日假上海山东会馆为恭祝圣诞之地，到者五六十人，各界均有代表，上午十一时，排班行礼，以三跪九叩为节，彬彬济济，极一时之盛。至本会祝之祭品及一切费用，均由沈乙老筹备云。” 沈曾植忧孔教之沦丧、昌孔教之苦心，及其个人的威望，以至于他成为孔教会创办的实际主持人之一。
按《沈曾植年谱长编》：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二月十一日（3月7日），公与左绍佐赴王秉恩招，途中堕车伤足。” 又瞿鸿 （1850—1918年）《甲寅花朝日完巢招饮夷俶新居作社集诗》自注：“乙庵昨日堕车不至。”“花朝日”即二月十二日，文中“昨日”即二月十一日。招饮乃古人之雅聚，而沈曾植为赴招饮而堕车伤足，故友朋即有寄兴慰问之作。瞿鸿 即作有《乙庵堕车无恙走此候之》诗云：“漆吏悟虚舟，物我两无累。沈侯小车出，突逢电毂至。轰然相击撞，绝险出不意。腰围虽瘦损，骨重天庙器。掷作金石声，砉如土委地。阿难投五体，白佛参真谛。扶持龙象力，三昧偶游戏。从来信神全，了不关醉坠。敝屣视三公，得天免折臂。浩吞九云梦，胸宽更何蒂。安流自不惊，智大若无事。来朝入吟社，请按徐行辔。上堂闻钟声，不胜罚扬觯。”
“乙翁”即沈曾植，故瞿鸿 作此诗并望沈曾植指正，时在甲寅花朝日。两诗对照，“乙庵堕车无恙走此候之”与“乙庵偶坠车，安然无恙，走此候之”，“阿难投五体，白佛参真谛”与“阿难白佛言，五体投何异”，“来朝入吟社”与“明朝入吟社”，略有差异。信札之诗应是原稿，后来刊行时许是作者作了修改润色，并删去了信札中常用之谦词和落款“录奉乙翁大师粲正。鸿 ”。
沈曾植本人酬答而作有《偕笏卿赴雪塍（即王秉恩）招中途堕车伤足诸公枉存以诗报谢》 ，遂有潘之博《奉和乙庵先生堕车伤胁答同社诸公之作》 。文人相酬相和，大致如此。
这些信札本身就是艺术品，友朋间私人往来信札，又信笔挥就而无造作，表现出书家之本真。书体各展风采，各擅其胜。其中亦渗透着书家之文学功底，而书者之修养、气质更在此有不寻常的显现，咀嚼体味，颇多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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