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得之者可安天下
在我们传统观念中，中原是文教昌盛、礼乐兴隆、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风水宝地，西北边陲则充斥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黄荒蛮气息。但是翻开历史的卷轴，目光注定会被黄河以西、祁连山以北一块狭长地带吸引，数千年里，这里上演了一幕幕跌宕起伏的历史大戏，对整个中华文明的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河西安则天下安，河西动则天下乱，就这小小的一块平原之地，对整个国家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民族交融之际会
在我们的传统认知中，“大汉族主义”、“华夏中心论”的思维还是根深蒂固的，一般认为是“汉人”创造了我们的古代文明，这种观念其实是有失偏颇的。至少在一半以上的时间里，非汉人的民族、或者少数民族化的汉人，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盛装出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河西走廊是民族碰撞与交融的最前沿，虽然有过伤痛，但和平与交往仍是主流。上古至战国，在“华夏正统”的思维模式下，用“西戎、东夷、南蛮、北狄”，指代华夏周边遍布的少数民族。秦汉之际河西走廊处在汉匈对峙的前线，随着汉末中央王朝的衰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匈奴、羯、氏、羌等民族乘虚而入，并仿照中原王朝模式，建立起一系列封建国家。此后，一支由这里走出的鲜卑化汉人，开创了隋唐三百多年的盛世基业。宋朝因为孱弱的国力无力北上，党项人在此建立了神秘的西夏国，孕育了另一种特色文化。
元代的河西走廊，是横亘在亚欧大陆上这个庞大帝国的交通枢纽，汉人、蒙古人、畏兀儿、回回等民族在这里开展频繁的活动和贸易。随着明朝朱洪武将长城西延，修建了嘉峪关，标志着陆上贸易时代的终结，河西走廊也由枢纽变成了边塞，从此走向了没落。以唐代为例，受当时一个叫“粟特”的民族影响，“胡人文化”大为流行，当时的中国人不仅吃“胡食”、“胡饼”，还穿“胡服”，饮酒作乐少不了“胡姬”，还以跳“胡旋舞”、“胡腾舞”为乐。外国人可以随意来中国生活、经商，甚至是做官，一切都显示着一个强大帝国的极度自信。而这一切的源起，正是在河西走廊的武川六镇，弘农杨氏、陇西李氏等一批名门望族，夺取天下之后，将这个山间一隅海纳百川的气度，推广到整个帝国境内。
兵家必争之要隘
历代大一统的中原王朝，都非常注重对河西走廊的经略。固守住河西走廊，就能加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控制，确保国境之内安定无虞。秦皇汉武都是雄才伟略的君主，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此地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很长一段时间里，匈奴占据了这片山雄水美之地，以此为基地逐渐发展壮大。秦始皇统一六国根基尚未站稳，便命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却匈奴七百余里”，实现对河西走廊的重新控制，巩固了北方边境。趁着秦末之乱，匈奴帝国一代雄主冒顿单于，打败月氏、占领河西，国力达到全盛。经历了几代君主的韬光养晦、卧薪尝胆，汉武帝终于痛下决心，倾全国之力，赶走了这里的匈奴人。河西走廊于是回响着匈奴人的悲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能否控制河西的交通要道，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兴衰。河湟之地是关中长安的屏障，此地失则国都危。各朝代在此设置行政单位和军镇，便于加强管理。西汉霍去病右击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在此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治，称为“河西四郡”，实现了对该地的正式管控。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分少数民族和汉人政权，如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等在此建都，因此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又被称作“六朝古都”、“五凉都会”。唐朝将国境线远推至中亚，将河西走廊纳入版图，一举奠定了盛世的基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宋王朝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却无力维持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在吐蕃、回鹘、西夏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全盘放弃，最终只能偏安一隅，处处采取守势、处处被动挨打。河西走廊有优良的马场，大量生产战马，可以说是古代的“天然兵工厂”。骑兵是冷兵器时代战场上的“核武器”，谁拥有了强大的骑兵，谁就能纵横天下。风光无限的十三世纪蒙古兵团，倚仗的也是马上部队的威力。河西走廊出产的优良战马蜚声天下，素有“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美誉。一直到今天，祁连山山脚下、大马营草原上的山丹军马场，占地三百多万亩，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军马生产基地。无怪乎历代王朝都不惜血本在此展开争夺。
文教兴隆之通途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是华夏文明的“世外桃源”。随着晋末中原大乱，很多汉人举家迁徙以避祸乱。在“避难之国，唯凉土耳”的口号下，大批汉人难民依附到凉州刺史张轨治下。张轨“课农桑、立学校、拔贤才”，大兴文教，形成了郭荷、郭瑀、刘昞为代表的“河西学者”群体，让中原文化在此得以存续。这里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必经之路”，是佛教的滥觞之地。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被前秦苻坚掳至凉州，在此地寓居几十年，毕生致力于翻译佛经，翻译的《大品般若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奠定了如今汉学佛教的基础。今天汉语中很多的词汇，如“世界”、“魔鬼”、“心田”、“一尘不染”、“天花乱坠”、“想入非非”等，都是经由鸠摩罗什首创。
家喻户晓的《西游记》记载了唐僧师徒四人历经磨难，去往西天取经的故事。怪力乱神自然不复存在，但玄奘取经的事迹却是有史可考。根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公元627年，三藏法师在河西走廊一带西出凉州、横过瓜州，闯过八百里莫贺延碛沙漠，跋涉流沙，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继续奔向前路，最终完成取经大业。玄奘的使命，是去找寻佛教的源头，他所做的，就是沿着佛教传入的路线进行“反溯”，以凉州作为起点，一路西行寻找属于自己的梦想。敦煌莫高窟是当年佛学兴盛的有力见证。这里保存了佛教洞窟七百余个，造像两千余尊，建造年代跨越前秦至元代的千年时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藏品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也因此兴起了“敦煌学”，各国学者躬耕于此领域，为我们还原了越来越多曾经灿烂的、独属于这个地方真实文化面貌。
商贸频仍之古肆
河西走廊历史上的繁华，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唐朝时期，雍凉地区是除了京城、苏杭之外的全国第三大“都市圈”。与长江、黄河流域传统的农耕经济不同，这里更具有商业的气息。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这是一条从东亚到西欧、横跨整个亚欧大陆的通道，中国的丝绸、陶器由此西运，西方的各种物产经此来华。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和贵族，以身着中国产的丝绸为荣；在今天中国的境内，也发现有当年罗马帝国的金币，可见当年商贸的频繁。汉武帝时期的张骞以身涉险，打通了西去的道路。大食、粟特等外国商队，从此络绎不绝、往来如织，将东西方货品运到凉州的集市，待价而沽。
13世纪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来到忽必烈治下的中国，见证了这个神秘莫测的国度，并出版《马可·波罗游记》，向欧洲人介绍了这个近乎神话般的繁华国家。数百年来，欧洲人在这本书的精神鼓励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航海运动，为的就是找到那个“遍地是黄金、遍地是白银”的世界。东西方之间对于贸易的渴望是执着的。就在河西走廊阻塞、丝绸之路不通的情况下，大家又将目光转移到海上，力图去开辟新的通道。清国闭关锁国之后，列强的使团、军队，对中国提出最多的词就是：通商。互通有无是历史必然的趋势，阻碍历史车轮向前进的，只会被时代无情抛弃。如今的河西走廊愈发得雄浑和壮阔，历经沧海桑田更加富有底蕴。“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已经失去了城防的意义，接待着往来的游人。历史留给我们的，远不是几块城砖那么简单，背后的纵横捭阖、运筹帷幄才是值得我们关注并且敬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