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芽菜，顶锅盖
豆芽菜，顶锅盖，哥娶婆姨我不在。这是我小时候常唱的一首童谣。豆芽菜与嫁娶有关系么？有。我闵庄，但凡红白喜事，必须大盆地生黄豆芽和绿豆芽。这是做凉菜必备的。哥娶婆姨我不在，道出的似乎是一种遗憾。在那个年代，对于红白喜事，孩子无非惦记两件事，一是吃好的，二是凑热闹。我本家大哥结婚时我八岁，那是我在闵庄第一次吃流水席。流水席也叫“零上”，大概叫什么十三花，最后吃饭时还上四个座菜，即下饭的菜。此前因为生活水平不高，红白喜事待客上“总抬”，即一次性端上桌6-8个菜。这个，当然没法与十三花比。
在闵庄，爷爷孙子没大小，婚宴上一个堂弟和几个爷爷划拳，我怂恿着让他喊“哥俩好”。吃席的时候，一来是我逞能，二来是上了几个爷爷的当，被哄着骗着喝了四小杯白酒，醉得一塌糊涂。 仔细想想，那几个老先人也不厚道。八岁的孩子就哄着让喝酒。大概是闵庄受草原文化影响的结果，把喝酒不当个事。因为草原民族善饮善骑。有诗云：“虏酒千盅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其实，上大学前我的酒量一直很差，高考结束的我喝四五杯汾酒就醉了，可见我的原始酒量实在不怎么样。说盐池的麻雀能喝二两，那绝对是吹牛逼。
前几天，大姐的女儿订婚，而且要定下结婚的日子。大姐说，订到十一吧。她儿子要到外地上大学，只有放长假才可能赶回来参加。婚丧嫁娶从来是大事，说起参加闵庄的婚礼，我最遗憾的是没有参加我姐姐的婚礼。
我上“高四”那年五月，姐姐结婚。当时，我住在姑妈家。此前几天，姑妈回了一趟闵庄，回来时说：你爸说“让生裕也回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和我爹没有那么细腻的父子之情，长到二十多岁我爹给我最多的是身体上的关爱，因为我早年多病。至于别的，他根本不关心。这一点符合农业社会家长的普遍心理。我早就习惯了我爹的责骂和冷眼。我姐姐结婚，恰逢周末，我当然要回去，我得回去帮着干点活，招呼远近的客人。
姐姐长我一岁，她是我家四个孩子中最吃苦的，她对我们兄妹的关心无处不在。她如果不辍学，一定也能考上学，但她很早就为这个家出力，她挣钱补贴家用，供我们上学。作为兄弟，她出嫁我得作为娘家主宾去送亲啊。就算是我抱着最没出息的想法，我也得回去好好吃几天吧。这个还用说么？为什么我爹要多此一举？其中必有蹊跷。他若骂着让我回反倒自然。我甚至感觉这句话像是给我发了个请柬一样客气。第六感官告诉我，姐姐的婚宴对我而言或许是“鸿门 宴”。于是，我果断决定：拒绝参加！
在盐池农村近亲婚姻多。主要原因是家长的见识。因为家长接触的人有限，基本上就是亲戚这个圈子。所以，他在为儿女张罗婚事时，亲戚的孩子先进入视野。在闵庄，近亲结婚是正常的。表兄妹可以结婚，可以娶舅舅的女儿，但不能娶姑妈的女儿。后者叫倒埋骨血。至于姨妈的女儿，那自然没有问题。我老大妈的六个儿子中有三个儿子都是近亲结婚，大哥的是二姨妈的女儿，三哥娶的是大舅妈的女儿，四哥娶的是三姨妈的女儿。
从前，大人们到一起订娃娃亲，到我小时候，没有订娃娃亲这一说了。但是，大人嘴里常常念叨这事。我大舅的三女儿，和我同岁，比我大月份，我爹说这丫头不错，长得心疼，人也踏实，以后给咱家做个儿媳妇挺好。以至于三表姐一来我家，别人就拿我开涮，说我媳妇来了。我为此非常羞赧，和她说话也不自然。以至于我姐和我生气了也拿这个说事，让我难堪。三表姐只上了个小学，她十七岁时，有人介绍了个城里的工人，嫁了。结婚时我妈去的。我明显感觉到我爹有一种莫名的失落。
后来，我爹又将目光锁定在我内蒙的一个姨妈的女儿，这个姨妈是我妈的堂妹，姑娘好像和我同龄，也是大月份，而且也在上高中。姨妈姨父均是厚道之人，两家人除了一般的亲戚关系外，我爹似乎有意走近，好象某年主动给借过钱。另外，我爹和姨姐的几个舅舅也走得近，大概他们都在想玉成此事。
姐姐结婚那年是我高考落榜复读的第一年，据说那个姨姐也落榜了。他们安排“梁山伯和祝英台”在这样的场合上见一次，一定是别有深意的。但是，谁也不说透这事。我爹对我姑妈画蛇添足的一句话“让生裕也回来”让我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姐姐的婚礼上姨姐要出现，我绝不能配合。我的决定扎扎实实地闪了我爹一次，我的不合作让我爹很是不爽，但是他又无话可说。
后来的事情印证了我的判断。果然，姐姐的婚礼上姨姐一家都来了。但是，我当时一来是羞涩，而且对此事可能引起的后果预测得严重了。人家正常走亲戚，至于把你怕成这样？况且以我的那副尊容，人家未必看得上。那时候，我坚持要复读，而且有破釜沉舟的打算，不能给我爹任何让我回家娶妻生子的幻想。否则，他挺着劲不让我上学怎么办？在我判断，人家来一则是看看我家，二则是看看我。如果姨姐没意见了，我爹还有啥说的。用我爹骂我的话“就你那个求姿势，别配你绰绰有余”。那我上学的事不就完蛋了么？
当时，村上和他同龄的人都抱上了孙子。而且家里有个壮劳力干活他也轻松。那几年我爹多病，一旦他玩苦肉计对我道徳绑架，比如说，他说自己病得不行了，作为长子我要承担责任，那我怎么办？我邻居二奶奶一见我就说，贼骨头，大愣愣的小伙子还不娶婆姨抱毛娃娃，那个书有啥好念的呢？其实，那时的我也没有一定考上大学的信念。
我不恐惧婚姻，我也不恐惧农村生活，我恐惧我爹的坏脾气。我爹和我大爹哥俩脾气都不好，尤其对长子苛刻，我邻居大哥老给我说，兄弟，一定要走出闵庄，如果我要是考不上大学，呆在家里，现在还在不在这个界上真难说。这个我理解。我大爹的脾气比我爹更坏。我爹对我凶过骂过之后，心情好时还我和心平气和地聊天。但我大爹从来不，从来不给儿子好脸看。
最后一次高考后的暑假，我又名绝望地回到家里干活。我和我爹坐着毛驴车到田里干活。那天我爹心情不错，他说，回来娶婆姨吧。基于对父亲的了解，我很干脆地回答，行！但是，有一点，你别日他（比“折腾”更甚）我。我爹默默地抽着烟，久久没有吭气。我想他能感觉到儿子长大了，这句不软不硬的话分明话分明显示一种反抗的力量。
我考上大学后，我爹再也不提姨姐的事了。 我偶尔假设一种人生，即我三次高考失败 ，认命回家，迎娶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姨姐，会幸福么？不会。因为两个人都曾离大学近在咫尺，却与理想绝缘。那种不甘和失落是一生的。带着这种悲情生活，可能是一种不幸。我与当时共同患难的同学不无狂妄地感慨：以我们的素质，要是能跨过高考这道坎，我们尿谁？然而，如果命运捉弄，这道坎你就过不去，你永远就在大学外。
我至今没见过姨姐，现在想起来多少有点遗憾，其实，见见姨姐又何妨？但是，在父与子的那场博弈中，我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布局出招。姨姐二度高考落榜后没有继续上学，出嫁时好像三十过了，我爹没有参加姨姐的婚礼，派我弟弟去的，他好像对姨姐全家多少有点歉疚。
豆芽菜，顶锅盖，姐姐出嫁我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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