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失踪”14年，别人说他是特工，1949年儿子得知详情一夜无眠
电视剧《风筝》里有这样的一幕：柳云龙饰演的六哥郑耀先，被女儿狠狠地打了一耳光，因为她误以为父亲是个大大的反派。
这一幕，让多少观众落泪。
前阵子正好有粉丝问我：“咱们的红色特工，真的不能把身份告诉妻儿吗？”答案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肯定的。
对于这些隐蔽战线上的英雄来说，不但需要长年忍受着敌人的猜疑，而且往往承受着被家人误会的无奈。但这是他们的选择，从接受潜伏任务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他们将承受这一切。他们无怨无悔。
而这，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本期笔者就跟大家说一段建国后发生的往事。
1949年全国解放初期，时任安徽省团委书记的青年干部项南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任务是省委书记曾希圣亲自布置给他的，内容为：寻人。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任务，是因为前几天，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作的梁明德，突然联系到曾希圣，希望他能帮自己寻找一下失散多年的儿子。梁明德是曾希圣的老战友，两人曾并肩作战多年，所以对于他的重托，曾希圣十分上心。
梁明德告诉曾希圣，他听人说自己的儿子现在就在安徽省青年团系统工作。于是这个“寻人”的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在了团委书记项南头上。曾希圣叮嘱项南，老战友的儿子已经失联10多年了，一定要尽快找到，让革命功臣一家团聚。
项南对这件事很重视，回到团委后就着手开始了查找。只是曾希圣给出的条件太过宽泛，而且缺乏细节，这也让项南的寻找工作始终难以找到突破口。
一段时间后，曾希圣等得有点心急，便找到项南来询问寻找情况。项南只能据实汇报：“能不能再提供一些相关的具体情况？”
听项南这么一说，曾希圣也意识到自己之前有点操之过急，下任务的时候太过草率了。于是在一次工作会议结束后，单独把项南留了下来，准备提供一些进一步的细节。
曾希圣告诉项南两个新信息：第一个信息，老战友梁明德是福建人；第二个信息，梁明德是个地下党，30年代时他们一家住在上海八仙桥一带。
这番话让项南一时间有点错愕，因为曾希圣说的这些东西他太熟悉了。他随口说道：“我也是福建人……也在八仙桥住过……”
曾希圣听完项南的回答，也觉得很凑巧，于是便急忙问道：“你们家住八仙桥哪里？你父亲做什么工作的？”
项南接下来的回答，让曾希圣很欣喜。项南说：“家住在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父亲是做生意的。”
项南口中提到的这个地点，是30年代我党地下组织在上海的一个联络点，曾希圣当年就经常到此地传递情报。于是曾希圣赶忙追问项南，问他们家为何当时会住在那儿，他还告诉项南这个地址是我党的联络点。
这下轮到项南懵了，他纳闷地问领导：“那是永安公司大老板家住的地方，怎么会有地下党呢？”
随着两人之间聊得越来越深入，曾希圣越来越觉得眼前的项南和自己要找的人很可能存在什么关系。只是过去了那么多年，他对于这种猜测也没有什么把握。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自己当年经常到梁明德家去，还经常和他要找的儿子一起玩。
于是曾希圣试探性地问项南：“那时你们家常有人来往吧？”项南点了点头。父亲是个生意人，平时结交的人当然很多。
听到这个回答，曾希圣便“意有所指”地问项南：“他的朋友中，是否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
这一问，项南也意识到了什么，当即回答道：“有，有，有一个大胡子叔叔常到我们家……”
事情发展到这里，相信大家也都猜到了，这个项南就是曾希圣下任务要找的人，这可正是应了那句老话“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一时间曾希圣也是感慨良多，他怎么也没想到一直在找的人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他细细看着眼前的项南，越来越觉得他的眉眼间和老战友梁明德是那么像。不过为了准确起见，曾希圣又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项南：“你仔细瞧瞧，我像谁？”
项南望着眼前的曾希圣，忍不住大声喊道：“胡子叔叔！”
至此，项南的身份算是彻底确认了，他就是梁明德要找的儿子。曾希圣也跟项南详细说了他父亲的真实身份、经历，以及为什么会改名换姓叫梁明德。而这些细节，也让项南终于确定了一件事：“失踪”14年之久的父亲，真的是我党的红色特工。
一下子，项南内心释然了。原来，父亲的身份真的不简单。其实早在6年前，他对于父亲的身份就觉得很疑惑。
1943年，也就是父亲离家8年后，项南跟很多有志青年一样，在苏北根据地参加革命。当时组织要审查他的家庭出身，当同志们问到项南“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时，他一时间犯起了难。
因为对于父亲的职业，项南真的说不清楚。父亲说他是生意人，但在项南的印象里，他平时就是经常跑码头。他不开店，不知道具体卖的是什么东西，而且他做生意好像从来赚不到什么钱。
所以当时面对组织的问询，项南的回答含含糊糊，都是“可能”、“大概”这种不确定性的字眼。负责审查的同志们很聪明，他们根据项南关于父亲的描述，发现这个人很神秘，种种行为和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很像，于是不少同志就问项南：“你父亲是不是地下党？”
这是项南第一听说父亲可能是地下党。对于项南来说，如果父亲真的是一个红色特工，那该有多好？作为儿子，他当然希望父亲和自己是一个战线上的同志。
只是，那时项南并没有确凿证据，而且当时他已经跟父亲失去联系多年，连对方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所以对于同志们的猜测，他只能无奈地表示：“可能吧。”
那么梁明德和项南这对父子到底经历了什么？当年他们一家住在上海时，父亲梁明德到底在执行什么绝密任务呢？梁明德“失踪”的这14年，都去了哪里？
多年后的今天，梁明德的另一个名字更为世人所熟知，他就是：项与年。这3个字，代表着一段传奇。本期请跟着笔者一起，了解我党红色特工项与年的传奇，这是一段关于国与家的尘封往事。
梁明德，原名项与年，1894年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朋口乡的一户农家。在成长过程中，项与年目睹了军阀混战和老百姓的水深火热，于是便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浪潮中，并于1925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很多福建人都到南洋去做生意，项与年身边有些朋友都过去了。正好我党要在南洋等地发展建立组织，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在了项与年头上。毕竟他头脑灵活，又能说福建话，他去是最合适的。
就这样，1926年初，项与年踏上了前往南洋的旅程。当时项与年已经结婚多年，儿子项南（原名项德崇）也已经8岁了。这是项与年第一次离开儿子，当时他对儿子说自己是去南洋做生意。项南从小就跟父亲的感情很好，对父亲的话他深信不疑。
项与年去的地方是东印度婆罗洲三马林达，那里是荷兰的殖民地。他到当地后积极奔走在华人中间，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了一大批中共党员，还在当地建立了党支部。并以此为基础，在当地组织掀起了一系列工人运动，成为了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
只是在那样的漩涡中，项与年屡屡身处斗争一线，成为了殖民当局的眼中钉，最终被当局逮捕。好在在当地华侨各界的努力下，当局释放了他，但同时他也被驱逐出境。
无奈之下，项与年只能回到老家。去南洋做生意的同村人多少都能赚到点钱，唯有项与年回来时是身无分文的，这是亲朋好友们都无法理解的。毕竟，不管是论头脑还是论肯吃苦，项与年都不比同村的年轻人差。
对此，项与年倒也没有太多解释，总是说：做生意嘛，本来就是有赚有赔的。那时，项南只有9岁，这些事他还不懂，能再见到父亲，他已经很开心了。
一家人团聚后不久，组织上给了项与年一项新任务：前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当时的上海，是敌人防控最严密的城市之一。那里表面上歌舞升平，一派繁华，实则敌我斗争十分激烈。
为了便于掩护，这一次项与年没有选择只身前往，而是举家搬迁到了上海，他们就住在八仙桥附近，这就是前文项南提到自己在上海八仙桥居住的经历。
当时，周恩来亲自在上海组建了中央特科，项与年是其中“行动科”的重要成员。行动科的任务就是惩办叛徒和敌特，所以他们有个称号叫“红队”。
这段时间，项与年成了一个“双面人”。
在外面，项与年和战友们是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中执行任务。1929年，为了除掉出卖彭湃等同志的叛徒白鑫，项与年和战友们精心策划并执行了锄奸行动。在敌人的层层防控下，了结了叛徒。
在家里，项与年是一个“市侩”的生意人。他每天早出晚归，似乎永远有做不完的生意，忙不完的应酬。家里的大小事，都是由妻子作主。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胡子叔叔”等人也经常来家里。小小年纪的项南也不知道他们都在商量着什么，只知道他们每天都行色匆匆。
1933年10月，此时项南已经15岁。项与年又一次接到组织任务：前往江西德安，在国民党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莫雄的队伍里开展情报工作。
莫雄虽然是国民党的将领，但他却有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和我党人员也素有往来，在上海时曾提出加入我党。不过考虑到莫雄的特殊身份，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无疑更利于开展工作，所以党组织并没有直接让他加入我党，而是让他以国民党将领的身份为我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正好在1933年10月，蒋介石任命莫雄为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让他自己组建班子。这也就给了莫雄和我党一个好机会，我们可以趁机派自己人到其中任职，协助莫雄从事地下秘密工作。项与年作为中央特科的骨干，这个任务自然少不了他。
就这样，项与年又一次离开了妻儿，踏上了革命征程。不过对于家里人，他只说自己是去九江和朋友一起做生意。这是他和儿子的第二次离别。
项与年的这次潜伏是非常成功的。
当时蒋介石任命莫雄为保安司令，其实主要任务就是“剿共”。为了配合莫雄的工作，项与年等地下党员一边派人和当地红军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减少了这一地区的游击活动，另一边还让莫雄主动出兵，和当地红军打了几场仗，每次红军都是佯装败退。
这其实就是双方在唱“双簧”，在这些“剿共”的战斗中，项与年等地下党员想方设法为当地红军提供了大量物资补给。蒋介石不知其中的内情，还以为是莫雄有能力，又尽职尽责，于是还专门通报表扬了莫雄“剿共得力，全省第一”。
所以在接下来的牯岭高级军事会议中，蒋介石专门点名特邀莫雄前往芦山参加。这是一次，级别很高的重要会议。
会议全程都极为保密，经过一周的商议研究，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蒋介石最终制定了一个名为“铁桶围剿”的计划。
了解历史的朋友，应该会很清楚这个计划。内容概括起来就是纠集150万国民党军队，对我军形成一个以瑞金为中心、半径达300华里的包围圈。为了保证这一计划的顺利，会议讨论出了很多细节，比如如何吸引我军的注意力，如何布置碉堡线。
莫雄听完这个计划后，直接吓得捏了把汗。如果这一计划真的成功，对我军来说可谓是“灭顶之灾”。情况十分火急，必须把这些细节全部传送出去。
这一关乎生死的任务交给谁，成了莫雄需要思考的问题。他自己出面，目标太大，肯定是不行的。想来想去，他想到了项与年。
项与年当然知道这一情报意味着什么，这不只是莫雄和他自己的性命问题。他当即和同志们一起做出了两个明智的安排：首先，他们把计划的大致内容用电台汇报给了中央苏区；其次，他们又弄来了4本学生字典，用特制的药水把情报的细节写在其中，由项与年送往中央苏区瑞金。
从德安到瑞金，中间要经过8个县市，通过几十个关卡，难度可想而知。好在，项与年本身长得就文质彬彬，所以他一开始扮装成了一名教书先生。
当他到达南昌附近的一个关卡时，遇到了搜查的敌人。敌人见他背着一个袋子，伸手就要检查。
虽然字典里的情报是用特殊药水处理过的，但如果他们详细翻看，难保不会被发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项与年急中生智，当即捂着嘴对检查的敌人说：“老总，我的牙痛又发作了，让我先找点牙痛水点上。”
同时他就在袋子里开始翻找牙痛水，一边翻一边随手拿出那几本字典在检查的敌人面前晃了晃，说：“袋里几本字典，本人教书用的。”
检查的敌人看项与年的袋子里除了字典也没啥东西了，而且看他文质彬彬，也就没有过多纠缠，便放行了。可以说这一次能够“逃出生天”，项与年完全就是靠自己的机智。
到了南昌我党的地下办事处以后，项与年考虑到这几本字典实在是有点显眼。于是他赶忙找到几位地下党员协助，将字典上的机密情报全部缩写誊抄到了一张薄纱纸上，然后将它们藏进了布鞋垫层里，穿着继续赶路。
只是随着项与年逐渐靠近瑞金，国民党反动派的盘查也越来越严格，如果继续以教书先生的身份前进，很有可能会引起敌人的怀疑。项与年思虑再三，决定扮成一个乞丐继续前行，毕竟当时正值乱世，很多老百姓颠沛流离沦为乞丐，这样的身份不会引起太大的关注。
不过项与年本身一幅文质彬彬的样子，即便蓬头垢面伪装成乞丐，和这个身份也有点格格不入。于是他钻进路旁的僻静处，找了块石头，用力往自己嘴上招呼，一下子就敲掉了自己的4颗门牙。虽然项与年强忍着，但突如其来的巨大疼痛还是让他昏倒在了路旁。
等他醒来，便强忍着疼痛继续前行。此后的一段时间，他每天昼伏夜出，饿了就随便啃两口干粮，渴了就喝一口河水，困了就在树底下短暂休息一会儿。此时的他早已是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和鞋子也是破破烂烂，和真的乞丐已无两样。
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遇到了敌人的盘查，在经过一个关卡的时候，敌人凶狠地盯着他问：“你的嘴巴怎么肿得这么大？”项与年心里早就打好了腹稿，他假装怯懦地说：“我在一大户人家要饭时，主人不但没给反而放出恶狗来咬，我奔跑中跌倒时摔的。”敌人见他衣衫褴褛、满身血污的样子，嫌弃地赶他快走。
就这样，一路奔波一路被人嫌弃，项与年终于艰难地抵达了中央苏区。当他把鞋子垫层中的情报取出来，交到周恩来手中时，在场的众人看到他满身血污的样子，无不感动。
而他送来的绝密情报，也坚定了我军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决心。可以说，这份情报对我党是极为重要的。3天后，红军开始了长征，这距离国民党庐山牯岭会议制定“铁桶围剿计划”还不到一个星期。
此后项与年就跟着党组织开始了长征之路，不过在途中，为了反击敌人的围追堵截，项与年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带领爆破人员到南浔铁路炸毁桥梁和南昌机场及油库，破坏他们的补给线。
不过这次任务并不顺利，他们在南京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虽然项与年最终凭借过人的智慧逃了出来，但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了项与年的安全，也为了我党地下组织的安全，党组织暂时让项与年回到上海的家中，不要有任何行动。
当时项与年在上海家中待了一个多月，这是项南记忆里父亲在家里待得最久的一次，那也是他记忆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只是这幸福过得太快，一个多月之后，1935年春节刚过，项与年接到组织任务，又匆匆离开了家人。这是项南和父亲的第三次离别，此时的他已经17岁。
在此后的革命活动中，为了隐蔽身份，项与年改名成了梁明德。而原名项德崇的项南也参加了革命，把名字改成了项南。他跟父亲一样，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我党的优秀青年干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此时，这对父亲已经失联14年了。
解放后，项与年开始寻找儿子。但父子皆已改名，所以这才有了本文开头“项南找项南”的奇事。
好在，他们最终找到了彼此。得知父亲的真实身份后，项南激动得一夜无眠。他没想到，父亲是这么伟大的一名红色特工。原来当年他多次匆匆离家，不是去做生意 ，而是执行重要的革命任务。他为有这样的一个父亲而骄傲。
当晚，睡不着的项南拿起笔，给远在沈阳的父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他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全部告诉了父亲，他想让父亲知道，这些年他没给父亲丢脸。
不过当时正值全国解放初期，他们各自的工作都很繁忙。直到1953年，项南到北京参加会议，这对阔别18年的父子，才终于得以重聚。
那一天，看着长大成人，还这么有出息的儿子，项与年硬是不敢认。他们面对面地站着，都没有说话。许久后，项南主动走过去，叫了一声：“爸爸”。两人都哭了。
此后为了新中国的建设，父子两始终聚少离多，再加上他们都很低调，所以他们的关系知道的人也不多。
1978年10月2日，84岁的项与年因病去世。他的追悼会上，来了很多领导，项南作为家属站在前排。追悼会用的是梁明德这个名字，当时有同志还把项南拉到一旁，问他：“你是怎么认识梁老的？”项南这才告诉大家，梁老是他的父亲。众人听完，无不感佩。
项南是幸运的，因为他在父亲还健在时，就知道了对方的真实身份。他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但还有一些红色特工，他们身份至死都没有为妻儿所知。比如我党传奇特工阎又文，他至死都没有机会堂堂正正告诉儿女：你们的父亲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人。直到他去世29年后，儿女们才意外得知。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有一种伟大，深埋于心。敌人不知道，战友不知道，妻儿也不知道，但山知道，江河知道，祖国不会忘记。谨以此文，纪念隐蔽战线上的所有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