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陋室铭》的几个问题

有关《陋室铭》的几个问题

在一本语文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一位老师在上《陋室铭》时有学生问：既然刘禹锡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那又为何不与平民往来呢？那位老师通过自己的教学机智巧妙设疑并通过补充背景材料，引导学生明确了两个问题：其一，刘禹锡是“不可能过得悠闲自在的”；其二，刘禹锡的“群众基础还是很深厚的”，最后得出结论：“作者并不是有意疏远老百姓，真正疏远的是黑暗的官场。”问题解决后，“从表情可以看出，学生对最后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参见《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07年第3期王锡权老师文章《先生为何不与白丁往来》）

但在我看来，这节课所得出的结论纯是“想当然耳”，原因就是老师没有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刘禹锡与“德馨”

那位老师在文中也说，“探究人物的性情肯定离不开背景资料”。那么如果要认识真正的刘禹锡，可能就离不开《旧唐书·刘禹锡传》和《新唐书·刘禹锡传》（二传内容相近）。我们且从中选取一些文字看看历史对刘禹锡的评价：

“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

“颇怙威权，中伤端士。……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韩皋凭藉贵门，不附叔文党，出为湖南观察使。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禹锡恃才而废，褊心不能无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适。”

刘禹锡为官曾被外放过两次。第一次因王叔文变法失败，第二次是因作有讥忿意的《玄都观看花君子》诗，遭人忌恨。刘禹锡第二次被贬的地方始定在远在西南的播州，当时有人向宪宗求情，说他上有八十老母，此时离开，当是死别，恳请宪宗“稍移近处”。宪宗说：“夫为人子，每事尤须谨慎，常恐贻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于他人，卿岂可以此论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连皇帝都认为刘禹锡行事不够谨慎，太过飞扬。

我们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刘禹锡的人格并不完美。他依附权贵，中伤诤吏，排斥异己，心胸狭窄，朝廷官吏有所进退，都要看他与同党的爱怒的轻重来决定。“京师人士不敢指名”，只能“道路以目”，可见他们当时的气焰与民心的向背。所以，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德馨”之人。那么他所说的“唯吾德馨”，应该是他对自己所作所为完全认同时的得意表述，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自恋”行为。之所以我们会把这种“自恋”拔高升华，甚至戴上崇高的光环，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人因文而显”的缘故。此类事太多，不一一枚举。我们只需明白：刘禹锡所说的“德馨”与“品德高尚”完全是两回事。

2、刘禹锡与“白丁”

那位老师在课上为了说明刘禹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便补充了刘禹锡被流放巴蜀期间“虚心向群众学习，创作《竹枝词》”的背景材料。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竹枝词”的创作出现在刘禹锡第一次被贬时在朗州（今湖南常德）期间，而《陋室铭》则作于第二次被贬于和州（现安徽和县）时期。两次时差数载，地距千里，彼时的背景能否为此时而用？

3、刘禹锡与官场

那位老师的学生最后得出结论，说刘禹锡“真正疏远的是黑暗的官场”，此结论大谬。刘禹锡21岁与柳宗元同榜登第，得中博学宏辞科，后入朝为监察御史，宦海数十年，最后官至礼部尚书。七十二岁去逝后，赠封户部尚书。其间虽三起两落，但落时也一直为官，从未离开过官场。他曾写过一首《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他重返京城时的欣喜。即使他在《陋室铭》里写道“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可是别忘了，他当时正是和州的最高长官——刺史。一个热衷于官场、一直都在其中沉浮的人怎么可能真正疏远黑暗的官场呢？

毋庸置疑，刘禹锡是唐朝杰出的诗人，也做了许多有益于老百姓的事情，如外放时他曾上书宰相恳请修护天下荒废的学校。但是任何人都是自己的缺陷，我们不必讳言。刘禹锡自认为是汉中山靖王之后，少年高中，半世为官，良好的身世，出众的才华，再加上并不宽广的胸怀，自然容易产生恃才傲物的眼光。此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完全是他所处的那个阶层人物纯天然的表现，我们没有必要把他粉饰成为热爱劳动人民、厌恶黑暗官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因为刻意的粉饰比错误的理解更让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