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新】龚鹏程：论近代国民教育改革
传统中国并不重视国家教育，万世师表孔子就是私人讲学。此后，除少数为科举而设之州学县学外，基本上仍是私学系统。
晚清的教育改革，就是要革传统的命，建立一套新的国家教育体系。
一、建立国家教育新体系
所以第一步，是批传统、夸西方。说西方之强，关键在国家普及教育，中国也该效法。
同治五年(1886年)第一位出访欧洲的官员斌椿在《乘槎笔记》中即说外国广设学校。其后李善兰(1873年)《花之安〈泰西学校论略〉序》介绍德国“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即广为郭嵩焘、黄遵宪、王之椿、薛福成、郑观应、张之洞、李端棻等人所征引，在各种著述中推广。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謇《变法平议》论礼部八事，第一条也就是“普兴学校”。次年，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而赴日本考察的吴汝纶，在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中也谈到 :“ 小学不惟养成大中学基本，乃是普通人而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各国所以能强者，全赖有此。今日本车马夫役旅舍佣婢，人人能读书阅报，是其证也。”(《桐城吴先生尺牍》第四)。
西方列强之所以强，便这样被理解为是国家教育普及之故。
这真是可怕的误解。⏤⏤西方教育，从来就是各个教会发展起来的，是不折不扣的私学。十四世纪以后英国所谓公学（Public school），名义上是“公共学校”，实则仍是私学。是为贵族和有钱人子女开设的私立寄宿中学，跟晚清士大夫脑子里想象的国家公共教育根本是南辕北辙两回事。
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在华办的学校沿用了这个名称，中国人也马上响应，办了南洋公学（盛宣怀1896年、光绪22年创建）、中国公学（1906年端方拨银创建），虽是私办，却意在公共教育。
广设学校、普及教育，这时已成为晚清士大夫之共识。他们开始办公学，目的是促成国家教育全面公众化。
所以，在吴汝纶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前两个月，张百熙已经拟定了颁发给各省的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章程，教育体制改革业已全面进行。次年，张之洞、张百熙、袁世凯等又奏请递减乃至全面废除科举制度，两年后 (1905年)“停罢科举，专重学堂”遂成事实，整个教育结构，彻底翻新。
科举制度，是绵亘中国上千年，与整个知识阶层、官僚体系、社会组织相互盘结，极为复杂庞大的制度丛体，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被摧枯拉朽般地废止了，可见彼时改革声势之大、力道之猛。从倡议到实现，不过一二十年。
但改革的重点并不在于废科举。科举被废，是因为若不废科举，则民间尚存观望之心，推广学堂便不积极。所以主轴仍在于广设学堂、普及教育。而其所以要广设学堂、普及教育，目的又在于强国。因此，教育转为国家化，教育的目标亦重在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国民。
当时教育改革的主要学习对象，乃是德国与日本。罗振玉即主张教育应仿效日本，“全国一切学校，悉本之学校令，即《法规大全》所载小学校令、中学校令、高等学校令、师范学校令、大学校令是也。 凡设备、教科管理、教育等事，悉括其中，以便全国遵守。此中国亟当法效者”(《日本教育大旨》)。
这个主张，后来具体实现。由国家制定学校法，规定学校之组织、设备、人员编制、科系设置、教学年限、课程内容等⏤⏤直到今天，仍由国家推动并负责一切教育事务。
二、国家教育，首重培养爱国心
教育国家化，教育之目标自然就是培养出它所需要的国民。因此，国民教育最为重要。
所谓国民教育，是说人民均须受教育，以培养其成为国家之国民。所以国民教育也是义务教育。罗振玉曾批评日本在明治时期，“当日尚昧于义务教育之理 ， 不知普通教育更切要于高等教育也 ”。
梁启超同样认为不能只重视大学堂，而应倒过来，“ 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饮冰室文集·教育政策私议》)。
光绪廿七年(1901年)夏偕言《学校刍言》中，其实也谈到这些。夏氏直言，“今日欲立学校，宜取法于日本”，并说日本教育“常则重国宪、遵国法，变则以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足为我邦楷模。后来我国义务教育一直极 为强调“公民与道德”，重视民族精神教育、爱国教育，即滥觞于此。
三、国家教育，只重实用技能
义务教育的另一重点，则为罗振玉所说“人生必须之知识技能”。希望国民能识字、作文，懂些历史地理，会算术。
然而当时认为“人生必须之知识技能”是什么呢？办学堂是为着国家富强等功利性考虑，学生亦以通时事世务为目标，所以传统的经学文章，已经不需要了。需要的是外国语言和知识技能。
因此，新学堂一开始就有废读经书及不修习中国文辞之现象了。吴汝纶曾有《答贺松坡书》，慨乎言之: “依西人公学，数年之后， ⋯⋯西学未兴，吾学先亡，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
识字作文，遂都不是传统意义的，学堂主要是学外文和数理化。
光绪廿八年(1902 年)《钦定小学堂章程》明定高小课程“或加外国文而除去古文词”。《钦定中学堂章程》也规定:“外国语为中学堂必须而最重之功课。”故四年中各年级读经三小时、词章三小时，外国文却达九小时，另加博物、物理、化学、算学等。总之是外语和实用技术性知识。
到了高等学堂，更是如此。政科、经学、诸子、辞章，三科合起来只有五小时，英文也五小时，但须加修德、法或俄文七小时，另有算学、物理、法学、名学、理财学等。
次年，《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又把第一类科之英文加到第一年九小时，德文或法文也九小时，中国文学与经学大义合起来则才七小时，第二年再降为六小时。在第二类科中，一年级中学亦仅五小时，英文却为八小时，德或法文再加八小时。毋怪乎宣统二年(1910年)直隶提学司详直督在变通文实分科时要说 :“ 国文一科，虽非主课，然查现今中学生程度，文义太浅，旧章每星期三、四、五钟，似未便再为减少。”
文化课，时数既少，还要特别浅易，尤其不能让学生对传统文化深入了。
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就要求教材及教学内容俱从浅易。例如修身课讲四书：“只讲其浅近文义”。读经，“ 亦宜少读浅解”“尤不可好新务奇，创为异说，致启驳杂支离之弊”。中国文辞课“ 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 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所以只让学生“学作日用浅近文字”。而且反对背诵。
即令如此，舆论仍认为还可以再浅些，次年《时报》便主张“小学者，授人以浅近之普通知识与浅近之普通文字者也”，故宜“ 毅然删去讲经读经一科，将经籍要义并诸修身科目，复撰读本，以授普通知识与普通文字”(五月廿二日)。
换言之，清末所建立的新教育体系，是让教育归入国家意志、政策方向中去，由国家来统筹办理。其教学内容，因是把人民陪养成国民或国家富强之工具，所以不求高深，仅求实用并可参与世界。传统文化，如经学、义理、词章，则都可以简化甚至不讲。⏤⏤这个体系及其实质，一直沿用至今。
四、教育小学生的五四文学观
不但谈现代教育问题的朋友都该从清末这场国民教育改革谈起；就是后来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文学革命，我们也该知道它也体现着国民教育的气味。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语。”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强调要建设“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就都是明显的例子。
胡适的主张，其实就是国民教育对于学生写作文的要求。只求以四民常用之词句，备应世达意之用，自然不可无病呻吟、堆垛典实、套用熟调、摹仿古人。而且也一定要言之有物，不避俗字俗语。
特别是“须讲求文法”这一条，历来论者都不知胡先生为何特举此为说，但若溯考小学堂之作文教学，即知胡先生正有所取义于斯。
《奏定初等学堂章程》已规定中国文学课程“ 当使之以俗语叙事 ”，实际教学时，亦是以口语教学生连缀成文。因此对于如何符合文法地构成文句，甚为重视，故“中国文字科下注云：讲动静虚实等字法，并句法章法缀法书法”。
当时舆论，亦对此格外强调，《时报》即主张“文法则由各品词，以至单文；由单文以至复文”。另因英文课甚重，据赵宪初回忆，南洋公学附小须读《纳氏英文法》四本，读到第三卷(《我所知道的南洋模范中学》)。可见文法教育在整个小学堂教学中是极为吃重的。依学制规划者的观念，大学仍宜讲求文法。故《奏定大学堂章程》明定中国文学研究法为中国文学门之主课，其内容之中，便应讲“东文文法 ”“泰西各国文法”。胡适特别把这点提出来，正可以表现学堂教育的特性。
胡先生八不主义中又有“不讲对仗”之说，此亦小学堂教育之特色使然。
《奏定初等学堂章程》曾云：“初等小学堂读古诗歌，须择古歌谣及古人五言绝句之理正词婉，能感发人者。唯只可读三四五言，句法万不可长。每首字数尤不可多。⋯⋯但万不可读律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读古诗歌五七言均可。⋯⋯其有益于学生，与小学同，但万不可读律诗。学堂内万不宜作诗。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也都抄这段话。我们不知为什么订定学制者如此重视这一点，反复强调，而且用了“万不可 ”这样的字眼。但学堂教育必因此形成了新的传统、新的特色，不作律诗、不讲对仗。
如此八不，目的是要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国语”，自然也是学堂教育的重点。光绪廿八年(1902 年)吴汝纶就向张百熙推介了“言文一致”的日本教育，主张推行简笔字、实施国语教育: 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
此文所提“言文一致”之原则，后来成了五四文学运动中的主要观念。省笔字也被发展出来。形成后来汉字拼音化、文字简化的运动，影响至于今日。
光绪廿九年(1903 年)张百熙、张之洞未采用他发展的简笔字的建议，但采纳了他发展国语之主张，于《学务纲要》中明定：“各学堂皆学官音 。”
后来的国语运动，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胡适的主张，则是依言文一致之原则，要为此统一之语言发展出文字与文学的。他所采取的文学语言，亦以北方官话及依此而形成的元明清白话文学为基底。
但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除采撷于元明清官话系统的白话戏曲小说外，另一大半则有取于先秦以迄唐宋之浅易诗词歌谣。这一部分，显然也可看出有中小学教育的痕迹。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云：“小学中学所读之诗歌，可相学生之年龄，选取通行之《古诗源》《古谣谚》二书，并郭茂倩《乐府诗集》中之雅正铿锵者，及李白、孟郊、白居易、张籍、杨维桢、李东阳、尤侗诸人之乐府，暨其他名家集中之乐府有益风化者读之。又如唐宋人之七言绝句词义兼美者，皆协律可歌，亦可授读。”
这样的书单与教学内容，和胡适所选取的作品简直一模一样。
即使胡适不是抄袭它，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想：此种小学堂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文学感性、品味及欣赏能力，对胡适实有深远之影响 ，使他在面对中国文学传统时，主张不用典、不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讲求文法，且较为欣赏乐府歌谣谚语。
五四运动发生不久， 1918 年《北大日刊》便展开征集歌谣的活动，后来出版了《歌谣汇编》《歌谣选粹》，更可见此类影响并不只在胡适身上起着作用。
五、把国民看成小学生、把大学堂改造为小学堂
不只此也。晚清建立的新教育体系，其实就是着眼于启蒙的。因为改制的关键，就是感到国民普遍无知，以致国力衰微。惟有教育改革，充分启蒙，方能使一般国民“知书““达礼”，进而强化国力。 因欲使民知书，故此启蒙教育须提供基本知识，例如使民识文字、懂算术，略晓史地理化等等；因欲使民达礼，摆脱椎鲁粗俗的生活，故此启蒙教育又须提供国民基本教养课程，以达到强国的目的。
五四运动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因欲使一般国民均能享用文学、使用文字，故提倡白话文学、国语文学；因欲使一般国民都能具有文化教养，故五四运动颇致力于改造国民性，认为当时男女仍多兽性、奴隶性，须渐渐转移风气。而其目的，则也是希望借此以强国，故又为一爱国运动、民族主义运动。
这个爱国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后来被歌颂了一百年，越拔越高。可是稽其事实，不过是晚清学制改革之延伸。发生在由京师大学堂改制成的北京大学中之五四运动，只是把小学堂之精神与教学内容，拿来做为新青年的革命武器。拒绝深刻，强力要求大学小学化，也要求传统浅俗化。欲以此启蒙，亦欲以此建立新的国民文学。
我们享受着这美妙的宣传，不禁继续哼着这样的调子。
可是落到生活现实，每个人却体验着国家教育体制的磨练。磨啊磨，有人被磨得一点脾气也无，成为渣仔、灰尘、螺丝钉；有人被磨出一腔怒火，恨不得砸烂这体制，吾与汝偕亡；有人则浮游于其间，看看能不能在磨出的槽酺汁液中吸吮到什么甜头。而总之，没有人觉得教育就该这样，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不怎样也不会怎样，因为没有人再真把教育当一回事。教育改革，乃终于把教育给革了。
龚鹏程
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