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历史上第一本反忽悠大全—王充的“疾虚妄”及现代意义
提升思维层次
导读
联想到现在还有的各种宗教迷信，不禁又让我们觉得，人类的进步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王充（27~97 年）是著名的思想家，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论衡》是他的代表性作品，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然而，王充其人其书都已经有接近2000年的历史了，为什么要向《现代物理知识》的读者推荐他和他的这本书呢？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文理交融，还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忽悠和反忽悠。
据说，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P. A. M. Dirac）认为，文理是不相容的（具体表现在科学研究和作诗方面），“科学是把以前没有人了解的事情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话来说清楚，诗却是将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以无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述出来。”而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斯诺（C. P. Snow）在1959 年的一个讲座里提出：整个西方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分裂为两种文化（即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严重阻碍了我们解决世界上的问题。
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工业革命的兴起，再加上启蒙运动和现代教育的发展，自然科学对世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物理知识》的读者对自然科学的了解很多，对社会科学的了解可能有些不足，读一些文史方面的书应该会有些帮助。我国古代的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并不都适合现代社会，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怀疑精神不够足，而王充和他的《论衡》却是个例外。
王充的时代是封建迷信极为流行的时代，而且是政府带头造假，汉武封禅、王莽篡位、光武复兴，无不借助于“天人感应”说和各式各样的图谶符命，各种怪力乱神之说满天下。而且那时候教育资源匮乏，信息闭塞，人们分辨真假的能力和意愿也很低。
另一方面，王充的时代又是天文学大发展的时代。汉代的天文学观测和历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先后出现了太初历、三统历和四分历，将历法预测的月食与实际观测的结果进行对照，是确定采用哪种历法的关键。所以说，汉代天文学是很有实证精神的。王充关心当时天文学的问题，就必然受到当时的科学精神的影响。所以胡适认为，“王充的哲学，只是当时的科学精神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论衡》共30 卷85 篇文章（其中《招致》一篇仅有题目），20 多万字。在古代已经算是卷轶浩繁了（司马迁的《史记》记录了3000 年的历史，只有大约50 万字），但是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并不是特别多：在长春出版社的《诸子集成》中，只有大约240 页；中华书局出版的《论衡校释》是上下两册，大约1200页，但是其中包含了很多注释和说明，反而更容易读一些。
图1 中华书局的《论衡校释》以及历代的评论乃至批评（有详细的注释和说明）
图2 长春出版社《诸子集成》中的《论衡》（只有原文）
再说，也不需要每篇都仔细地读。《论衡》的主旨是“疾虚妄”，也就是批判荒谬邪说，85 篇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写书的理由集中在最后两篇文章里，都值得认真看看。《对作篇》讲普通人为什么喜欢听“虚妄”之说，因为“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事，而华虚惊耳动心耳。”《自纪篇》讲自己批驳时持论公允，“《论衡》者，论之平也，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
论述性命问题（大约14 篇文章）、天人关系（大约21 篇）以及人鬼关系和各种禁忌（大约16 篇）的文章，占了很大一部分，即便读者只受过中学教育，也会觉得王充的批驳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可以挑几篇来看看，了解两千年前的普通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自然篇》反映了王充的自然主义天道观，而《逢遇篇》作为本书的第一篇，更是肯定要读的，“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这样的世界观肯定有部分来自于他的怀才不遇。《齐世篇》里说的现象，“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即使到了今天也是仍然存在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王充绝不是厚古薄今，而是认为世界是不断前进的。然而，看到他在多篇文章中反复阐明的人死无知，不能为鬼，更不能致人祸福，联想到现在还有的各种宗教迷信，不禁又让我们觉得，人类的进步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评论以前图书里的天人感应说和虚妄之言（大约24 篇）。古人对老师、对图书是非常尊敬的，轻易不敢批评，而王充的这些文章充分表现了他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九虚三增”这12 篇文章可以挑几篇读读，《问孔篇》和《刺孟篇》一定要读，因为孔子是“至圣先师”、孟子是“亚圣”，而王充却毫不客气地质疑他们，他也因此而受到历朝历代文人们的指责和谩骂。《谈天篇》和《说日篇》也很重要，等会儿我再专门说一下。
剩下的文章（大约8 篇）主要是讲用人制度，如何辨别君子小人、有才无才的，虽然现在看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跟诸子百家里的其他说法也没有太大差别，但是从中可以看出王充对自己的评价。《程材篇》、《别通篇》和《超奇篇》都可以看看。
《论衡》这本书毕竟是两千年前的作品，里面有很多谬误。即使像王充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有时候也发现不了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常识。这更说明自然科学的进步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如果只有定性的解释和说明，而没有数学上的定量化（至少半定量化）的研究，就很难发现自然现象背后的物理规律。下面用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在《谈天篇》里，王充认识到在相距很远的两个地方，太阳看起来都是一样大的：“从东海上察日，及从流沙之地视日，小大同也。”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因为太阳离我们很远很远的缘故，王充却只能推断出“相距万里，小大不变，方今天下得地之广少矣。”并得到了大地是东西南北各十万里的结论，却没有怀疑“秘传或言天之离天下六万余里”的说法（也就是说，太阳离地的距离是六万多里）。
在《说日》篇里，王充说“试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于道，平易无险，去人十里，火光灭矣”。在平原上，让一个人拿着火把在夜里行走，他走出十里地的样子，你就看不到火把了。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因为地球是圆的（希腊人看到海面上返航的船先露出桅杆，是一样的道理），甚至可以由此推算出地球的直径大约是10 万里。然而，王充却认识不到这一点，而是把这个作为“盖天说”的证据，反驳（我们现在看起来更有道理的）“浑天说”。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而是要更多地关注他们的闪光点。比如说，王充就预见到了“时差”。还是在《谈天篇》里，为了反驳太阳出于扶桑（古代认为最东边的地方）、入于细柳（最西边的地方）的说法，他说，当太阳“在扶桑、细柳之时，扶桑、细柳之民，谓之日中之时”，因为“皆以其上者为中，旁则为旦夕，安得出于扶桑入细柳？”他在此前也说过，“当日入西方之时，其下民亦将谓之日中。”不同地点的时间依赖于当地当时的太阳位置，这就是时差啊。虽然古代希腊人早就发现了时差，中国关于时差的认识却还要等到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大约在1220 年，耶律楚材提出了“里差”的概念）。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几乎从来没有时差这个概念，大家都认为到处都是同一个时间：“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由此更可以看到王充的伟大了。
我们的时代很重视国民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比较高的高中和大学入学率，使得大部分人都接受了初步的自然和社会知识。但是对反面案例和负面信息讲得很少，而为了考试而学习的态度又让许多人把课本里的内容当作教条，只会生搬硬套，不能灵活应用。
我们的时代和王充的时代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以前是有用的知识很少，也很难得到，学习的成本很高；现在是有用的知识很多，但是垃圾信息更多，搜索的成本很高。现代人需要的一项重要技能就是如何判断信息的真伪，这就要求用来学习的案例有正反两方面的信息。《论衡》这本书就提供了很多这样的案例，还是值得读读的——当然要批判性地阅读。
最后再补充一句，如果你只关心忽悠和反忽悠，我还可以推荐另外一本书：连阔如的《江湖丛谈》，客观而又全面地介绍20 世纪初期的江湖行当、行话和内幕，劝诫人们不要贪便宜上当受骗。虽然他揭露的是从清朝末期到20 世纪30 年代流行的江湖内幕和各种骗术，但是在80 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选自《现代物理知识》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