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潜伏任务太凶险,但李正文的经历,却让人刮目相看

李正文是一位优秀的老中国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期间,他的职业是“情报人员”。看其在南京期间的工作内容,可以还原出当时地下工作者的真实状况。

其实,李正文从事这份工作,客观上来说,并非出自他本人的“意愿”。

看李正文的生平,1908年出生在山东潍县农村一个贫农家中,1916年随家人逃荒到了东北关东的四平街。之后,在同学的资助下得以高中毕业,并考入了东北大学。

由于,李正文在高中时期开始接触先进思想,参加进步活动,接受中共满洲省委地下组织领导,所以,在1933年李正文加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去莫斯科学习,1940年回国。

而他在前苏联期间的经历很少被人提及,曾遭遇不公对待后被平反了。然而,这些遭遇并没有动摇李正文的信仰,得知被安排去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时,他的内心虽有一些“抵触”,但还是来到了上海,开始了他八年的情报生涯。

当时,李正文化名唐殿俊,公开身份是苏联远东航运公司上海分公司副经理。由于经费充足,他出手很是大方,在那异常萧条的年代,他不时会出现在南京市城南三山街的邵福兴酒家,包下一间临街的二楼包房,来招待他的客人。

那时候,因为李正文的日语很是流利,导致被前苏联当成了“政治犯”。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以和日本人拉近关系,连当时的日本海军报道部,都有他熟悉的记者。

之后,在1940年南京成立的汪伪政权,时任秘书长的是周隆庠,其大舅兄稽显庭,任文书科长,其后被李正文发展成了重要内线。

当时,苏联对日本的战略动向是高度关注的。日伪的军政首脑,每周都会有一次联席会议,而会议纪要等都是稽显庭负责。

于是,李正文就在邵福兴酒家,从稽显庭那里获取了有关日伪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相关动向,再将其交给助手邵晓萍。之后,邵晓萍将情报“带到”城东百子亭10号小洋楼。最后,由地下交通员陈惠英带回上海,交给李正文的上司尼克莱。

除了从稽显庭处获取情报外,李正文更会从细节去抓取一些有利的“人脉资源”,唐蟒就是其中之一。唐蟒,湖南浏阳人,生于1886年,为清末自立军首领唐才常之子。唐才常作为反清志士,在湘、鄂、赣诸省会党乃至民众中很有些影响,于1890年与秦力山发动起义未遂,被张之洞杀害。

当时,李正文从稽显庭得知唐蟒对于战事很是消极时,请示上级后就开始了和此人的近距离接触。

唐蟒,当时的和平建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其父亲起义失败被杀后,他逃亡到了日本,还进入帝国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之后,他投靠蒋介石,但并没有被重用。其弟遇刺身亡后,让他感觉背后主谋就是蒋介石。后来,在周佛海的力邀之下,他加入到了汪伪政权。

不过,对此他内心一直纠结,经常告病修养。

首先接触唐蟒的是邵晓萍,她的父亲邵之雍和唐蟒的弟弟是同学,关系相当不错。后来,暗杀事件发生后,邵晓萍父亲对他弟弟的家属很是关照。

唐蟒得知这层关系后,再加上邵晓萍的善解人意,还特意赞扬邵之雍当年保护岳阳楼的壮举,让两人距离有所拉近,并认邵晓萍做了干女儿。

于是,李正文以邵晓萍“姑表兄”的身份开始进出唐公馆,对待那些佣人、司机等很是客气,不时会给些零花钱及香烟、茶叶等。甚至,连唐公馆大门口的日军宪兵,他都会主动接近。

这期间,唐蟒虽然怀疑李正文和邵晓萍的身份是军统特工,不过,自己的内心更是纠结自己的选择,因为,在唐蟒看来,日本是必败的。所以,唐蟒没有“点破”二者的身份,还“提醒”他们要注意提防当时南京特工总部的马啸天(马超文,又名马晓天)。

在唐公馆,李正文获得了不少战略情报。当年,日本抽调兵力奔赴南洋,后改变战略,准备进攻印缅边境,妄图进攻中国西南等等这些重要情报,都是经由唐蟒告知李正文的。

其实,战场上不光是在正面武器的比拼,更讲究的是对敌方作战计划的洞悉。而近距离接触“情报源”,仅有技术和金钱支撑还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则是对人性的把握。

就拿稽显庭来说,他并非汪伪政权的“死忠”,要的只是物质上的满足。当然,李正文很是理解,给的“报酬”也极其丰厚。于是,用了半年时间,稽显庭就在鼓楼三条巷买下了一栋带花园的小洋楼。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心里都有个“尺度”,向善的力量终会慢慢聚拢。而李正文则用自身的力量,将这些变成了极有价值的情报。

英雄从来不会被埋没,1995年11月,李正文获得了前苏联政府授予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奖章。可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李正文在敌占区的隐蔽战线上,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一个又一个艰巨的任务,更为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李老于2002年2月病故,终年94岁。

他是一位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共产党人。

参考资料:

【《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史》、《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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