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晚清中国人所见的欧美汉籍收藏
内容
提要
自马可·波罗时代起，西方开始了“发现东方”的历史。此后，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大批中国物品藉传教士、船员、商人等之手流入欧洲，其中亦不乏相当数量的汉籍。它们散见于英、法、德、荷兰等国的各种图书馆乃至私人手中，除了作为供人赏玩的珍贵藏品外，有时也是早期汉学家研究中国的重要素材。从19世纪60年代起，因于中西关系日益密切，有不少中国人士或官、或商、或学，有缘游历“泰西”，他们除了主要感受“欧风美雨”外，与各国的汉学界亦屡有接触。“他乡遇汉籍”，既增添了亲切感，又常使这些远离祖国“七万里”之遥的游子产生“吾道不孤”的思绪。实际上，这也是中学西被或东学西传历史中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本文以钟叔和编的《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修订本）为主要资料来源，力图将这一华人、汉籍相遇于异域的特殊现象勾勒出来。
关键
词
晚清 汉籍 汉学 中国学 图书馆
一、在英国所见
1、大英博物馆
成立于1753年的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位于英国伦敦新牛津大街北面的大罗素广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它收藏了东西方各历史时期的许多文物和图书，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举世罕见！该馆也一向被认作是海外藏有最多最好中国文物的圣地。到19世纪中叶，大英博物馆东方部（Oriental Department）大约入藏有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汇聚而来的汉籍2万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队从中国掠夺的珍籍。1866年，中国官派游历者张德彝曾造访大英博物馆，目睹了这批汉籍的收藏状况。此后，与他有类似经历的著名华人还有李圭、王韬、郭嵩焘、刘锡鸿、曾纪泽，等等。上述诸人均将参访经过或详或略地留之笔端，具体情况可见下表：
从以上记载可以发现：其一，诸人提到的“卜立地书院”、“播犁地士母席庵”、“布利来斯妙西阿姆”、“百利替施博物院”、“卜立地石米由自亚木”、“博物院”、“妙西恩博物馆”等，实际上指的就是大英博物馆，有些词明显是British Museum的音译。其二，有人甚至不止一次地造访该馆，张德彝竟有5次之多，郭嵩焘和刘锡鸿则各有两次。更有甚者，1877年6月11日中国驻英使团的重要成员几乎集体参观了馆藏汉籍。其三，每次到馆时，总有一个名叫“德格乐”、“德葛兰士”、“德罗巴”或“德罗巴斯”的英国人出面接待，此人能讲流利汉语，似是汉籍的管理者。据查，这个“德格乐”就是英国著名汉学家Robert Kennaway Douglas（1838—1913年），1858至1865年他曾来华从事外交工作，1865至1907年长期在大英博物馆管理汉籍和东方书籍，此外还曾受聘担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中文教授和皇家亚洲文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副会长，1903年受封为爵士（Knight）。他为大英博物馆所作的最富意义的工作是编纂了馆藏汉籍的目录（正续两编），即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 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877， 以及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03。该目录按作者名的首字母顺序编排，作者名和书名基本都有汉字和英文两种文字表示。“前言”说明了馆藏汉籍的不同来源，书末则有“索引”便于检索。
顺便一提的是，Robert K. Douglas不仅在馆内热情地接待来访的中国人士，切磋学问，而且还主动前往交际。例如，郭嵩焘1877年3月26日（光绪三年二月十二日）的日记称：“德罗巴来见，始询知妙西阿姆掌管汉文书籍，以居中国久，能通汉文故也。现在京师购买《图书集成》，已出价五千金。据梅辉立信，须银八千。”1877年12月12日（光绪三年十一月初八）又载：“晚接得格拉斯一信，妙西因管理中国书籍，云新译《元史》一卷。” “德罗巴”、“得格拉斯”亦是Robert K. Douglas的译名。
2、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是英语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其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12世纪末。该校的主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从1604年起即开始入藏中文图书，以后经蒙多批私人赠送，及在华传教士代为购买，馆藏汉籍日丰。1876年，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年）特地为它编纂了目录，即A Catalogue of Chinese Wor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876 ,46 p。1881年，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年）又将其从中国带回的2万册中文书籍捐赠给该馆，令其大为充实。
驻英公使郭嵩焘可能是近代首位见到牛津汉籍的中国官员，他在1877年11月28日(光绪三年十月廿四日)的日记中写道：
里格约为阿斯福之游。……又游大学堂一，名曰波里安，藏书五十余万帙。总办葛克斯，言西洋藏书以法国巴黎为第一，伦敦妙西因次之，此又次之。所藏各国书皆各为院，中国书亦为一院。
邀请郭嵩焘的 “里格”就是曾将中国的“十三经”译成英文的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年），1876年起他被牛津大学聘为该校首任汉学教授。“阿斯福”显系Oxford之音译，波里安又系Bodleian之音译。
29年以后，另一位中国官员也有过与郭嵩焘类似的探访，那就是受清廷之命考察各国政治的满洲贵族载泽,他在1906年5月15日（光绪卅二年四月廿二日）的日记称：
……藏书楼存古籍极多，有中国历史、苗蛮图、肇庆府图及佛像贝叶经之属。此校之搜庋古书，盖夙著于欧洲云。
3、剑桥大学
就在拜访了牛津大学的十天之后，即1906年5月24日（光绪卅二年闰四月初二），载泽一行又参观了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这所世界名校的图书馆同样有一处珍贵的汉籍宝藏。载泽如此述及：
……副校长导观藏书楼，卷轴之富，于英伦居第三。所藏中国书一室，有七经、廿四史、诸子集之属，云为前驻华公使威妥玛所赠。
实际上，早在15年前，时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晚清名臣薛福臣也曾到达过该地。1891年8月18日（光绪十七年七月十四日），薛福成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偕马清臣、张听帆赴干白雷池省，答拜英国前任驻京使臣威妥玛。乘汽车行一点零十分钟。此地向多大书院，系四五百年前所建，学生三千数百人，专攻格致、星算、舆地之学。威君年已七十四，而步履甚健。导游各处，风景清幽。书库藏书甚富。另一大间储中国书籍，皆系威君四十年间购觅于中国者，凡经史子集应藏大部之书，几无不备；尤难在多精板初印，大半于中国兵燹以前所得。若兵燹以后，则虽出善价，无从尽得之矣。
“干白雷池”即Cambridge之音译。薛福成见到的威妥玛，即英国著名外交官、汉学家Thomas Wade ( 1818—1895年)。威妥玛早年曾从军参加第一次鸦片战争，1847年退伍后一直在华从事外交工作，从英国驻上海副领事最后升至驻华公使，并于1883年退休。回国后，威氏于1888年受聘担任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他遂将自己在华40年悉心收集的883部（4300册）汉籍及满文书籍捐赠给该校图书馆，由此构成了剑桥中国书籍的基础。1898年继威妥玛出任第二任汉学教授的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年）为威妥玛的这批赠书编纂、出版了题为A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的目录，1915年又推出了补充目录。需要一提的是，威妥玛还是著名的威氏汉语拼音法（Wade System）的创立者，他所著的《语言自迩集》是当时针对西方人的最好的汉语教材之一。
实际上，另据笔者查考，驻英、法、俄公使曾纪泽甚至比薛福成还要更早见到过威妥玛的藏书。1883年1月22日（光绪九年十二月廿五日），曾纪泽在伦敦“拜威妥玛之夫人，女儿在上房与主人谈，余至书室观威妥玛所藏中国书籍”。从时间上看，这是在威氏将书捐给剑桥大学之前，而地点似应在威妥玛的私宅。
二、在法国所见
法国是欧洲近代汉学的中心，其所藏汉籍无论是质量或数量，均不逊于英国。以下是几则探访法藏汉籍的记录：
郭嵩焘抵达的“比茀立若代葛安那学那尔”，显系Bibliothèque Nationale之音译，即位于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其前身是建立于14世纪的皇家图书馆（la Bibliothèque du Roi）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改为国立。该馆是法国首屈一指的汉籍收藏机构，拥有17、18世纪活跃于中国的耶稣会及其他传教士寄送或亲自带回的汉籍刊本和抄本总计在1万册以上。早在波旁王朝时期的1742年，东方学家傅尔蒙（E. Fourmont，1683—1745年）就曾为这批汉籍作了目录，刊于其1742年巴黎出版的Grammatica duplex的附录第343至511页。后来到了1900年，里昂大学的汉学教授古恒（Maurice Courant，1865—1935年）又开始编纂一个新的目录，即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éens, japonais,etc. Fascicules 1-8,Paris,1900-1912，其中共著录了9800部书籍，除大部分是汉籍外，还含有朝鲜文和日文书籍。
陈季同似乎对国立图书馆的汉籍质量评价不高，这可能与他泛泛之阅有关，或许并未见到藏书的全貌和核心部分。
19世纪的巴黎有大小书库数十处，曾纪泽所到的“巴黎书库”，尚不能确认何处，极可能也是国立图书馆，或者是有大量汉籍收藏的东方语言学校（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和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
1868年初，王韬随理雅各奔赴英伦的途中，曾途经巴黎拜访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nlien,1799—1873年），儒莲是19世纪中叶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汉学之王”,除了长期担任法兰西学院（Collègede France）汉学讲座教授外，还兼任许多学术和行政职务，所谓的“素波拿书院监督”也是兼职之一。“素波拿”系Sorbonne之音译，今译为索邦，即索邦大学（其人文部分系今天的巴黎第4大学）。
来到法国的汉籍除了入藏图书馆外，亦有部分流落民间，故而有张德彝向店主沙娄解读其私人收藏的中国启蒙读物——《三字经》。
三、在德国所见
1878年11月15日（光绪四年十月廿一日），中国驻德公使李凤苞在柏林受邀参观了一座书库，并浏览了其内的汉籍。以下是详细记载：
午后掌东方书籍者赫美里邀观柏林书库，在新王宫之旁，西名扣尼希力喜·比伯里乌台克，同往者傅西士及刘罗两员……又进为东方国之原书，则赫美里所掌也……《梵文字汇》、《蒙古旧史》、《吐蕃记载》皆中国所罕见。赫君任取何种文字，辄能成诵，且领略其大旨，前在中国十年通华文、操华语，明晰了当，知其于东方学问枕胙深矣。又进一门为中国、日本之书，有《大清会典》、《三才图会》、《汲古阁十七史》、《元史类编》、《明史稿》、《西清古鉴》、《尔雅图》、《文献通考》、《司马通鉴》等书，《古今图书集成》只存《草木图》，有《性理真铨》一册，为乾隆朝西国教士所撰，虽发明西教，而元妙如禅理，精微似宋学，盖其时教士尤多通儒也。日本书较多大半是唐土名胜，画谱、类书、锦谱、花谱、杂记、小说而已。统计藏书九十万册，又手抄者一万五千册。
接待李凤苞的“赫美里”应为德国汉学家Karl Himly（1836—1904年），1876年前他曾在德国驻华外交机构工作。 “扣尼希力喜·比伯里乌台克”则是Königliche Bibliothek之音译，意为王家图书馆，即今天的柏林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该馆建于1661年，是最早系统收集中国文献的欧洲图书馆之一。其首批汉籍（约300册）是由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维尔海姆（Grosskurfürst Friedrich-Wilhelm），从荷兰东印度商会的商馆（特别是巴达维亚）那里购买来的。以后又逐步扩充，至19世纪已拥有约5.6万册单行本和6000册丛书本以及《道藏》等。1822年，德国东方学家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1783—1835年）为其编纂了目录，即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chu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1840年，德国汉学家芍兑（Wilhelm Schott，1807—1889年）又推出补编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chu-Tungus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 Eine Fortsetzung des im Jahre 1822 erschienenen Klaproth`schen Verzeichnisses（《御书房满汉书广录》）。
四、在荷兰所见
荷兰是欧洲汉学的重镇，而莱顿大学（Universiteit Leiden）又几乎是荷兰汉学的代名词。该校自1575年建立以后，一直藉本国在远东的殖民活动而获得汉籍。1883年，第六届世界东方学大会在莱顿大学召开，该校汉学讲座教授希勒格（Gustave Schlegel，1840—1903年）向远东分会的出席者们颁发了其编纂的本校图书馆的汉籍目录，即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qui se trouvent dans la Bibliothèque de l`Université de Leide。 三年后，又出了补编，即Supplément au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qui se trouvent dans la Bibliothèque de l`Université de Leyde。
1906年5月31日（丙午闰四月初九），受清廷之命考察各国政治的戴鸿慈曾途经莱顿，所记如下：
午二时，带参随数人乘汽车往来顿（Leiden）观大学堂。东方教习博洛德（Broght）迎于车站……博君亦稍能读中国书，然不能达辞也。……次观藏书楼，书凡二万六千卷，东方书籍以中日两国代表。中国之书约六千卷，而佛经为多。
五、在意大利所见
意大利汉学是古老的，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时代。数百年以来，该国积累的汉籍实际上主要汇集在1475年建立的梵蒂冈教廷图书馆（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和1876年建立的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 Vittorio Emmanuele）。1891年3月16日（光绪十七年二月七日），中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薛福成曾来到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见到“中国书十种”。
13年以后，即1904年5月上旬，游历西方的中国维新之士康有为也路经意大利诸多城市。在罗马的一座博物院二楼，他目睹了：
我国藏书，以宋元板为至古，唐前笔迹，几于无有。而此院则几于宋元后不收。一面观之，一面私惭，甚憾吾国人之不能保存古物也。
笔者根据上下文康氏对该馆的整体描述来判断，此馆应为设立于1889年的罗马国立博物馆（Museo Nazionale Romano），它主要收藏古代希腊、罗马的雕像、浮雕、镶嵌画、装饰品，亦有古代东方国家的印刷品。
六、在俄国所见
1879年5月12日（光绪五年闰三月廿二日），随同崇厚出使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的张德彝在日记中写道：
乘车往看官书库。在乃武斯吉街阿来三德戏园之左，周一里，高三层。建于俄历一千七百一十一年……楼系砖石，梯皆木质，规模整齐，与他国书库无异。共存各国今古书籍万卷，中国满汉书亦数百卷。
1895年3月1日（光绪廿一年二月初五），奉使俄罗斯的王之春亦曾应邀参观圣彼得堡的一座书库，其记云：
因柏百福约复与许公同游其国书库，凡数十楹……又有蒙古文、西藏经典，其护页皆用革，若英、法、荷兰书不下数千种。中国书籍有《清文经书》、《东华录》、《性理精义》、《朱子全书》、《中枢政要》、《户部则例》等数十种，亦有小说书若《西厢记》、《红楼梦》之类，所藏约数十万卷，天文、算学、舆地、医学、化学分别部首，以类相从，亦有中国各色画册……
中俄土地相连，俄国获得第一批中国图书据说是在1730年，并入藏圣彼得堡的皇家科学院图书馆（Библиотекe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到18世纪末，该馆的汉满文藏书已达到200余种2800册的规模，于是到1818年特地在馆内成立了一个收藏东方文化和文献的“亚洲博物馆”（Азиатский музей），所有中国书籍即归其中。张德彝所到的“官书库”和王之春去的“其国书库”很可能就是此馆。有关馆内中国书籍的目录，历史上编过不止一个，而最全的应是1973年出版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汉籍刻本目录》（Каталог фонда китайских ксилографо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其中著录了3700种汉籍。陪同王之春前往的“柏百福”，即俄国著名外交官、汉学家Паве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опов（1842—1913年），他早年求学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后投入对华外交工作，1886年成为俄国驻北京总领事，1902年起回归母校任教。
既有在图书馆见到汉籍者，自然亦有在私人手中见到汉籍者。1888年2月1日（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廿日），奉使游历俄罗斯国的户部主事缪佑孙，就在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满专业三年级学生颗利索甫（Н.Ф.Kолесов）的接触中，“于其案头见有魏源所著《圣武记》，华文石印颇精，又钞本《四库全书》目录第一百六七卷”。
七、在美国所见
美国汉学一个最重要的起点是，1877年位于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建立了首个汉学讲座，由著名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年）担任教授。次年，前中国留学毕业生容闳将一批私人藏书（主要是5040册的《古今图书集成》）捐献给母校的东亚图书馆（East Asian Collection）。1884年，卫三畏亦将自己的收藏捐赠给该馆。此后，中文藏书陆续增多。
1906年2月14日（丙午正月二十一日），来到美国考察政治的戴鸿慈曾见到这批藏书，其记如下：
……八时，至纽海文（New Haven），往观耶路（Yale）大学……观总藏书楼，楼中藏中国书籍不可胜数。
余 论
晚清中国人在众多的域外游记中，曾对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细致描述，从而令囿于国内的读者同胞大开眼界。在这个意义上，它属于西学东渐的范畴。与此同时，欧美的汉籍收藏则是中国出版品流传西方的直接结果，是中学西传、西方汉学的基本反映。由此，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国人在西方遇见汉籍并向国内传递这些信息，无疑具有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交叉性。
晚清中国人对西方汉籍的探访，尚处于 “走马看花”的游历阶段，其中的大多数人是出使官员而非专门学者，通常缺乏足够的古籍校勘、版本鉴别和目录编订的能力。这与同时代中国学人的日本访书有着明显的差别，后者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杨守敬（1839—1915年），他是清末著名的大学者和藏书家，长于历史地理学、金石学和目录版本学。1880至1884年他作为中国驻日使馆随员长期旅日，在此期间，极力搜罗日本汉文古籍，襄助黎庶昌刻成《古逸丛书》26种、200卷，其中大多数是在中国已经失传或散佚的。1884年，又撰成《日本访书志》16卷，至1901年刊行。
中国人与西方汉籍的关系要进入学术研究的阶段，则是在民国以后，此前的1907和1909年已有大批敦煌文书被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年）与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分别劫往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这大大吸引了国内的相关学者。后来，郑振铎、胡适、王重民、刘修业、向达、程演生、刘复、姜亮夫、俞大维等一批学者万里西渡，留下了欧美访书的重要记载，于中西文献信息交流贡献甚多。是为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