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怪杰，一代狂儒 —— 辜鸿铭
一
狂
清末民初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年代，也是各种思潮交锋十分激烈的时期，说起当时文化界的人物，就不得不提人称“清末怪杰”的辜鸿铭，说到此人的怪，怪就怪在他终身穿长袍马褂，留着长辫，提倡纳妾、逛妓院，对女人的三寸金莲情有独钟。他愤世嫉俗、目空一切，没谁是他不敢骂的。那时西方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究竟是何许人也？洋人为何对他如此着迷？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北京、武汉等辜鸿铭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试图通过实地探访，寻找辜鸿铭当年的踪迹。
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先生、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王学斌先生等，一同探寻辜鸿铭先生在那个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如何传播中国文化，如何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以及他对辛亥革命，民主与共和的态度。
代
儒
辜鸿铭
中西之间——西学大拿变身国学大师
辜鸿铭打10岁起就开始了留学生涯。1880年，辜鸿铭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又先后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并一举拿下文、哲、理、神学等十三个博士学位，精通九种语言，其成就令许多西方人都赞叹不已。
后来，一个名叫马建忠的人的出现，改变了辜鸿铭的人生道路。马建忠是近代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学贯中西。1882年，马建忠因事途径新加坡，结束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的辜鸿铭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前往马氏下榻的旅馆拜访。
马建忠
钟兆云
他跟马建忠先生三日倾谈，让他对中华文化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马建忠也说，你不要做一个洋鬼子，现在我们的国家正是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回来报效祖国。
马建忠的一席话，让他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光。1883年，辜鸿铭放弃南洋优渥的生活，途经香港回到内陆。在港期间，辜鸿铭一方面补习中文，攻读汉籍，一方面开始广泛阅读西洋人翻译的中国儒学著作，以此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当他觉得自己已经有能力发言时，用英文撰写了第一篇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文章——《中国学》，发表在《字林西报》上。文章中，辜鸿铭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对西方汉学家的浅薄无知给予了严厉批判。
辜鸿铭所撰写的文章《中国学》
黄兴涛
他怎么有资格、有胆量去批评这些一流的汉学家呢？
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们的汉学家，你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一知半解，水平很差，而且态度也不好。没有把我们中国文明的精华部分、高明部分，准确传达到西方。
有感于西方汉学的局限与不足，
辜鸿铭决心回到中国，研习正宗的传统文化。
他一头扎进儒家经典，钻研六经子史。
认真请教，用功甚勤。
经过二十年的苦学，辜鸿铭的国学造诣有了很大提高。
新旧之问——变局下最顽固的一条辫子
1915年9月，辜鸿铭被国立北京大学聘为英文教授。
北大每一个学子的心里都充满了好奇。
这位将四书五经随时挂在嘴边，
一心想着为满清皇室尽忠的“长辫”教授，
到底是假古董还是真新潮？是假有趣还是真呆板？
每一个人都希望从眼前这位
著名的保皇党教授身上找到答案。
国立北京大学红楼旧址
在辜鸿铭的第一堂课上，台下的学生将所有的目光投向他梳的辫子，辜鸿铭说：“我的这根辫子，要想剪掉它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不过在我看来，诸位心中的那根辫子，想去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此话一出，台下议论的声音戛然而止。
黄兴涛
他当时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说：我们现在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常常有一种做法就是，过于贬低自己的文明，而过于看高了西方文明。他就像拿着望远镜，看着西方文明的时候，我们把它的一切都放大了，他说当我们看自己文明的时候，就把望远镜倒过来，就把自己的一切都看低了，看扁了，这个是不对的。
辜鸿铭曾在他撰写的《在德不在辫》一文中写道：“今人以除辫变服为当今救国急务者，余谓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意思即中国的存亡不在于除辫易装，而在于自身的能力，即使改了装束，剪了辫子，但没有实力的话，外国人依然不会尊敬你。
1917年，随着新文化运动对民众的影响不断加深，人们对旧礼教批判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北大教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著名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提倡白话文，摒弃文言文。对此，辜鸿铭发表《反对中国文学革命》，指名道姓反驳胡适。
虽然辜鸿铭千方百计证明文言文不是所谓的死文字，但是最后的结局则是在北大校园内，辜鸿铭固本守旧的思想成为众矢之的。最终，辜鸿铭不得不离开虽然以畅言“兼容并包”，实际上已逐渐成为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
钟兆云
胡适认为，孔教是一个很过时的、令人讨厌的这么一堆东西，他也主张要废孔，要罢其祀。
胡适
胡适的这种做法激怒了辜鸿铭，他大骂胡适为“中国文化的罪人”。辜鸿铭决定要在北大这个文化擂台上，使胡适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此后，胡适在他的哲学课上，通过自己在国外所学的哲学知识，主张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理论来对待传统文化——即“重新评估一切价值”。这边胡适话音刚落，那边辜鸿铭便在另一间教室里掷地有声地对学生们说道：“我教你们学习英文，不是造就一些美国化或西方化的人，而是要造就一些对国家有用的中国人。”
于是在1917年的北大校园中，辜鸿铭和胡适所在的课堂，成为了全北大生徒云集、精英聚拢的两个地方，而这两处地方，也正是当时中国新文化和旧传统产生激烈碰撞的一处缩影。
中国人的精神——用东方文化拯救西方世界
1896年的一天，辜鸿铭无意当中读到了一本1870年前后出版的英文版儒家经典著作。他终于发现，外国人对于儒家思想的偏见到底从何而来。外国传教士似懂非懂的翻译，让包涵中国人思想精髓的著作，成为了毫无意义的“说明书”。
失败的翻译作品，给辜鸿铭提了一个醒，他何不亲自把《论语》等经典儒家著作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
不过，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翻译儒学经典并非易事。其中“孝”、“悌”两个字的翻译最具代表性。这两个代表了儒学核心思想的字，根本没有对应的英文，如果单纯翻译成尊敬父母，遵从上级，又会让崇尚独立人格的外国人看不起。
出色的英文基础，以及在欧洲多国游历求学的经历，让辜鸿铭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将“孝”、“悌”两字，巧妙地翻译为“爱”与“好公民”。既没有曲解传统文化，又能被西方人所接受。
1898年，辜鸿铭翻译的第一本儒学著作《论语》正式出版，在序言当中，辜鸿铭特别写道：“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
很快，这部英文版的《论语》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他们没有想到，那个被列强欺辱的中国竟然还有如此高深的哲学著作。1906年，著名文学家托尔斯泰在看过全新的《论语》之后，亲自写信给辜鸿铭，表达了对于中国文化的尊重。
辜鸿铭所翻译的《论语》
王学斌
托尔斯泰他说：人类文明是相通的，你讲这个道，道不就是你们中国东方的这种智慧中最核心的一个词汇吗？20世纪东方文化的崛起，就靠你老兄了，所以你一定要坚持向西方传播所谓的东方文化。
1915年4月，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著作
《春秋大义》正式出版。
他为自己的书设计了中英两种名字，
英文名《春秋大义》，让那些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洋人，
读一读什么是孔孟之精髓。
而中文名则为《中国人的精神》。
他试图用这本书唤醒国人，
从盲目崇尚西学的漩涡之中走出来。
很快，这本书便轰动西方世界。
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奈尔逊
都对这本书推崇备至，奉为经典。
不过，比起欧洲学者们的追捧，
国人对于辜鸿铭的理论，却大多嗤之以鼻。
辜鸿铭与其所创作的《春秋大义》
钟兆云
在中国同时代的中国人眼里面，辜鸿铭变成一个像小丑一样的人。时代在浩浩荡荡前进，他竟然还在宣扬那些他们认为过时的东西，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
《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辜鸿铭写作《中国人的精神》，其当初本意不在于做一种学术上的求真，但他所阐发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却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
帝制与共和——背离时代的保守派先锋
1917年6月中旬的一天，
张勋借口调停总统和总理的矛盾为由，
带领5000名“辫子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北京，
公开宣称“还天下于圣上”，
上演了一场民国历史上最滑稽的闹剧——张勋复辟。
复辟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可是身在北京、同样留着辫子的辜鸿铭感
却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
积极加入到为“复辟大业”摇旗呐喊、加油助威的行列。
主张“复辟大业”的张勋、康有为、辜鸿铭
王学斌
辜鸿铭认为皇帝只是一个符号，它背后是有一套体系的，代表了整个200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谁是正统，溥仪是正统。你有这个皇帝，中国的文明它就在，那么在的话，就可以与其它国家进行博弈和交锋。
除了热衷于复辟活动，
辜鸿铭对任何革命行动可以说都深恶痛绝。
当年武昌起义爆发时，辜鸿铭就是一个坚决的反对者。他在致《字林西报》的公开信中，
称辛亥革命“是一场暴乱”。
汪兆骞
武昌起义,那是辛亥革命武装斗争第一枪。从历史上来看，应该是一种革命行动。但是完全被咱们传统文化濡染的这么一位学者，他就看不惯，有话讲理，干嘛非得杀人。他就希望什么呢？不要太多的追求武力，别忘了我们是一个有精神的、有传统的民族。
秉持这种思想的辜鸿铭，在民国初年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孤独地生活着，周围的一切他都看不惯，满心所想的都是如何能够恢复帝制。然而，当年袁世凯称帝时，辜鸿铭却是另外一种态度。
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率领众官员前往天坛祭天，做起了称帝的美梦。消息一经传出，举世哗然，所有人都在谴责袁世凯。不过，一向拥护帝制的辜鸿铭这次却站在了大众一边，而且是骂袁世凯最狠的那个人。为此，他专门新写了一篇痛骂袁世凯的文章《雅各宾主义的中国》，在文章中大骂袁世凯是无赖、贱种，不能做万民尊崇的皇帝。
袁世凯前往天坛祭天
王学斌
他认为袁世凯其实在清末很多事情上做得是很过分的，然后他又通过很多非常手段当大总统，当总统之后，民国也没有有多好，反而也是一片混沌，特别乌烟瘴气，他又再去窃取所谓正统当皇帝，这相当于说一再突破了辜鸿铭心中的底线。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的唾骂声中死去，得知消息的辜鸿铭，在家中大宴宾客，还请了一个戏班过来唱戏，以示欢庆。
辜鸿铭终其一生对近现代中国出现的所有变革思想和行为，都回以最严厉的抨击：训斥维新派，痛骂袁世凯，为保皇奔走。辜鸿铭对参与时事一直保持着浓浓的激情，但现实却总是让他有淡淡的无奈。
五四风雷——毁誉参半的卫道士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一生尊崇“君子之道”的辜鸿铭，
在规劝学生回到课堂无效后，
在日本人主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正报》上撰文发声，
毫不留情地詈骂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人。
唐利群
对于辜鸿铭来讲，他一直是以“为中国传统和为中国古文明辩护”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自居的。他非常肯定传统的哪个方面呢？其实就是秩序和道德。所以实际上他对那种破坏秩序，尤其是这个民众的、还带有暴力性质的这种行为，他一定是斥责的。
辜鸿铭在《北华正报》上的文章发表后，
他的学生罗家伦带着报纸走进了学校。
罗家伦手举《北华正报》，
毫不客气地质问辜鸿铭
在日本人办的报纸上骂爱国学生究竟是什么意思？
左图为辜鸿铭，右图为罗家伦
王学斌
在五四这个当口上，列强根本不把你中国放在眼里的时候，你如果再不抗议，再不呐喊的话，这个国家可能就要沦陷了，所以可能日常的一些伦序我们就不考虑了。你辜鸿铭说我们是暴徒，让我们理智，我们怎么理智？所以这句话其实把辜鸿铭怼得够呛。
在《北华正报》上发表文章遭到学生的嘲弄后，辜鸿铭一直耿耿于怀，一腔怒火无从发泄。在辜鸿铭看来，是胡适等人教唆“君子”做了“暴徒”。
五四运动后，旧派人物悉数下场，国立北京大学三大“怪杰”仅剩下辜鸿铭一人。与此同时，在蔡元培的礼聘下，以英国哲学家罗素为代表，一批又一批享誉世界的洋教授，来到中国讲学。国立北京大学的讲台，也差不多都被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人物占领了。
辜鸿铭望着正在成长中的这一代新青年，带着“梦里不知身是客”的落寞，惴惴不安于偌大的中国是否将在某一天，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文化独立性。
英国哲学家罗素
汪兆骞
辜鸿铭曾经有个非常著名的比喻，都说我们这个国家是个“脏孩子”，我们通过新文化运动给这个“脏孩子”洗了洗澡，好不容易洗干净了，我们连脏水把孩子一块给泼掉了。
1923年1月，辜鸿铭向国立北京大学提交了辞呈。在他的最后一堂课上，辜鸿铭真挚地向学生们说道：我教诸位学习英文，是希望培养一些融汇中西知识、于中国有用的人才，而不是造就一些美国化或英国化的洋奴。望诸位同学知我苦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一天，平素厌恶照相的辜鸿铭，照旧拒绝了学生们合影留念的请求。他在夹杂着或赞赏、或不解的掌声中，一袭长袍、拄着手杖走出了教室。同他一样留着长辫不剪的车夫刘二，载着这位他侍奉了许久的主人，缓缓驶离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校园。
1928年3月，辜鸿铭突发肺炎，卧病不起。4月30号，在北京椿树胡同的家中病逝，终年71岁。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位滞留在陈旧年代的“中国怪人”，以一种毁誉参半的形象，渐没于历史的粉尘之中，身后一片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