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杨立华：儒家是一种刚毅到骨子里的思想
杨立华，哲学博士，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孔子的生平众所周知：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末年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走进孔子的精神家园，一个比较方便的路径是认识并考察他的主要贡献、精神气质与核心思想框架。
孔子的四大贡献
一般而言，人们倾向于把孔子理解为一个教育家。诚然，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首开中国私学之先河，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但若仅从这个角度理解，孔子的贡献就被大大地狭窄化了。
孔子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首先，他是中国固有价值的塑造者。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末年，之所以出现了老子和孔子这样的伟大哲学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作为老子跟孔子共同文化母体的中国文化，到了春秋末年已经经过了数千年的积淀，这为那个时代在文化上取得突破性成果积累了素材。第二，时代问题空前尖锐，这是产生伟大哲学家的一大前提。第三，那个时代的生活相对比较简单，在思考根源性问题的时候，越简单的生活越有助于人们看到生活的本质。这三点构成了孔子老子在那个时代能够取得伟大的哲学突破的原因。孔子、老子等思想家的出现，使得上古以来华夏文明积淀而成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民族品格得以塑造成型。这是孔子的第一个贡献。
孔子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辉煌的人格典范。历史上崇拜孔子的人太多了，有太多的人把自己的一生过成了向孔子致敬的一生，因为孔子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命运的态度。孔子没做任何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只是把自己能做的和该做的一切都做到饱满。今天我们读《论语》，越读得久越能感受到孔子温润、博大的气象。这是孔子贡献的第二个方面。
孔子贡献的第三个方面，是提升了士大夫的精神人格。虽然《论语》讲“有教无类”，而实际上，孔子教育的对象只有一类人，就是“士”——他们是社会的担当者，是国家的精神主体。在孔子之前，“士”的直接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仕”；孔子开辟了一个相对独立于“仕”的维度，即“学”。儒家之“学”目的不是做官，而是提升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让自己在不断的成长中获得无可比拟的巨大的精神愉悦，即《论语》中所言“为己之学”。正是得益于此，儒家士大夫的内在精神世界才得以确立，正如北宋周敦颐在《通书》里讲到后世儒者应该追求的目标：“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这是孔子的第三个贡献。
孔子贡献的第四个方面，在于对文化的传承。孔子整理、阐释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经典。章学诚曾言“六经皆史”，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洞见。六经经由孔子的整理、阐发、解释、传播，为之后两千多年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基，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之上展开，后世讲治中国学必始于六经，道理就在于此。这是孔子的第四个贡献。
孔子的精神气质
梳理了孔子的功绩，我们可以大致触摸到孔子的精神气质。《说文解字》中讲“儒者，柔也”，很多人据此将儒家理解为一种柔仁的性格，此大谬矣。还有人用《论语》中所讲“温、良、恭、俭、让”，来概括孔子的整体精神，这也是不全面的。我把孔子的精神气质概括为8个字：刚毅、正大、笃实、平易。这才是孔子的精神气质的整体。
儒家是一种刚毅到骨子里的思想。孔子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便是孔子刚德的表现。孟子更不必言，汉语文本中最刚毅正大的段落就出自《孟子》，有那样的一段文字，实可谓整个中华文明之幸：“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足见儒家的精神气质非但不柔弱，反而刚毅至极。
所谓正大，是一种阳光下的智慧与思想，没有蝇营狗苟，从不鬼鬼祟祟。孔子是一个非常坦荡的人，他对弟子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北宋司马光也曾说：“某生平无过人处，唯生平所为事，未尝不可与他人言。”此即儒者之正大。
孔子是个实实在在的人，是一个朴素到骨子里的人，从无故弄玄虚、故作高深之举，始终坚持朴素的人的立场、人的理智，这是十分重要的。有些人莫名其妙地把一个抽象的教条或价值，发挥到无限大，这就走向了谬误。孔子从不这样，《论语》通篇一字一句都体现着笃实二字。
孔子为人笃实，《论语》也是文字浅白，平易到骨子里，即便不读注释，也大概可以读懂，这是孔子的特点。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孔子的整体精神，可以用《论语》里面的一句：不怨天，不尤人。从个人的遭际角度讲，孔子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就是这么一个不幸的个人，你可从他的话语中读出一点怨天尤人的意味？没有。永远用温暖的心灵，去肯定这平凡的生命。孔子的精神根底就在于此。
孔子的核心思想框架
那么，该如何认识孔子的思想呢？要理解孔子的思想，最可靠的资料就是《论语》。但是读《论语》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借助注释来读，否则容易曲解原义；二是不能把论语中的每一段等同而视，因为孔子针对不同性格、不同资质的弟子，说的话是不一样的。《论语》里面作为“眼目”的段落，一定是孔子与最杰出的弟子之间的问答。例如颜回，只要是颜回问，孔子答，往往可成经典之论。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则正体现于这些段落之中。
孔子想的核心概念，首先是礼、乐。
“礼”从哲学上可以定义为“共同体生活的形式和节奏”，因此“礼”也就规范了每个个体生活的形式和节奏。孔子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文”和“质”，就是生活的形式和生活的内容。文与质恰当的结合，是真正的君子的表现。一个人的生活内容无所谓善恶，君子与小人最大的区别不在内容，而在形式。“礼”则赋予了个体生活的形式和结构。
对于上述说法，我们也可以用现代人的话语予以阐释——礼清楚规范了每个人的义务和权利。这个用儒家的话讲就叫做“分”，本分的“分”。一个成熟的文明、成熟的社会，一定能够规范清楚每个人该做什么、该得到什么。礼规范清楚每个人的“分”，让每个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并安于自己该做的事情，把自己所能做的事情做到极致，这就是《大学》中讲的“至善”。
今天很多人都在思考，究竟这个国家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才会好？这个思路完全与儒家的态度背道而驰。儒家的态度是，与其幻想着外部环境如我所愿地发生改变，不如先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心境，这个国家变成什么样都不会觉得好，这就是至善安分尽位原则的重要性。
“礼”的内涵如此，那么其精神实质是什么呢？一字以蔽之谓“敬”。敬有可能导致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能够让人清醒。朱子云：“敬有甚事？只如畏字相似。”可以说“畏”字是对于“敬”字的最佳临摹。畏跟怕不一样，怕是有具体对象的，畏则是没有任何具体对象的精神收敛的状态。所以敬是一种高度清醒和醒觉的状态，以此为气质的哲学，必然在某种意义上展现出旁观式的、反思式的倾向。
苏格拉底讲过一句名言，“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们可以用中国文化的思考再补充一句——反思过度的生活也是过不下去的。“敬”的第二个倾向是相互疏远。人与人之间如果过分恭敬，界线就僵化了，疏远就成了必然，所以一定要有一种力量平衡这种疏离的倾向，这种力量便是“和”。
如果说“敬”是“礼”的精神实质，那么“和”就是“乐”的精神实质。在儒家思想的脉络当中，“乐”字相当于以音乐为代表的古代艺术的整体。儒家认为人是一种情感的动物，所以生活中一定得有安顿、抒发、调节情感的东西，这就是乐。儒家极其重视“乐”的社会政治功能。
乐的社会政治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教化功能。好的艺术作品能给人带来正向的积累，糟糕的艺术作品则反之。第二，艺术作品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治理情况。一个国家治理得好，这个国家的艺术作品一定是积极、乐观、向上的，一个国家境况糟糕，这个国家的艺术作品一定是消极、颓唐、没落的。
譬如民国，一眼望去尽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这般颓靡之音，如果没有鲁迅这样的人，可谓无足观矣。反观新中国成立伊始的文艺作品，很多流行至今，其中呈现的开国气象也延续至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新中国经历了多次的内部动荡与外部威胁，即使很多人对这些年大规模的吏治败坏抱有悲观的态度，而我们的国家却依然蒸蒸日上。
礼的精神和乐的精神的恰当结合，或者说敬的精神和和的精神的恰当结合，引出了孔子思想的又一个核心概念——“仁”。“敬”带来的是“旁观式的清醒”，“和”作为一种融入的力量，一旦敬跟和结合起来了，带来的就不再是“旁观”了，而是“真实处境当中的清醒和醒觉”。在这基础之上，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这就是幸福的前提。所以，唯有仁者能够幸福。《论语·里仁》第二条讲：“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这种真实处境当中的醒觉基础之上，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人的存在，真切地知道他人的疾苦，知道如何去呵护和照料他人，这是爱的基础，所以仁者能爱。
孔子生活的年代距离今天，已经接近2500年了。几年前曾有人写过一段非常有见识的话：其实孔子离我们一点都不远，他是我们文化价值的人格化的表现。孔子身上凝聚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最高的价值，他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们每一个善良的瞬间闪现着。当你温暖地去对待他人的时候，当你面对困难、苦难而坚定不移的时候，当你以知分、安分、敬分面对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你就是孔子。孔子不在别处，就在我们灵魂的每一处闪光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