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来华的红色使者
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共产国际与俄共(布)相继派出了一些代表，这里要介绍的是第一位来华的红色使者--维经斯基。他当时的身份并不是共产国际代表，而是经共产国际同意，由俄共(布)远东地区党组织派遣来华的。由于当时莫斯科对华工作同时存在好几个系统，既有共产国际的，又有俄共(布)，还有苏俄政府的。这些系统不仅相互间关系复杂，而且还经常变化、改组，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弄不清楚维经斯基来华时的真正身份也是可以理解的。
维经斯基
【一】
霞飞路上特殊身份的记者
1920年四五月间，几个俄国人悄然搬进了上海霞飞路716号，带头的就是维经斯基。此时的他年仅27岁，公开身份是俄文《上海生活报》记者，中文名叫吴廷康。由于不会说中文，由来自山东平度的华侨杨明斋担任随行翻译。
维经斯基并不是一个普通记者。他于1893年4月出生在俄国维切克斯克州涅韦尔市，20岁时，因贫困潦倒前往美国边学习边做工。22岁时，他在美国加入社会党，开始介入政治。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欢欣鼓舞地回到俄国，在海参崴加入了俄共(布)。26岁时，在海参崴被白匪逮捕，流放到库页岛做苦役。在严峻的考验面前，维经斯基暗中联合了岛上被流放的政治犯，成功地举行了暴动，回到海参崴。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的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领导人威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派遣维经斯基和他的两名助手赴华。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执委会东亚书记处。
来中国的时候，维经斯基等人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于是首先在北京大学拜访了两个俄籍教授柏烈伟和伊凡诺夫，寻求他们的帮助。柏烈伟说起了北京大学、《新青年》、“五四运动”，甚至还谈到了“南陈北李”……这位货真价实的中国通，十分准确地勾画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简貌。伊凡诺夫的中文名叫“伊文”，比柏烈伟来华更早，他所介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大致跟柏烈伟差不多，同样提到了“南陈北李”。
【二】
与“南陈北李”等人会谈
这时，苏俄已宣布废除沙俄和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苏俄抱有好感。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期间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进步人士举行了多次座谈，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和苏俄的对外政策，使他们对苏俄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详细了解。以李大钊为首的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决心。
罗章龙回忆说:“我们同维经斯基见面的谈话会，是在图书馆举行的。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他还带来了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后者是美国记者介绍十月革命的英文书。他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带的书，除俄文版外，还有英文、德文版本。”[①]
为了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接着，由陈独秀介绍，又与当时曾宣传过社会主义的上海《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一度同情五四运动的研究系报纸《时事时报》负责人张东荪等人会谈。维经斯基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并同他们一道座谈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这一期间，维经斯基奔波于法租界的新渔阳里6号、老渔阳里2号(即《新青年》编辑部)，还有白尔路三益里17号(即《星期评论》杂志社)。
在沪期间，维经斯基还向陈独秀等人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情况，并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条件已经成熟。
【三】
为中共的创建而忙碌
1920年7月，在维经斯基的亲自指导下，杨明斋在上海设立了中俄通讯社，通讯社设于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6号。该社由杨明斋负责，工作主要有两项:(一)翻译和报道有关苏俄、共产国际方面的资料;(二)把中国报刊上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发往莫斯科。它在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共建党工作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从1921年1月起，中俄通讯社改称华俄通讯社。
华俄通讯社自成立以来，先后在《新青年》、上海《民国日报》等30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报道，如《新俄国组织汇记》《布尔什维克沿革史》《列宁小史》《列宁关于劳动的演辞》《列宁答英记者底质问》等。这些通讯报道的素材主要来自西方各国共产党编辑的报纸、刊物和《共产国际》杂志[②]。它对于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建党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8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上海开始筹建共产党组织，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人。
为了帮助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1920年秋，维经斯基在上海创办了外文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他和库兹涅佐娃负责讲授俄文，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李震瀛教英文，学生多时达五六十人。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柯庆施、李启汉、任弼时、萧劲光、汪寿华、王一飞等。
维经斯基和杨明斋从北京去上海途中，曾在济南逗留，向王翔千、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
1920年11月中下旬，维经斯基根据陈独秀的建议，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同他进行长达两个小时的座谈。会见时，孙中山询问了有关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的一些情况，介绍了袁世凯如何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复辟帝制的情况，提出了与苏俄建立电台联系的问题。此外，双方还认真探讨了如何把中国南方的斗争同苏俄的斗争结合起来。维经斯基回忆说，孙中山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那就是:“如何把刚从驻扎在广州的反革命桂军手里解放出来的华南的斗争与遥远的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③]
1920年12月中旬至1921年1月初，维经斯基还曾与陈独秀一起到广州访问陈炯明，对这位实力派人物的政治面目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
【四】
亲历者的回忆
维经斯基来华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组成马克思主义小组，同时，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建立工人工会;宣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同工人运动建立联系的思想;了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目标和任务。许多当事人在回忆中证实了这一点。
董必武说:“'一大’以前，共产国际派人来中国，开始是维经斯基……这个人来是组织共产党的。”[④]
罗章龙说:“维经斯基同我们谈话中，启示我们在中国应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我们听后更迫切地希望这一次能解决建党问题，真是'人同此心’!”[⑤]
张申府说:“第三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当时来华，首先到北京，对我们讲，要我们建党。以后魏金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⑥]张申府还说，陈独秀曾经于1920年8月间给北京共产主义小给来信商议共产党的名称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后来，威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同意了。”[⑦]
周佛海回忆维经斯基在一次讨论会上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因此，维经斯基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⑧]
袁振英回忆:“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常常到《新青年》杂志社“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⑨]
施存统回忆:1920年的“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⑩]
1921年春，维经斯基离开中国返回伊尔库茨克。
虽然《真理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展览中并没有出现维经斯基的名字和图像，他也没有参加过中共一大，但他在中国北方到南方的往返奔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撒下了共产主义的火种，促使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孕育，使中国革命开启了全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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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罗章龙:《椿国载记》，三联书记1984年版，第74-75页。
[②] 《威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黄修荣主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③] 维经斯基:《我同孙中山的会见》，苏联《真理报》1925年3月15日。
[④] 《董必武谈维经斯基》，杨云若、张注洪等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23页。
[⑤] 罗章龙:《回忆党的创立时期的几个问题》(1978年4-9月)，《“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页。
[⑥]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1979年9月17日)，《“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页。
[⑦] 《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页。
[⑧] 杨云若、张注洪等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5页。
[⑨] 《袁振英的回忆》(1964年2-4月)，《“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2页。
[⑩] 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1956年12月)，《“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始传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修改过程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二三事
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
展期:2018/5/5 - 8/5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南1-南3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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