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侃京剧】袁世海、徐城北漫谈李少春:谈“对手” 话 “品藻”(1)
《红灯记》李少春饰李玉和,袁世海饰鸠山
谈“对手”话“品藻”
徐城北:(以下简称徐)前辈架子花演员,在黄润甫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没有对手的。说“没有”,不是自己没有对手,而是自己构不成人家的对手。黄曾经与谭鑫培合演过《捉放曹》,但很难说黄和谭形成了对手。在郝先生的时代,经过他个人的极大努力,也借助时代赋予的契机,终于和二位杰出的演员挂“并牌”——杨小楼、马连良、高庆奎。但这也只是在一段时间和一部分剧目中,很难说郝先生在各方面都足以与上述三位演员成为对手。真正意义上的对手,我以为起码要有三条:一是合演时大体上要势均力敌,要“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二是单演时的影响,同样大体势均力敌,要基本上“我相当于你”和“你相当于我”多三是要经过“聚”与“散”的数度重复,最后意识到只有两个人凝结到了一起,其作用和影响就必然大于两个人的“单卖”,换言之,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袁世海(以下简称袁)这第三条标准挺新鲜。
徐:这一条体现着系统论的一条基本原理:整体大于各部之和。艺术——尤其是传统艺术固然在表现时讲究“单卖”,但就其组合原理讲,却提倡在不同方面和层次上实行组合,提倡在组合基础上的“单卖”。是组合使艺术不断进步,并在加强综合的基础上实现单一。您和李少春的组合,不但分别加强了李和您两个单个的人,更使“加到一块儿”之后,胜过了您和他作为“加强过的单人”之和。这就是系统论的无形力量。
袁:你这些看法蕴涵着的意思很深。咱们怎么谈呢?
徐:的确,您和少春的大半生都“捆绑”在一块儿了。是否咱们的谈锋有纵有横,纵向介绍两人交往经历,横向剖析几出合作戏的典型经验,这样横纵结合,既提纲掣领,也不会因此而失其全面。您看可好?
最初的几度聚散
袁:你这个设想很好,我们先从纵谈起,讲讲我和少春最初的几度聚散。那是在1938年的天津,我正在和章遏云演戏的中途,“中国”戏院经理李华亭忽然找到我,讲有一位初到天津的武生要亮亮相,准备了五天的戏,希望我能参加。我问其名,答日“少春”。我没听说过,还以为是李万春的晚辈。李华亭忙讲,与万春是郎舅关系,人极年轻,比我还小园岁。见到我不在意的神情,李华亭硬拉我到河北大楼去看少春练功,河北大楼是少春父亲李桂春(艺名“小达子”)用在上海挣的钱盖的,别提多讲究了。于是,我俩到了河北大楼,在大楼的地下室里,见到“全副武装”的少春,他正练《八大锤》中陆文龙的开打呢!那年少春刚十八,可动作的规矩准确,把我这个京派演员真震住了。从河北大楼出来,李华亭问:“怎么样?”我答:“成了!”李华亭很高兴,当即讲了这五天的戏码:第一天是《两将军》和《击鼓骂曹》双出,二天是《打渔杀家》和《恶虎村》双出,三天是新《水帘洞》,四天是《八大锤》,五天是《打金砖》。我一听就知道戏码的分量,但想到第一天的晚上我在北平有戏,陪毛世来唱《杀子报》。李华亭讲没关系,要我赶上少春的第二天儿就行了。
徐:这五天结果如何?
袁:头天只卖了二百座儿,没奈何,撒了五百“红票”。但买票的二百人满意极了,满天津都传播着赞颂的“口碑”,于是二天儿晚上就上了“七成”座儿,一千三四百人儿。我在《恶虎村》中扮演濮天雕,亲眼见了少春的黄天霸,也真的服了。到第三天,上座儿升到“九成”,最特殊的是,上场门边儿加了三把椅子,坐上来三位老头儿——
徐:我在许姬传先生的回忆录中知道,在二三十年代的京剧舞台上,曾经可以临时卖站票。谭派票友罗亮生就曾站在上海的戏台上听谭鑫培唱《乌盆计》。您讲的上场门边上摆椅子,可就更“玄乎”了。敢在那儿坐着看戏的,想来也不是一般人。
袁:敢情!这老三位是:六十多的尚和玉,七十开外的李吉瑞,由少春父亲李桂春隋着。尚和玉、李吉瑞是天津戏界中的权威,李桂春也是天津人,天津票界又是最讲乡亲感情的,戏园子里的气氛可就格外不同啦。尚和玉、李吉瑞看着看着,照样叫好喝采,更给观众的感情火焰上撒了瓢油!这出戏里我来判官。到第四天,我演兀术,少春前王佐、后陆文龙,卖了个满堂。最末后一天《打金砖》,是他父亲从梆子中移植过来的“看家本戏”,不但满座儿,在走道里还加了凳子。
徐:这才叫一炮而红。李少春从上海北上,不能直接去到北京,得先在天津做一番试探。因为天津无论从经济特征还是审美特征(乃至风俗民情)上,都恰恰处在北京与上海的中间,得先在“中点”上“过渡”一下,最终目标才可能实现。据载,李少春随后去往北平,还是以《两将军》加《击鼓骂曹》双出“打泡儿”,结果北平的观众也认可了。李桂春对此仍不满足,总觉得若不攀上北方京剧的泰斗,少春就不可能真正地出人头地。于是,拜余叔岩就成为必然之事。
袁:李少春成名途中的第二个战略行动,就是“杀”回老家上海,以余叔岩亲授的《战太平》打泡儿,自己给自己“摘帽子”。原来,少春当年在上海的时候,也曾父亲的戏班里登台,但通常在前边演小武戏。如今,在《战太平》的海报上加了“余叔岩亲授”字样,分量可就不同了。他这次回上海“天蟾”唱了一个半月,二牌旦角白玉薇。我恰巧也在上海“黄金”陪别人唱,虽然没有同台合作,但台下交往颇多,友情日渐深厚,这也可以算是我俩友情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个半月中,少春红了两出戏,一是《战太平》,一是《金钱豹》连演《盗魂铃》。
徐:这《盗魂铃》本是谭鑫培的能戏,当年上海有位叫杨四立的演员,也擅长此戏,二者曾在上海有过一场较量。老谭的女婿王又宸,也曾因此剧红极一时。
袁:少春在拜了余叔岩之后,有一次在北平贴演双出,武戏就是这《金钱豹》带《盗魂铃》。余先生见到广告,心中不悦,找到少春,表示不许他演《盗魂铃》。余的理由是,虽然这也算作老谭“名剧”,但毕竟是偶一为之,少春年轻初起,应当稳健为重云云。少春无奈,托管事的找到我,一定让我帮忙,替他来《盗魂铃》中的假猪八戒。原因一是我“洒”得开,二是只有我顶替他,观众才不至于起哄退票。俗话说“救场如救火”,于是我临时现编了一段组合式的花脸成套唱腔:倒板是《盗御马》的“将酒宴”,原板是《铡美案》的“尊一声”,下面紧接《锁五龙》等其他花脸戏,每戏一句。话说回来,到少春赴上海时,余先生病得已经起不来床,同时《盗魂铃》这路戏非常适合南方的观众,所以少春就随着《金钱豹》一起演出了。少春在前边卖的是真武、真打,后边假扮为猪八戒时,与真·猪八戒相逢,俩人大犯戏瘾,学当时著名的生旦净丑,唱了一个八十八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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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戏中不是有出 《十八扯》吗?
袁:八十八扯,形容其多,但也不是真有八十八出之多。不久,我与少春又在上海相会,并且同台演出。先是在十二生肖大会合作。所谓“十二生肖大会”,就是挑戏名中有生肖的字的戏,每种一出,少春与李玉茹演最末后一出《猪八戒盗魂铃》,因为少春在其中要扮猪八戒。然而这次唱得可邪乎了,先是少春一个猪八戒,转瞬又变出九个假猪八戒来(由我和叶盛章、李幼春、高维廉等扮演),在台上与李玉茹一人一段地学起唱戏,最后,由少春和李玉茹反串《霸王别姬》收尾,玉茹演霸王,少春演虞姬,滑稽舞剑满台飞。此后不久,我与少春又排演了翁偶虹编写的《百战兴中唐》一剧,少春在戏里“一赶三”——前扮雷万春,中扮南界云,后扮郭子仪,我则扮演全部张巡。盛况空前,可惜只演了三场,我们就告别了上海。这是我俩的第三度缘分儿。
徐:二、三两度的发生地在上海,地域的特点和时代的特点,都决定了您二位得拿出“洒”的本领。从技艺形成的过程,您二位正年富力强,正在不拘一格吸收别人长处的阶段,所以此时此地的“洒”,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袁:第四度还在上海,但情形就大不一样。抗战胜利,梅先生在上海恢复登台,程先生也来上海演戏,于是就形成了“打对台”。记得程在“天蟾”,由谭富英、叶盛兰辅佐着唱完一期,就快到春节了。“天蟾”又请程先生续演一期,得程应允。谭、叶以“回北京过年”为理由,死活不肯留下来再唱。这一来,急坏了大来公司的老板吴性裁,因为在程之后,要想出能接替谭、叶二位的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来想去,想到了李少春的身上,于是马上“高价”把李少春接到上海。所谓“高价”,是指包银数额。上一期,谭是一万多,叶是四千元。此刻给李的包银比谭多,但少于谭、叶的总和。
徐:足见吴性裁动了怒,但是他不怕赔本吗?
袁:他没个赔!要算经济账,谁也算不过当老板的。程先生的这一期是从大年初一唱起,但程先生有个脾气,从初一到初五,只唱夜戏不唱白天儿,戏院老板甭想指着兼唱白天儿赚钱。于是,就安排少春和我在五个白天儿,连唱了五场《百战兴中唐》,连续五回“一赶三”。到晚上,经常又是少春的双出。比如初一,是《两将军》加全本《王宝钏》。
徐:象薛平贵这路活儿,我总觉得李少春未必顶得上谭富英。
袁:那要看怎么说。此时的少春,唱上完全宗余叔岩,同时身上好看,加到一块就不弱于谭,何况前边还有《两将军》呢? 更何况,白天儿还有《百战兴中唐》呢! 在后来的晚场演出中,只要时间够,少春就都是双出。总之,原来奔程先生而来的那批老观众,意外地又发现了少春这样一个文武全才的青年京派演员,可说是喜出望外。少春出了大名,老板也赚了大钱。
徐:演员的成名,与机遇的关系很大,但是在机遇之前,又有一个实力的问题。就是说,你得先练就各种本事,等到机会一来就紧抓不放,才可能获得成功。李少春是中国京剧史上的一个大演员,甚至可以这样讲,他生前的价值和意义,要在身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大演员首先要练就大本事,练就之后要等大机遇,比如为程挂二牌的事情,就属于大机遇。更何况在少春之前,象大名鼎鼎的谭富英都已屈尊为程挂了二牌。所以少春此际来接,实数绝好的时机。
袁:非常正确。我和少春真正知心,就发生在陪程先生唱全这一期之后不久。程先生返回了北平,少春还留在上海,我转到“中国”大戏院去傍马先生。有一天,少春到“中国”找我,说要我帮他拿个主意。原来,“天蟾”在程先生走了之后,一直考虑下一期该请谁的问题。按北派斯斯文文的路子,梅、程打完对台,老观众们也都需要喘一口气。如果再请北方的名角,又等于和“中国”的马先生唱对台了。思来想去,决定请已经崛起的坤伶童芷等挂头牌,以她拿手的《大劈棺》、《纺棉花》做号召。“天蟾”想请少春留下来与童合作,大轴可以一人一天,少春的包银还可以更高,并且请少春考虑与童合作演出《大劈棺》和《纺棉花》——在前者中扮演庄子,在后者扮演当家的。少春举棋不定,于是找我商量。我想了想,就讲:“单从经济考虑,这无疑是件好事,但是从名誉上讲,你有点划不来。你刚刚为程先生挂二牌,影响挺不错的,如今陪坤伶,等于一下子自我降格。演《大劈棺》的庄子,再卖力气也顶不住其中的那个最有噱头的'二百五’,活人装死相,上海人吃这个。演《纺棉花》中的当家的,最后一场,倒是可以撒开来和芷苓对唱,而且肯定能红,这一出保证连唱一个月的满堂。但是你下回再来上海,还怎么唱?”听我说完,少春就讲:“三哥,您讲到我心里去了。这么着,有朋友要我去台湾看看。您先在上海陪马先生唱着,我去台湾探探路,如果行,就接您一块在台湾唱一期。”这番谈话,可以看作是我俩交谊的第五个阶段。
徐:演员交情的建立,不仅在于交流技艺,更在于以心碰心,以心换心。每一个胸怀大志的演员,都应该把自身的设想与梨园的全局联系起来。比如从行当讲,前辈还有哪几位?同辈的竞争者有几位?有苗头的后来人有几位?前辈还能维持多久?同辈和后辈身边的情形如何?他们近期都有哪些打算?他们都想从哪些地方突破传统而有所建树?反过来看看自己,艺术上的实力如何?哪些方面还可能再进一步?近期有没有这方面的机会?如果看不明显,能不能主动去争取和开创这方面的机会?……作为一个有志气、有胸襟的演员,对人与对己是统一的,志气与胸襟是统一的。无事不可以对人言,对自己的打算无须保密,对别人的建议也不必“藏着掖着”。看到好朋友上去了,自己不会耿耿于怀,只应该感到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激励。
袁:对。上面我“贬”了童芷苓,这需要解释一下。她当时的模仿能力极强,曾有“四大名旦一脚踢”的绰号。然而谁能想到,解放后她把继承和发展四大名旦的工作正规化了,梅派的《宇宙锋》,程派的《锁麟囊》,荀派的《红楼二尤》,她都能拿起来,有的还有新创造。话题还转回到当时,少春去了TW,我在上海陪马先生唱完一期,又和李万春合作。唱到半途,我得了伤寒,久治不愈,便返回北平休养。适值少春自TW归来,讲“那边福建人太多,京剧市场不大”。少春自领的“起社”在北平时有演出,多系生旦对儿戏,却不受欢迎。这时,少春拿着他改过的《野猪林》剧本找我,建议从此二人长期合作,这是我俩在十年左右的几度聚散之后所得出的共同体会,在研究剧本的同时,我俩连续在“华乐”和“长安”演出了四场全本《连环套》,居然场场客满。再贴《打金砖》,居然也满。这就极大加强了我俩长期合作的决心。
(连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