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传 谢觉哉
谢觉哉像。
近日，谢觉哉之子、北京电影学院谢飞导演向宁乡县文物局提供了谢觉哉所作《自传》油印件，该文为谢老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所作，从未发表过。《自传》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已看过。文如其人，信哉!”文章通俗易懂，是谢觉哉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真实写照，为研究谢觉哉生平业绩及我党革命初期重大史实提供了真实而珍贵的历史信息，对于推动当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特刊出，以飨读者。
一八八三年清光绪十年，我出生在湖南宁乡一个姓谢的家里。累代为农，近两三代，有了点地，可以不大劳作了，主要生活来源为剥夺佃农。有人读书了，但都没有读好。父亲读书不多，能看三国演义，今古奇观等。母亲是个善良的妇人，很穷，穷到有时不能举火。我有四个姐姐一个妹妹，三个弟弟，只有一个弟弟到四十多岁，是我亡命以后死的，其余都是年幼或青年死的。我分得遗产水田约三十亩。原妻何敦秀年六十二岁，来信说尚键。子三,长莲伯,务农。次子谷,过继了，中学毕业，在乡下教书。三放，初中毕业，一九三七年来延安，现做机要工作。女三，群英，蔼英，冰茹都已出嫁。现在妻王定国，党员，三十岁，有小孩二人。
我生长的乡村很偏僻，清末年，才有所谓“举人”。我家对门姓岳的兄弟四人，二举二秀才，显赫一时。但我父亲不肯送我去从他们读书，理由是怕他们依仗师势吓唬人。因此我幼年从的私塾，不很高明。十一岁读完五经，没有东西给我读了，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册昭明文选，上面的字，先生不认得也懒得去查考，更说不教其内容了。八股文章早完篇了，也除了小题正鹄、八铭塾钞(早期私塾课本，编者注。)与集之类无他物。父亲收藏的小说，仅有三国演义、说唐、今古奇观、粉妆楼几种，案上摆有经书，抽屉内放着小说，有些大体能背诵了。这样就度过我的青春。直到十七岁那年，三十里外的一位秀才李藕苏先生，在对门岳家设馆。李先生看过资治通鉴、四史、方舆纪要、海国图志、日知录等书，而岳家也有些藏书，我和兄弟两人在那里读了三年。同学有姜梦周同志(已牺牲)、王凌波同志。何叔衡同志虽不同塾，也常来玩。这在我是最宝贵的三年。
新的不知道，旧的也知道很少，因而不能有什么特殊的志愿。“宗族称孝焉，乡党称第焉”是必然应做的事。学学古文，也许可以成家，举人秀才可以伸手拿到，但决不愿做不好的官或绅。十六岁母亲病故，我依违床褥，为她许了还南岳山的“饿香”。这是很古怪的迷信，甚么不吃走四百多里，烧了香才吃；母死后我还实行了若干次，直到我不信它了才罢休。后来我进学了，乡下人说是我行孝的回报。
十五岁应过一回“小试”——半夜挤进场，竹片毕剥毕剥地在头上飞舞，颈挂“卷袋”，书上自己名字；学台的样子没看清楚，接卷后被不知何人，后来知道叫“搜狗子”拖到黑角像搜小狗似的，然后一掌推入空荡荡的院子“考棚”。“荣”未得而先受辱，“不是父母在，决不再干这事。”那时幼小的心是这样想。母死照例三年不能应试，二十岁那年又考了一回。二十一岁没有从先生了，三月应“县考”，五月应“府考”，七月应“道考”。县考列了一次“前十名”；府考四场都取“第一”，叫“府案首”。案首照例要“进”，这就使我成了中国科举最末一次的秀才。
人们的观念里：秀才举人是和豪劣顽固分子联系着的，其实不是做秀才举人的本人坏，而是秀才举人使他坏。第一，做了秀才举人似乎读书已有了归宿，不想再进；第二，社会上把他抬，他的地位高于一般人一等。我家祖上没中过秀才，我那“团”(等于现在的乡)从明到清没出过秀才。因此秀才是高贵的，加上风气不开，外面事不知道。这样耽误了我“鼎盛”的年华。充绅士带徒弟，有事就约我去，没甚味道。大概到了二十七八吧，才进了一个从未讨厌的洋学堂——湖南商业教员讲习所。这也是很奇怪的学校，百多学生，秀才占了半数。商业呢?谁也不是生意中人，但思想却起了大大变化。同时何叔衡同志也抛却塾师生活来住简易师范。我想我俩两个秀才，不为革命者打倒的对象，而自己变为革命者，算是人生幸事。而堕落的原因在于有点正义感，不满绅士们的形状——专制君主的科举，是有道理的，难怪现代统治者总想模拟他。
仗着一点子文字根底，当小学教员，当中等学校教员，教国文，历史，地理，在宁乡的云山学校教得最久。云山学校是前进的，一切新的思潮，云山总首先接受，梦周凌波同志都做过那里的校长。官厅与绅士嫉视这个学校，称为“学匪”，称为“三无党”。云山学生参加革命的颇多，牺牲的也有好几位，现在此的只有甘泗淇同志。不论在哪个学校，对于学生思想上的领导，我常是主要的，或者重要的。但是我的思想那时还没有确定。辛亥革命一两月后，我就直觉的感到不满，认为没有解决问题。五四运动除文字有点改革，对礼教敢于抨击，也没有解决问题。心里总是惶惶然。在国共初次合作国民党改组时，看到了几件国民党的宣传品，眼前突然出现光明：这才是办法。于是加入国民党秘密组织负担工作，直到北伐军到湖南，国民党公开，我做了湖南国民党省党部常委。
在当教员时，学生们出版地方刊物，我是秘密的写稿者，且写的很多。一九二零年主编湖南通俗报，出了一年，由几有份销到六七千份，成为中小学生最爱的读物。一九二一年，馆长何叔衡同志撤职，我又去教书。一九二五年由姜梦周何叔衡同志介绍在长沙湘江学校加入党，仍做国民党宣传工作，编国民党秘密党报。大革命时当国民党机关报——湖南民报总编。那时很忙，事很多。每趁开会等人的时间写社论，湖南民报销到七八千份，为湖南自有报纸以来所未有。
马日事变前一晚，党通知我走，那时我一点情况不知道，而事变那日湖南党校正式开学，请了很多客，我是秘书长实际代理校长，我不能不去。果然事变的当晚在街上碰到乱兵，在一家小摊子里躲到天明混出城，在长沙东乡藏了一时期，七月秘密返长沙，天天听到杀人，十二月去汉口，翌年三月到上海，那时汉口机关破坏殆尽。一九二八年冬到沈阳，一九二九年春返上海，都是参加党的宣传工作。在上海参加编上海日报，红旗报较久。一九三一年做宣传工作。一九三一年秋，派赴湘鄂西苏区。时大水，从上海坐船直到苏区政府的门前，没走一步旱路。苏区百分之九十八的地区淹掉了，敌人也淹走了，没有饭吃。初在省委当政治秘书长，后在省苏区编工农日报，兼文化副部长，最后调当党校教务长。时值肃反，人捕光了，校长、教员由我一人兼任。这时期的工作还是编工农日报有味，油印两板，印的比石印一样，一个人兼外勤、编辑、校队，也不怎样忙。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在湖里被俘，几十个外籍同志，分乘十多只小船，躲在茭草里，敌人每天清湖。那时我想，逃路是没有的，不被俘，也要饿死，听说以前也被清过湖，叫做“砍乌龟”。已经是乌龟了，“谁来听之”。一天正在睡，忽四面草响，船上人一齐下水，说“清湖的人来了”。我也随着下水，一转念下水往哪走?于是把身上的水笔、表、字纸等丢光，等他来俘。原来那些兵是一字不识的，问我要枪，用桨板打了一顿，在袋里搜出剩下的一纸，见不是钞票，丢水了。被俘的头几天，脑子最清醒：第一，我看见了苏维埃一定要成功的，路没有走错。第二，同伴的一青年同志(萧志)自供是学生被绑，那位营长转而问我，我证实了他，有放的希望，我托他到上海转告组织。第三、计算他怎来提我去枪毙，准备还说几句怎样的话。后来知道这位营长是老好人，初以我颇重要，不肯早释；后来找我谈话，被我感动。由俘虏变成朋友。他说这次清湖，上面命令捉到人或杀或放或自由处理，他说不报告上面，上面不会知道的。这位营长(名字叫徐哲君，原系民团改编的属潘善斋部)捉的人都没有杀(别营杀的颇多)，同俘的人现存的有熊瑾汀同志夫妇，现为新华经理，前年曾志曾写信把我，是在湖南。
在营里住了二三个月，中央给我寄了路费来，我才走。那营里的人对我还好，他们有许多被红军俘过的。“胡子，你是红军来的，你们红军我到过，还好。”小兵们常这样说。“你们红军高明的顶高明，不高明的也顶不高明。”一位被俘过的军官很感慨的说。我呢，“俨如无罪囚，坐在无罪狱”，每天偷偷地作诗，吟成两首诗，一天时光就过去。从九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恰恰一百天，我又在黄埔码头上岸了。诗有一百多首，稿都失了。只记得最后一首如下，在上海上岸时写的：
百日难已过，百日后如何?黄埔翻寒浪，洪湖惜逝波。热血漫天洒，愁云近地峨(我在营里知道贺龙同志部队败到山里去了，鄂豫皖红军也败退，同时听到中苏区有反水的师长)，此心忧耿耿，未忍鬓毛噃。
到上海找到关系，分给到全总工作。不久罗敦贤、廖承志被捕，幸叛徒不知我住此。四月底派我往中央苏区，五月达瑞京叶坪。初当中央政府秘书，后改秘书长，秘书也好，秘书长也好，反正从中央苏区直到西北办事处，总只有一个人。当秘书长没有多成绩，但在毛主席指导下，颇学到些东西，开始弄不好。毛主席说：“你要学!”怎样学?不知道，然久而久之，懂得些了。当秘书长时曾兼任总书记。
一九三四年随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没有东西吃，又患病，几乎死了，然而终于达到了陕北。
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在国民经济部做合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后来做内务部长，做秘书长，做司法部长，代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审计委员会主席，事情不多，实际就是一个人。一九三七年七月离开政府工作，派为驻兰州代表。一九三九年春回延，做中央党校副校长。一九四零年春正校长邓发同志来校，副校长事实也不需要，被派参加边区工作。十月边区党中央局成立，我为副书记，同时来政府做秘书长并任党团书记。
补说一点：大革命时，我虽然认识了党，准备以身殉党的事业，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点不知道。失败了，不知道怎样失败的。路没有错，要革命，革命定成功，是肯定的，怎么革法，就很模糊。一九二八年冬，在沈阳日本书店，见到一本列宁主义十二讲，如获至宝的买了，同时买一部日文字典来对着读。原来有这么一些道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过，列宁同志似早已预见了的。为什么这样的书，中国不见到一本?我把他译了上十万字，托一位通日文的同志校正，在上海佐野学的寓所失掉了。在苏维埃时我的理论水平没有多进步，最近几年才在党的领导下，懂得一些道理。因此我不能说我的参加革命是由于懂得革命理论或者阶级仇恨来的，而只能说是固有的正义感与道德观念支配我的人生。
我曾这样想，经历了许多患难而没有死，死去了无数同志，而我没有死。应该还做几年工作——打算十年才对，才能对得住党，对得住已死的同志。这计算是前十年的，只要身体能支持的话。
我没有受过处分，不是说没有犯过错误。
我的学名维鋆，字焕南，别号觉斋(现写成哉)，现年五十八岁。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写成
(县文物局 李乔生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