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之后，暴力学说是怎样上升为国家意志的
贾玉民
比老子稍晚，但同样也被后人称为先秦诸子的那批中国学人中，韩非和李斯是最不被时人看好的两个小人物。但他俩后来闹出的动静却最大，知名度也最高。有段时间，人们对他俩的关切和研究，甚至超过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位，且不断引发一次又一次的学术争执，直到今天依然如故。
今天的很多主流历史学家断言说，战国后期，七国争雄，天下大乱，历史要求产生一个严密而强有力的思想体系，以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统一天下，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韩非和李斯就是这时应运而生的两匹黑马。但这个说法不很确切。实际情况是，韩非是匹黑马，而李斯不是。
韩非和李斯同为儒学大师荀况的学生。但韩非是个思想者，李斯则是个政治掮客。我们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知道，韩非和李斯虽然同为荀子的门生，但韩非长于思考、善于分析，是个注重理论研究的学者。而李斯不是。《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更注重务实求新、且官迷心窍，是个醉心于仕途的人。他的人生理想是做官封候，而非创立学派。
战国末期，图强变法的确是当时各国君王都十分注重的一件大事。但此前各国变法人物，多把精力放在变法的实践中，理论建树很不充分，甚至缺少完整而有系统的理论指导。韩非看清这一弊端，在注重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结合在一起，创立了一套独立的法家思想体系，为各国变法图强提供了理论指导。
那么，韩非在创立他的法家思想体系时，李斯在干什么呢？李斯那会儿已经在秦国作官，官居丞相，相当于后来的国务总理。但要说秦国重法轻儒，图强变法，后来统一六国，那得说是秦王赢政的功劳，跟李斯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如果说有关系，韩非后来死于非命，倒是与李斯干系重大。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创立法家理论学派，在其故乡韩国并不被人待见，有人将他的《孤愤》《五蠹》两篇著作私下带到秦国，秦王赢政读了，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秦王赢政才是韩非的理论知音，才是法家理论的最早发现者。
那么，作为秦王的谋士和臣属，韩非的同窗与故友，李斯对韩非及其理论是什么态度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说，李斯见秦王对韩非及其法学理论如此器重，忙解释说，写这本书的人叫韩非，是我的同窗，韩国人。——如果故事到此为止，我们说，李斯还算一个实事求是、讲究同窗之谊的君子。但事实不是这样。
《史记·李斯列传》说，秦王赢政费了很大一番周折，终于把韩非淘涣到了自己身边。接下来，他让李斯组织属下向韩非学习法家理论，在秦国图强变法。没想到，这一变故，却令政客出身的李斯有了危机感。出于人性之中最恶的那点嫉妒之心，李斯伙同另一个叫姚贾的小人，在秦王面前蓄意陷害韩非，结果一杯毒酒把韩非早早送上了黄泉之路。——这，就是李斯给老同学韩非的终极报答。
所以说，韩非虽然也是荀子的学生，但他并不认同其祖师孟子人之初，性本善的学术断语。韩非与其老师荀子一样，认为，人的本质是邪恶的。性善论不符合人的本性。韩非的悲惨结局也正好印证了他老师的这个理论是对的。
在《韩非子》这本将近10万字的政治学著作中，韩非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满是铠甲的狰狞世界，那里没有和风，没有细雨，没有庄子的逍遥，没有孔孟的仁义；有的只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统治，是重典治国，是杀一儆百，是君臣间的相互利用，是同僚间的互相倾轧。
这些看似冷冰冰的字眼，其中体现的其实正是韩非的过人之处。韩非对人性的本质，对历史的发展及其规律，具有超乎寻常的敏锐洞察力。他所持有的历史观，是不断进化的历史观。他与儒、道、墨三家认为今不如昔、黄金时代在远古的观点截然相反，韩非看到了末世现象背后的本质，寄希望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强权政治和暴力杀戮。
韩非之前的各家政治学理论，说穿了，就是说了的不做；做了的不说。韩非刚好与此相反，他把政治和人性的本质和盘托出。无论冠冕堂皇的，还是不可告人的；无论人前表演的，还是幕后操作的，都赤裸裸地说了出来。议论之尖锐，分析之透辟，言语之生动，逻辑之严密，令人耳目一新。
韩非的理论深得赢政的欣赏并不奇怪。在《五蠹》这篇文章中，韩非指出，人不能靠老祖宗留下的那点东西过日子。国家不能因循守旧，墨守陈规。而应根据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实际状况，采取必要的强硬手段和措施，使混乱的社会回归到法律与秩序的轨道上来。
韩非理论的深层依据是，人的内心深处或多或少残存着恶，只要给它以适合的条件和机会，它总会滋长蔓延。而法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能遏制其成长，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更大的混乱。韩非认为，法律虽然不能换来善良，但它能够为善良提供生存的可能性。
只可惜，韩非这个人命运不济，特别是他摊上了一个谗言谄媚的同窗李斯和一个刚愎自用的老板赢政，几句谗言谤语，就下令治其罪， 一代良才顷刻间就给毁了。
韩非之死，起因在李斯诽谤陷害。而韩非在落入李斯之手后，竟然还试图通过老同学李斯给赢政写信，申诉他的冤屈。足见，韩非的性恶论思想还远没垂炼到尽善尽美。——想申冤，找谁也不能找同学李斯啊！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说李斯。李斯年轻时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仓鼠。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斯还的确就是一只仓鼠，而且是一只硕大的仓鼠。从在韩国上蔡作看管粮仓的小官算起，到后来作到秦国堂堂宰相，李斯在经历了几十年常人难以想象和忍受的官场磨练后，终于在赢政的教诲下懂得了儒家之道的不可用。公元前219年，李斯力挺赢政焚书坑儒，应该正是李斯本人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最终标志。
李斯崇尚血腥暴力、主张严法重典，背离温文尔雅、厌恶儒家仁义道德，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二百多年前，李斯的祖上一个叫李属的将军，曾被蔡成公无辜诛杀，罪名不详。后来李斯考证说，他家先祖的惨死和家族的败落，是与孔子有直接关系的。李斯于是明白，孟坷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原来是纪实，并非虚辞。所以，后来赢政在渭水边坑杀那四百六十一名无辜儒生，李斯表现得分外积极，也就见怪不怪了。
人们对中国历史上伍子胥鞭尸楚平王，往往倍加赞赏；而对李斯的蓄意复仇行为，却常常表示极大愤慨。其实，这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人性和人之常情的自然流露，在法家学派看来再正常不过了。
李斯在秦经营40余年，虽然做了不少错事、坏事，但相较之下，他的成就和功劳，还是主要的。李斯当年在荀况那边读书时，荀子就对他一直寄予很大希望。学成之后，荀况还亲自为李斯写推荐信给楚，但李斯却自己选择了秦。这不能不说，还是李斯对自己的本质有着更深刻的了解。
此外，李斯的文采和勇气，有时也非常之好。譬如写《谏逐客书》。——秦始皇何等人物，他要逐客，李斯却要反对逐客，更何况那场风暴本来就是针对吕不韦那伙人来的，换了别人，只怕躲还躲不开呢，李斯作为吕不韦的门人，却毅然选择了劝谏，怀着至死的勇气和气慨，毫不犹豫写下了《谏逐客书》这封万言谏议书。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李斯的人生高峰是作秦国宰相那阵儿，当然，那也是他走下坡路的开始。秦始皇死后，赵高拉拢李斯共同篡改赢政遗诏，私立胡亥为秦二世，又将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蒙毅设计害死，这大概是李斯一生中最大的政治败笔了。所以，他最后被那个昔日的同僚赵高蓄意杀害，也算是罪有应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