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耶日·科辛斯基？
2018年，最早出版于1960年代、在美国成为畅销经典的小说《被涂污的鸟》被捷克导演瓦茨拉夫·马尔豪尔（Václav Marhoul）改编为同名电影，已完成全部拍摄，预计2019年5月迎来首映。乌多·基尔（Udo Kier）、斯特兰·斯卡斯加德（Stellan Skarsgård）、哈维·凯特尔（Harvey Keitel）、朱利安·桑兹（Julian Sands）、巴里·佩珀（Barry Pepper）等著名演员都参演了这部电影。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在“二战”中逃难的小男孩在东欧的村庄四处游荡，却遭受普通人的种种凌虐，最终幸存的经历。实际上，作者耶日·科辛斯基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尚未完全揭开的谜团，精彩程度不亚于这部小说本身。他生于波兰，在苏联读书，成名于美国，和最富有的女人结婚，曾无意中逃脱曼森家族的屠杀，最后在毫无征兆的状态下自杀……他的人生传奇似乎总有多个版本。
摘自《纽约时报》1982年2月21日
Babara Gelb / 文
李琬 / 编译
耶日·科辛斯基的大部分朋友都是明星，其中有一些，比如沃伦·比蒂（Warren Beaty）和托尼·班尼特（Tony Bennett），是演员和歌手；还有一些，比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全球政治中的重要人物；另外的一些人则在新闻界和电视上活动——比如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六年前，我正是在他家里第一次见到了科辛斯基。
当晚，在华莱士的好奇之下，科辛斯基讲起了他的人生故事。我入迷地聆听了几个小时。
我能够分辨幸存者。我曾经研究他们，而这些人里有作家、演员、医生或警察。相比科辛斯基，他们有些人赚了更多的钱，或者显得更加成功，或者选择了更传统的生活方式。然而，我想，没有人比他承受并克服了更多的苦难。
与死亡携手的孩子
作为大屠杀中长大的孩子，他一出生就与死亡携手。
前不久，科辛斯基带着痛苦对我说：“如果你问我，我知道如何强奸吗？我会回答，是的——因为，坦白说，在战争期间我自己就被强暴了好几次。”
科辛斯基12岁就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离经叛道者，这并不让人吃惊；奇怪的是，他总能获得救赎。他出生于富有的犹太人家庭，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他的父亲是罗兹大学著名的古典学家和教师，而母亲是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钢琴家。
科辛斯基6岁时，也就是1939年，纳粹占领了波兰。耶日·尼科德姆·科辛斯基，他有个可爱的小名尤雷克（Jurek），他绝望的父母把他送到偏远的乡下避难，希望保住他的性命；两个大人自己并不期望能够活过这场战争。他父母将他托付给一个朋友，但那个朋友却抛弃了科辛斯基，就像那个充满恐惧的时期里许多其他的孩子遭遇的那样。于是科辛斯基成了一个流浪者，不得不向他人讨要食物和居所，在波兰乡间偏僻地带最落后荒蛮的农村游荡。
那些年里令人震惊的冒险，在科辛斯基的小说处女作《被涂污的鸟》中，以强有力的、犀利的笔触被描绘出来。这部小说在1965年出版，而这正是他成为美国公民的那年。从此，这本书成为了大屠杀小说中的经典。
9岁时，他脑子里的某些部分断裂了，他哑了。他12岁时，仍然无法说话，但被苏联士兵救下，然后和他的父母重聚。他的父母在朋友们的掩护下逃过了被送进毒气室的命运。
科辛斯基回忆，当时，“四个人里就有一个被毒气毒死或者用别的方式杀死，我的哑症算不上什么值得关注的事。我身边都是没有腿、没有舌头、没有眼睛的男孩和女孩，没有人——包括我的父母和我自己——没有人会把我看成一个多么特别的受害者”。
不过，科辛斯基仍然采取了复仇行动。为了生存下去，他学会了反击。因为他遭到了背叛和虐待，于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一种口是心非、掩藏和伪装的天赋。伪装成某个他所不是的人，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他两到三年就会出版一部风格凌厉的小说，而这些小说里包含着他的分身。
新大陆的历险
科辛斯基的保留节目，就是叙述他在失声后如何重新开口说话。他的父母，把他从罗兹的一家孤儿院里领了回来，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恢复健康。他的父亲凭借语言学的技能获得了一个工作——在贸易部门就职——工作地点位于山间的一个小城，当时被称作克尔科诺谢山区。科辛斯基学会了滑雪，他15岁时，在一次滑雪事故中陷入昏迷，而从此他又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这家人返回了罗兹，科辛斯基重返被中断的学业，也重新开始了他的游戏。他自学成为一名摄影师，获得了好几个学位，还在华沙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所获得了相当于博士学位的候选人资格。除了波兰语外，他会说俄语和德语，但是当时还几乎不会说英语。
他和父母试图以向以色列移民的理由合法地离开波兰，但是失败了。科辛斯基精心策划了一个十分危险的诡计，通过他伪造的文件前往美国。而这段经历，也是他讲述的故事之一。他虚构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四位学者，以他们虚构的名字打印出信件。然后这些不存在的教授征用了具有效力的“官方”印章。带着这些材料，科辛斯基让这个尽管是虚构但是表现惊人的组合给官员写信，表示他们将为科辛斯基提供资助，为了完成一个研究项目，他将以学生签证到访美国。一套文书产生了另一套，而且在两年间，这些全部来自伪造的文件一直在增加。这段时间里，科辛斯基一直随身携带着从摄影工作室拿出来的氰化物胶囊。如果他的诡计败露，他将会在监牢里度过许多年。他完全准备好了随时吞下这颗胶囊。
“我跟我自己说，不管以何种方式，我总会离开波兰。”他说。他在伪造上花费的功夫，终于为他带来了他一直渴求的护照和一张出境的机票。为了保护他的父母，他对自己的计划只字未提。他再也没有回国，但和父母保持着通信。几年后，他的母亲来纽约短暂地看望了他，但还是回到了波兰，并在1971年死于波兰。他的父亲在1962年就去世了。
1957年，24岁的耶日·科辛斯基来到美国，没有朋友，没有钱。而今他已经出版了十本书——头两本是政治科学领域的非虚构作品。他穿着一件剪裁不太得体的狼皮大衣，在圣诞节前几天抵达美国。他足够机智，知道那些一罐罐黑色鱼子酱尽管个头不起眼，但却是他能从附近的食品店里能够偷来的最有营养的食物，而且那家店里恰好也卖波兰蘑菇（体积太大，不好搬运）。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之后，他开始很快地学习并掌握了当地语言，打零工，后来获取了博士学位，然后开始创作生涯，同时——像很多年轻英俊的移民所梦想的那样——他后来结识并娶到了一位富有的、寡居的美国女人。
城市角落和人性秘密的探索者
科辛斯基内心底仍然是一个法外分子，一个未遂的少年犯。他童年时代的伤痛仍然在折磨他，正如其他在大屠杀中长大的孩子也不可避免地感受到过去的伤痛。但他最黑暗的愤怒已经湮灭了，它们进入了他的小说。在这些小说里，你会理所当然地推测，作者本人也有这些阴暗面。在书中，他是身穿暗淡盔甲的骑士，是孤独的游荡者，是匿名的、具有另类道德准则的人。
他喜欢把戏，喜欢伪装，和陌生人打交道。他也不时地捉弄他的朋友。实际上，这些把戏与其说是出格的，不如说就是孩子气的，是一种精心设计、付诸实践的玩笑。
就在几周前，科辛斯基待在多米尼加（写剧本、玩马球外加躲避纽约的刺骨寒冷），他躲在一张桌子下，挠了挠一个外交官的脚踝，试图让对方以为是一只狼蛛。在这个恶作剧里，他还有同谋，他们跟这位外交官谈起该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谈到当地的狼蛛非常有名。“当我坐在桌子下面，我心中充满了期待。”科辛斯基说。外交官的反应是突然跳了起来。科辛斯基称，当这位外交官得到安慰时，他觉得非常好玩。“我也是。”科辛斯基满意地说。
科辛斯基最喜欢的把戏，是几年前在一位著名的美国官员家里实施的。这位官员邀请科辛斯基和几个好友来到家中，和当时的以色列外长Abba Eban见面。
“当Abba Eban的保镖走出客厅，我坐在了Eban即将落座的沙发上。”科辛斯基回忆道。他完全舒展开身体，用抱枕把自己盖起来，“就躺在，”他开心地说，“Abba Eban和他的妻子正要倚靠上去的地方。”
“然后电影导演路易·马勒（Louis Malle）和一个朋友走了过来。他们坐在了沙发上，而且就靠在科辛斯基身上！”他开始推挤身上的抱枕，一开始动作很轻。“他们所有人都拒绝承认，他们的背部感受到了某种东西。”科辛斯基说。“Abba Eban向一侧倾斜；路易·马勒向他同伴靠过去；我踢打得越来越猛烈。不知为何，他们所有人都没有正面说出他们背部的奇怪感受。最后，我从抱枕中探出头来，而他们全都吓得跳了起来。”
“到处都有我的藏身之处。”最近他这样告诉我，“如果我一个人在你的公寓里待半个小时，我就能在那里找到一个躲藏的地方。”
尽管如此，他拥抱着恐惧和疑惑。如果缺乏这些情绪，他甚至会感到无聊。他坚持要过这样一种生活——每个时刻都在担忧着什么人来敲门。而且他绝大部分时候都会携带一些武器，比如弹弓、砍刀或者一罐催泪喷雾。他说，这些东西在纽约大街上或者其他城市很有用，他会在晚上随意闲逛，探察城市的脆弱部位，嗅出反常、扭曲、令人不安之物，或者有时就是危险的因素。
梅西催泪喷雾能够有效地帮助在街巷里游走的科辛斯基。他说，他确实遇到过能用上它的场合，而且他也曾在一两部小说里提到主人公携带某种不知名的化学药剂防身的习惯。但是，如果他在1969年8月9日晚上出现在他本该出现的地方，那么梅西喷雾大概就帮不上他了。当他，就在关键时刻，他的行李被人弄混了，于是他没有按时出现在罗曼·波兰斯基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家里，因此躲避了查尔斯·曼森主导的屠杀。波兰斯基当时的妻子莎朗·塔特就死在这次谋杀中。（昆汀根据此事件改编的电影《好莱坞往事》也即将在2019年上映。）而波兰斯基本人当时在伦敦，本来打算第二天就参与这次家庭聚会。他也是科辛斯基的朋友，同样来自波兰的大屠杀幸存者。
科辛斯基的小说已经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他1968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脚步》（Steps），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他属于那一小部分可以仅凭写作就养活自己的职业作家；他说，他过去十年间，凭借写作得到的收入大概是年均65000美元。（美国职业作家收入的中间水平仅为4775美元。）
在国内或者国外，科辛斯基常常受到富有的朋友们的奢华招待，但他认为他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他生活所需。“我的工作非常有计划性，也非常讲求效率，我不需要供养家庭和孩子。”他说，并且补充道，“65000美元是很大一笔钱了。”
读者往往对科辛斯基的小说产生强烈的共振。他有一大批狂热粉丝。穿貂皮大衣、患白内障的老妇人会在餐馆里狡黠地跟他打招呼，告诉他，她们多么喜欢他，她们在眼部手术后的恢复期间请人来给自己朗读他的小说。年轻的、穿着蓝色牛仔裤、打扮中性的情侣会在大街上气喘吁吁地对他说“你就是耶日·科辛斯基！”，带着无言的崇拜紧握他的手。
自从他在很多年前恢复了说话的能力，科辛斯基很少会感觉到失语——他感觉缺乏的只是一种亲近感。和很多流亡者一样，他永远感到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孤独的感觉。他患着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在《被涂污的鸟》中，他表达了这种孤独感。就在15岁的主人公快要恢复语言能力的时候，他想道：
“我们每个人都是形单影只地活着，一个人越早意识到……就越能更好地活下去。自己是个哑巴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根本就没法彼此理解。他们互相吸引或发生冲突，互相拥抱或彼此践踏，但每一个人想到的只是他自己。……人与人彼此相望，像环绕我们的一个个山峰一样，互相被山谷隔开，因太高而没法被忽略，因太低而够不着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