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捎带着把自己捅了一下”
——读《莎士比亚传》
三年前的夏天，将朱生豪先生译的《莎士比亚全集》通读一过。近来，又读了【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莎士比亚传》。如果说前者是品尝“莎士比亚”牌鸡子的话，则后者便是来认识一下产下这些鸡蛋的母鸡了。总之，这两者就都与养生有关，不见西方一大商人（忘记其名）曾说，他的养生之道，便是每过几年，便重读一遍《莎士比亚全集》嘛。
彼得·阿克罗伊德（1949—— ）是当代英国文坛成就斐然的小说家、传记作家和诗人。其代表作有《艾略特传》《伦敦传》。而他的这部莎翁传，我觉得国人就写不出来。为何？因国人深受“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的优良传统之影响。那么，作为盖世文豪的莎士比亚，其在英国人眼中，无疑是尊者、贤者了，如照国人之路数，是必须讳耻、讳过的，如此的一路忌讳下来，将耻与过统统过滤个一干二净，则他便是完人甚至神而非人了，从而也就失去了人之味道。而一旦失去了人的味道，便不能说是部好的传记作品，无所不能的神是不需要什么传记的。如若不信，请翻看《古文辞类纂》里的“传状类”，便知我们这个传统是如何的深厚了。
彼得·阿克罗伊德的这部莎翁传记，无疑为国人上了堂如何写好名人传记的课。他在书中，利用一切史料与想象，生动再现了四百多年前的莎士比亚，他无疑是个不世出之天才，如此天才却没上过一天大学，在伦敦人眼中就是个地地道道的乡巴佬，在其前期也曾抄袭与模仿过同行的作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威廉·莎士比亚（1564.4.23～1616.4.23 ）出生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镇，其父是镇上的议 员。他可谓是个地地道道的乡村孩子。所以，彼得·阿克罗伊德这样写道，“他的作品毫不含糊地证明了他既不生在伦敦，也不长在伦敦。他没有出生在布雷德街的约翰·弥尔顿的尖锐与夸张，也没有在威斯敏斯特上过学的本·琼森的冷酷，更没有来自‘都市’的亚历山大·蒲柏的犀利和来自梭霍区的威廉·布莱克的偏执。他，来自乡村”（第二章《她，乃我生命之精华》）。这个乡村孩子，只在当地学校读过几年书，从未上过大学，便去当律师助理，然后跑去大都市伦敦当演员并创作剧本了。
莎士比亚18岁时与农民的女儿安妮·哈瑟维结婚：
安妮比莎士比亚大8岁，结婚的那一年，他18岁，她26岁……
安妮·哈瑟维是否能读写，不得而知。当时按说是没有真正的机会可以让她去学习读书写字，而且不管怎么说，那时90%的英国女性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人们常认为莎士比亚的两个女儿也都不识字。因此，我们面对着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那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身边的女性，没有一个认得他写出来的字（第17章《大白天一座教堂还是能看得清的》）。
读到这里，就觉内心五味杂陈。
在现实生活中，他不仅是演员与剧作家，而且——
他在理财方面何止头脑冷静，简直可以说是很有一套。他在自己的老乡眼里是一个有名的放债者。他收购了许多地产，并租赁出去收租金。他在饥荒之年做谷物和麦芽的投机生意。他的遗嘱是一份实在得不能再实在，而且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文件。最终在他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了（第23章《大人，在下一定不负阁下厚爱》）。
用今天的话来说，则莎士比亚是个斜杠青年无疑了。当然，不止莎士比亚，许多天才都是这种人，“很多人都发现，某一领域的‘天才’很可能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也是顶尖高手。特纳不仅是政界显要，还是一名优秀的商人，托马斯·莫尔既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还是一名出色的律师。‘英国诗歌之父’乔叟曾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外交官”（同前）。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世俗”的莎士比亚的一面吧。
面对胸无点墨的（“暴发户式的”）剽窃者这一指责，莎士比亚大可以就“胸无点墨”这一点提出质疑：尽管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在剧作中常常引经据典。然而对于“剽窃者”这项指 控，莎士比亚恐怕就难以否认了：他早期的剧本中不乏抄袭和模仿马洛作品的痕迹（第33章《禀老爷，是一班戏子》）。
我曾表示决不读抄袭者写的书，可我偏偏又爱读莎翁的著作，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莎翁不但在其早期作品中抄袭和模仿别人的作品，而且他还干过其他在道德上说不过去的事，如：
莎士比亚在后半生中，曾在饥荒时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还偶尔放过高利贷或者说当过借贷经纪人。而且他把钱看得还是很重的，这一点从他自己的商业投机活动就可以看出来（同前）。
“那两个谷仓是用来储藏小麦和大麦的，虽说在收成不好、供应短缺的那几年里，莎士比亚可能因为囤积这样的物资而受到过谴责。他买房的那一年是农作物歉收的第四个年头，当时的粮食供应极度短缺，粮价涨了四倍。莎士比亚一直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有些历史学家称其为“市场经济”形成初期的首批“投机资本家”之一，随时准备以现金或信用进行交易……（第55章《所以我亦是名门出身》）。
戏剧大获成功意味着莎士比亚已经变成一个相对富有的人。父亲不久之前的过世可能让他的钱包变鼓了不少，但不论他从哪里获得的资金，反正他拿出一大笔钱——320英镑——在斯特拉特福购置了更多的土地（第73章《阁下，此乃演戏而已，是闹着玩的》）。
并且，在晚年，当莎士比亚的表亲和朋友因圈地问题成了死对头时，一些历史学家指责他“没有在土地争端中站在‘普通百姓’这一边”：
他似乎在任何争端中都没有表明过立场，即使是在和自己最密切相关的问题上他也有意保持中立。我们很难想象他生气、轻蔑或痛苦的样子。他最关心的似乎是如何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第89章《必须承认我已到了风烛残年》）。
其实，古今中外的人性是相通的。我就不相信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伟大作家身上不存在人性之缺点，可因为遵循着“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的原则，我们这些后人就很难看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伟人了！
然而伟人毕竟是伟人。莎翁在饥荒时囤积居奇，可这丝毫不影响他在《科利奥兰纳斯》中对此种做法进行抨击：
第一位公 民直接抨击了囤积居奇的做法，并抨击了“让我们百姓挨饿，自己的仓库里却堆满粮食”的人（第一幕第一场）。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莎士比亚自己因为在“新宅”储藏了80蒲式耳的麦芽也早就名声在外了，而且没有理由怀疑他继续储藏或者说囤积了大量的玉米或麦芽。因此通过市民甲的愤怒之口，他捎带着把自己捅了一下。这是最能体现莎士比亚的戏剧不带个人色彩的一幕。莎士比亚的想象力不受任何感情的干扰，他在审视自己时，甚至可以做到六亲不认，毫不留情（第82章《恰如剧院观众之目光》）。
莎士比亚“只会创作和上层人士有关的悲剧故事”：
莎士比亚笔下持久不变的意向之一便是把君 主比作太阳，他喜欢用宏伟壮观的剧本创作手法。他只会创作和上层人士有关的悲剧故事，而对于这一时期有关“底层人物”的悲剧故事，他没有丝毫兴趣……
但是莎士比亚所着迷于甚至沉迷的，确实是统 治者而不是被统 治者的内心世界。君 主的角色似乎会从他的想象力中自然而本能地跳出来，一名对莎士比亚创作的意象颇有研究的学者指出，“他经常把做梦和君 主王 权联系起来”（第66章《真是巧言善辩》）。
假如参照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的标准，则莎翁的创作恐怕会不及格的吧。
当然，莎士比亚是生活在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初期的英国的。从书中我们也可窥见当时英国社会之一斑。比如孩子的家庭教育是这样的：
16世纪晚期，人们一般都会严格管教孩子来提高他们的教养水平。小孩子见到长辈要先脱帽后致敬，吃饭的时候要侍奉自己的父母，整个用餐期间都要站着而不能坐着。他须早起，默诵晨祷文；接着洗手洗脸梳头，下楼给父母请安，然后才能吃早饭。孩子当面一般都以“sir（先生/老爷）”来称呼自己的父亲……（第9章《此俊郎来日定会造福吾国》）。
不知今日英国的家庭教育又如何呢？恐怕会和此有很大的不同吧。我们曾经号称礼仪之邦，可今日在家庭中对孩子的礼仪教育，恐怕完全缺失了吧。
当年伦敦的公共娱乐又是番什么情形呢？以莎士比亚居住的萨瑟克区为例：
就在16世纪末之前的几年里，这个地方是以逗牛、逗熊、摔跤和杂技表演闻名的，也曾经是各种形式的戏剧表演场所……这些体育活动中最主要的一直就是逗动物表演。
英国人特别热爱这项运动，比赛之残忍让来自欧洲大陆的游客触目惊心。一位威尼斯的游客注意到“笼子”里关着两百只狗，随时都可以放出去攻击公牛或野熊。另外一种运动是人用鞭子抽打一头蒙着眼睛的熊；偶尔也听说动物逼疯了，会挣脱锁链，冲向人群……（第60章《尔知吾身寄处，烦速送纸墨来》）。
却原来文明的国家也是从不文明演化而来的。
而早在16世纪末，莎士比亚的家乡就已经有了镇议 会，镇长是大家投 票选出来的：
1582年9月，约翰·莎士比亚参加了在镇G举行的镇议 会，目的是为了给他的朋友约翰·萨德勒投上一票，助他当 选斯特拉特福的镇 长（第17章《大白天一座教堂还是能看得清的》）。
约翰·莎士比亚为威廉·莎士比亚之父。而1582年为明神宗万历九年。也就是说，早在四百多年前，英国的乡镇就已经有了议 会，且镇 长要由镇议 员来投票选出。民 主传统根基之深厚，不是我们这个君主专 Z统治历史悠久之民族所可想象于万一的，君不见，迄今就仍有许多人热衷于追《延禧攻略》《如懿传》等清宫剧么？
可叹也哉，可悲也哉。
那么问题来了，彼得·阿克罗伊德为何要这么去写自己国家的大文豪莎士比亚？我想是因为他想还原出一个真实的莎士比亚来。伟大的莎士比亚就是从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不太伟大的莎士比亚长出来的。无此饱满、丰润、真实的莎士比亚打基础，也就长不出令世人景仰的参天大文豪莎士比亚来了。这一点，从大诗人歌德的自传就能看出来，其自传题名《诗与真》，
“歌德想发现和描述的乃是关于他的生活的真，但是这种真只有靠着给予他生活中的各种孤立而分散的事实以一个诗的，亦即符号的形态才有可能被发现”（【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
二O一八年九月八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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