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新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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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友苏 摄
新上海人与老上海人相对，指新近取得上海户籍者，或无上海户籍而在沪工作、定居者。
新上海人又分两种：一曰会讲上海话，二曰不会讲上海话。
虽然老上海人中，又分市区与郊区者；市区又有上只角与下只角之别，但面对上海而外的人，则统一名之曰“乡下（wǔ）人”，其优越感不言而喻。但普通人会面，又不好让对方拿出户口簿来，以区分其为上海人还是乡下人，怎么办呢？有个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否会讲上海话。
会讲者，当然是上海人，不会讲者，肯定是乡下人。即使你是根正苗红的上海人，假如不会讲上海话，那也有蜕化为乡下人的危险。
某位自美国留学归来的同事，在一次有英国友人在场的聚餐上，他讲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说普通话，以至于回到家都不会讲上海话了，“那不成了乡下人了吗？”其危机感之强烈如此。而他的危机感也不是空穴来风。
我刚来上海时，在一所中学教书，对桌的同事是从苏北来的。一日下课，他把一高高大大的男生带回办公室，劈头盖脑，就用家乡话对那男生讲了一通，讲完，问：“你听懂我说的是什么吗？”那名男生直摇头，于是他说：“你在课堂上同我讲上海话我听不懂，我讲家乡话你也听不懂。好了，今后我们在一起，共同讲普通话好不好？”那名男生表示认可。于是我明白了，该男生一定是欺老师刚从外地调来，所以在课堂上故意用上海话回答问题，同事迫不得已，才用这种办法来教育他。假如会讲上海话，则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有名同事是太原人，嫁了个上海人。一次有电话找她（办公室内的固定电话，当时手机很少），我喊她接电话。她拿起电话，一口地道的上海话脱口而出，令我这个老乡刮目相看。现在的同事中，也有位晋南人，其老公也是山西人。那日，我在资料室读书，她推门进来，找管理员有事。管理员是位老上海人。她开口便是流利的上海话。等她走后，我问管理员其讲得如何，回答是还可以。
这两名老乡之讲上海话，是为尽快融入这座城市，无可厚非。女儿读小学四年级时来到上海，受我们的影响，迄今不会讲上海话。她读大学时，同寝室的上海同学为她是上海人而从不讲沪语感到奇怪，询问她怎么回事。她于是如实相告。女儿又言她实习时，在本市一工商银行营业部，大家聚在一起吃午饭时，全讲的是上海话，令她十分尴尬。由此可见讲上海话之重要性。
当然，学说上海话也不是没有危险性。记得在中学教书时，一位从安徽来的同事，很快学会了讲上海话。他与同事去南京旅游，在新街口百货商店购物时，当着一群上海同事的面，他用沪语同营业员交流，营业员马上反应过来：“你是上海人吧？”结果回到上海后，同事经常用“你是上海人吧”来嘲笑他。可见在熟知你底细的老上海人眼中，即使你会讲沪语，恐怕也难脱乡下人的真面目吧。
建国后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不但造成了城乡居民之间的剪刀差，而且造就了京津沪等大城市居民享有其他省市居民所没有或缺少的教育、医疗、就业等优势，而这些便是他们拥有优越感的基础。学说上海话或北京、天津话，尽快融入其中，也就同时拥有了他们的优越感与享受这些实惠。
来沪之前，有次同一位老领导出差归来，在孟源火车站换乘西安至天津的火车回家。我们买了硬座票，想上车后换成硬卧，按理只能先从硬座车厢上去再补票，而硬座车厢人挤人。那位老领导是江西人，毕业于南开大学，讲一口流利的天津话，他在站台上用天津话同列车长套近乎，于是我们得以直上硬卧车厢而免去拥挤之苦矣。可见，不独会讲上海话有种种便利，会讲天津话亦然。
行文至此，我怎么觉得，“上海人”便像那古董一般，越旧越值钱。而学说上海话，成了变“新”为“旧”的手段，就像有人为牟利，把新造的“古董”埋入地下，过个一年半载挖出来，色泽变了，铜锈也有了，变成真“古董”了，其价钱也就扶摇直上九天云霄了。不错，古董是越旧越好，但世上就还有越新越值钱的玩意儿，比如苹果手机。古董之所以越旧越值钱是因为经过时间的淘洗，它成了稀有之物的缘故；苹果手机之所以越新越值钱，是因为它不断创新的结果。
假如以此两者来喻上海这座城市的话，则它更像苹果手机而非古董是也，如此说来，创新才是其精神实质。而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不论老上海人还是新上海人，理应与这种精神合拍才对。
二O一六年十二月廿一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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