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1931年9月26日-2021年1月10日）
据学人君多方核实，著名出版人沈昌文先生于今日（2021年1月10日）早晨去世，享年90岁。据生前友人介绍，今晨六点左右，女儿发现其过世。
沈昌文1931年9月生于上海。在上海租界工部局所办的学校受中小学教育。1945年3月因家境困难辍学，开始了6年的银楼（首饰店）学徒生涯。1949至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学习，，最后取得的学历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二年级肄业。1951年3月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
曾任校对、秘书、编辑、编辑室主任等职。1980年3月起兼管《读书》杂志编务，任副主编、主编。1986年1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十年后退休，发起创办《万象》杂志，策划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退休后常在海内外文化出版界奔走，甘当“业内临时工”。
著作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知道》《八十溯往》《最后的晚餐》《 也无风雨也无晴》等。
1986年主事《读书》后，沈昌文要广开言路，达成“通识”，为知识分子创造一个精神家园。他最怕的是不允许各种观点并存。世界太复杂了，他希望兼容并蓄，才是完满。当时，出版社的领导陈原告诉沈昌文：“要和作者推心置腹地聊天，最重要的是要装着什么都不懂。”后来他有所领悟：“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沈昌文办《读书》靠“三无”——无能、无为、无我。王蒙阐释为：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才能真正显出一种恢弘，一种思稿若渴一种思贤若渴的谦虚和真诚，才能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吸引力容纳力。王蒙还评价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何况办一个刊物乎？沈昌文和沈以前的《读书》诸君，其实办刊物办得平平淡淡，状态似是老农收麦子，麦子熟了收割就是啦，这就近于无为了。来了好稿子，有时候带着泥巴带着草屑照用不误就是了；有一点点辛苦，但算不上什么大事。沈昌文执掌三联书店期间，热衷于传播国内外优秀文化，并且不遗余力地传播近当代的经典文化成果，出版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图书，例如杨绛的《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将饮茶》，巴金的《随想录》，董鼎山的《西窗漫记》，郁风编的《郁达夫海外文集》，夏衍、胡风等一批优秀作家的杂文集等等。这些作品文字优美、思想独特，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文化素养。沈昌文认为，“我们要时刻记往，出版工作是一个长命的工作，就像西方谚言所说:‘书比人长寿，白纸印上黑字，印上彩图，想抹也抹不掉。’我们做出任何一本不合出版品格的书，到你有了更多经验的时候，回想起自己的旧作，会有一种羞耻感。”正因如此，沈昌文时代的三联书店成为读书人的绿洲，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沈昌文曾总结自己的出版工作经验是“三个第一”，即文化第一，质量第一，人脉第一。他说，所谓人脉第一，“就是人际关系。编辑工作是个奇怪的职业，自己不生产，这边是作者，那边是发行，那边是印刷厂，你在中间。这就要求你要做到人脉相通，当然首先是作者了，这样才能生产出好的读物来。你不是直接生产者，你只是组织生产的人，这中间，自然要和生产要素搞好关系嘛。”而要搞好关系，饭局就十分很重，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主张吃的。跟文化人，或者思想家要搞好关系，我没别的手段，只有一条——吃。因此到哪里去吃，最重要的是我要了解他喜欢吃什么。饮食便于进入主题，就有话可谈了嘛。”他曾出过一本随笔集《最后的晚餐》，他说：“当我以文化为职业的时候，常蒙前辈教诲。现在视之，这些言传身教，无异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对门徒的训词。而当我以后能独立工作之际，能实行的常常只有一条：请客吃晚饭。”王蒙说沈昌文：“在发展北京餐饮营业上作出了贡献。”“我编的是小刊物。当年，我们编辑部或在地下室，或在厂房，不成体统。本人忝为主编，文房四宝之外，斗室之内有三样不可少：冰箱、电砂锅、咖啡壶。”电砂锅里炖的是红烧肉，冰箱里冷藏的是“普京”（普通燕京啤酒），几杯小酒落肚，吃饱喝足，这样之后再来看稿改稿，沈昌文形容是“如得神助，灵感迭现”。要有长远的眼光和时代的视野，引入当代的思想潮流，启迪民智，是沈昌文在出版行业内一贯秉持的理念，也正因为如此，《读书》杂志被誉为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刊物之一；他还积极引进、翻译那些曾经或正在国内外思想界引发重大影响的书籍，给读者深刻启迪。他曾说，当编辑太苦，所以非要有精神上出路不可。“无名英雄”云云，只是皮相之见。难为的是无名的折磨。一个天生的paradox不断考验着你：要“导向”，给读者的东西要精拣苦选，削皮去核，狠心舍弃；可是又要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求和喜好，要给他们最新、最美的东西。沈昌文先生称自己是“知道”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他以谦虚谨慎的人生态度和踏实肯干、积极进取的工作风格，为读者真诚服务，为出版事业无私奉献，成就了其不平凡的人生。他心系读者，尊重作者，正确处理编辑、作者、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了出版社的桥梁纽带作用；他独具慧眼、目光敏锐，能够及时抓住出版市场发展上升的空间，极富创新能力，为广大读者打开了一扇又一扇崭新的大门，开拓了读者的视野。他深刻意识到出版社的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并且作为出版社的领导者，他勇于担当，极为重视出版物的质量，注重品牌的影响力，为推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及人们思想文化的进步而奋斗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