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书香话书院——古代书院对现当代教育的借鉴及其启示

作为儒释道三教融合载体的古代书院，曾经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途径。现当代社会要恢复古代书院的地位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寻找一种适用的路径，以达到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体味。

一、传统文化与古代书院

每逢中秋月圆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砰然心动；每当重阳登高的时候，也许会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淡淡哀愁；每当农历新年到来的时候，都会惦记大洋彼岸的亲人放了多少爆竹，吃了什么年夜饭；每当因为不习惯记农历而忘掉了一个传统节日，以至于忘记了原本要打一个越洋电话问候亲人，你也许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懊恼，这是为什么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因为在我们的骨子里边，在我们的灵魂里边，在我们的情感里边，除了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之外，除了房地产、股票、绿卡、工作之外，还有那么一点点微妙的、细腻的、不可言说的东西，这一点点东西便是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思维所沉淀下来的，不是一时一地就能轻易改变的。文化就是使你天然带有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积极向上的群体识别标志。

《大学》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中国人的本就在我们的传统里，在我们的文化里。但我们又似乎感受到浮游无根，心无定所，五千年的文明好像离我们又那么遥远。

从鸦片战争开始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国将不国的危难之中。先烈们为了救亡图存，义无反顾地把传统文化抛在了一边，转而去追求最能救民于水火的功利实用之道，于是有宪政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学说论调的登台亮相。

胡适鼓吹全盘西化，鲁迅号召中国人不要读中国人的书，钱玄同宣称要全面废除汉字，国民党大佬吴稚晖则主张把线装书扔在茅坑中三十年。这些声嘶力竭的呐喊，不可谓不痛入骨髓，也反映出中国在近乎绝望的困境中那沉痛而悲愤的挣扎。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无可否认，这些口号与主张，放在当时的情景下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波澜壮阔、迭宕起伏，没有一种主义、没有一种主张能包治百病。我们曾经不辨白猫黑猫，我们也曾经摸着石头过河。在半个世纪以前，当中国处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之际，奢谈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麻木不仁，而是对时代的背叛。

上一个世纪三十年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其的小说《沉沦》中，安排了这样的结局，留学日本的主人公身限困境，凄苦愁绝，最后蹈海自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发出了这样的呼喊：“祖国啊！你快点强大起来吧。我的死是你害的呀！”郁达夫本人最后也在印尼被日本占领军枪杀，这便是那个时代的宿命！

五千年不绝如缕的文明，自有其生存的智慧，百年的厄运，岂能一笔抹煞千年的辉煌。然而，当我们平心静气坐下来整理国故的时候，才发现百多年的悲苦辛酸，已经使我们的传统文化所剩无多。

一提起中国人，外国人就会联想到中文、汉字、米饭、筷子、功夫、太极、风水、针灸、书法、中国菜等等。的确，我们是这些东西的全部，但又远远大于其全部之和。

我们还有千百年来贯穿一线、不绝如缕的华夏心魂。这就是孔子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浮士德精神，孟子“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浩然之气，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思想，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情怀；这也是老子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宇宙大智慧，庄子那扶摇直上千万里的自由阔达心境；这还是六祖禅师惠能那“运水担柴，皆有妙道”的人生顿悟。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正是这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智慧传承，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道德理想、价值伦常、行为举止、风格气质。华夏精神畅达，则其文明灿烂辉煌；华夏精神衰萎，则其文明花果飘零。

要重新找回那渐行渐远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回到文本中去，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去体会古圣先贤所追求的王道理想、圣贤人格。传统文化不只是唐诗宋词，四大名著，它还包括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等纵贯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总和。

二、书院的历史发展轨迹

自唐宋以来，书院文化崛起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文化。尤其到了宋代以后直到明清时代，书院渐渐由开始时期的民间性质过渡到官办性质，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各地山林湖边幽静之地的一个个书院，纷纷走出山林的幽静，走到文化发展与普及的前台。书院始终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脊梁，是中华文明书香漫溢的地方。

古代书院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

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备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作过解释：“院者，垣也”。书院是指用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馆，今人常将“图书馆”三个字缩写成一个方框，里面填个“书”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精舍”与“精庐”为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后汉书·包咸传》记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三国志·魏武帝纪》记载：“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后汉书·儒林传论》记载：“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不过汉代的“精舍”“精庐”中，私家讲学皆由口授，限于当时的出版技术水平，“精舍”“精庐”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

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它是中书省修书或侍讲的机构。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唐王朝立国时百废待兴，为统一思想，繁荣文化，收集、校勘和整理经籍，朝廷设立了官办书院。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全国征集收藏于民间的图书，共收集到图书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尚不包括佛经、道经等，不仅大大超过了前代，也是唐代藏书最丰富的时期。

为了更好地整理图书，除在国家藏书机关兼校书机关“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等处藏书、校书外，还专门设置了“书院”这一机构开展工作。玄宗开元六年，乾元院改称“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置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

北宋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渐趋强盛，士子们有了就学读书的要求。而朝廷忙于武功，一时顾不上文教，更缺乏财力兴办足够多的学校满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因此，各地名儒、学者和地方官吏，纷纷兴建书院，以培育人才

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宋代书院的兴起，是始于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更盛极一时。这时候出现了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这个时期，书院的藏书达到了极盛。这时，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以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公私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各书院的主持人和地方官吏努力经营书院，聚集藏书，北宋王朝也给一些书院颁赐了大量图书。这时书院藏书很丰富。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卷”。鹤山书院“堂之后为阁，家故一藏书，又得秘书之付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这个藏书量已超过了当时国家书库。

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这个时期的书院，各延大儒主持，成为理学书院。南宋的书院实际上是讲研理学的书院，南宋理学主要靠书院来宣讲传播。当时书院的社会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总计宋代书院共有397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可见南宋书院的发展之迅速。

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于五代末期基本形成，主要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元朝时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的元朝时代，元世祖首次下令广设书院，民间有自愿出钱出粮赞助建学的，也立为书院。后朝廷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并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也定为学官，是书院官学化的开始。元代将书院和理学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南北文化的差距，并创建书院296所，加上修复唐宋旧院，总数达到408所。但它们受官方控制甚严，无书院争鸣辩论的讲学特色。

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明朝初年书院转衰，直到王阳明出，书院再度兴盛。“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这样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明朝曾先后四次毁禁书院，然而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次毁而不绝，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书院师生宁死不屈。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教育界膜拜的圭臬。

满清入主中国，对书院所保存的元气犹有余悸，大力抑制书院发展。雍正十一年，朝廷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改采鼓励态度，书院渐兴，不分官办私立，皆受政府监督，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清代书院达两千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广州越秀书院等等。到了光绪二十七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戊戌变法后，中国的书院全部消失。

宋至清时代的书院，是私人或官府设立的供人读书、讲学的处所，有专人主持。宋代书院以讲论经籍为主，其中最有名的有白鹿、石鼓（一说为嵩阳）、应天、岳麓四大书院；元代书院遍及各路、州、府；明清书院更多，但多为习举业而设。清光绪二十七年后，改全国省、县书院为学堂，书院之名遂废。

书院既以拥书讲学为务，无书即不成书院。因而历代书院都比较重视藏书，无不以藏书浩富为荣，只是限于环境和条件，在藏书规模上有大小的差别而已。限于书籍制作的艰难，古代的藏书不可能达到很大的规模，在书院中，往往用楼、堂、舍、阁等表述个体建筑的名词来称呼藏书之所。在书院建筑布局中，由于它是整个建筑群中少有的阁楼式的建筑，甚至可能是书院唯一较高大的楼阁，为了显示其重要性，藏书楼多建在中轴线上，或在讲堂之后的突出位置。

惠州西湖丰湖书院

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在建筑之始就“开讲堂，揭以书楼”。宋代南阳书院的尊经阁，藏书为士人“研习之资”。宋代扎溪书院明经阁，“经史子集之书藏焉”。明代的正学书院“建楼广收书籍，以资诸生通览”。湖北问津书院于乾隆八年设藏书馆。安徽敬敷书院经正阁贮经史典籍，为数很多，到光绪元年，书院得以大加修建，又有官员提倡捐经史书籍存院，藏书更加丰富。沈阳萃升书院文昌阁收藏案卷图书，藏经史子集四部书132种，共10929卷。上海求志书院，有楼房50余间，分置经学、史学、掌故、算学、舆地、词章等六斋，为此置备的书籍有268种。藏书楼建设成为历代书院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几千年以来的教育体制已经发生变化，而书院原址则作为文物被完整保存了下来，一般的书院都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校经堂、文庙等古建筑，它们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书院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而其中的典型建筑爱晚亭、自卑亭、风雩亭、吹香亭、赫曦台等园林建筑与人文景观，在展示其书院文化博大精深之余，更渲染了它闲情逸致的士人风格。

而名气最大的岳麓书院，更是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朱熹、王阳明等众多名家在这里传道授业，学制变革时期涌现了谭嗣同、梁启超、陈宝箴一大批著名学问家，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也都曾在此求学，青年毛泽东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从事革命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里被称为“千年学府”实在是不虚此名。

历经千年的中国书院文化，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精神血脉，它们的存在与发展，超越了血雨腥风的朝代更替，让中华大地始终弥漫着迷人的书香。

三、古代书院的精神

01以人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

以人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复杂的历史文化概念，它包含着历代文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人格理想以及对人类命运、人类社会的思考与探索，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

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人道是儒家的道德理想，完善自我，诉诸平生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地，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与精神夙愿。古代书院从人道出发，讲究以人为本。正如孔子的“因材施教”，注重每个学生的真正发展，注重对学生的生命存在及其发展的整体关怀。

02独立自由的精神

书院的聚徒式模式，直接打破了官学的固定模式，更加独立，突破主流思潮的钳制，扇动自由自在的气息。“山长”是书院的领袖和灵魂人物。

传统上，书院以人（山长）而不是以课程为中心，以道而不是以术为中心设置教学内容；方法上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师生共同起居，悠游山水，质疑问难，相互启发。学术上注重不同学派的会讲，提倡兼容并蓄、自由讲学。

江西学者李才栋认为：这种教育解决的是生命安顿的基本问题，是中国近古以来教育史的精华。这种独立与自由的精神正是中国现代大学所必备的人的旨归，是现代大学应该吸吮的精华与甘霖。

03创新精神

学术创新：无论是宋代的“程朱理学”、明朝的王谌心学，还是清代风靡的“乾嘉汉学”，都秉承着学术和创新之风。学术大师主讲，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的基本精神主导下去伪存真，咀嚼历史余韵，唱响自我的新声，使学术不断向前发展。

方式创新：不是进行填鸭式教育，主要还是让学生独立思考、自行领悟，有时又是师徒反复论辨。总之，解疑的方式是不拘一格的。书院大师所采用的问难论辨式的教学方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其自学能力，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这比当时一般学校只是先生讲、学生听、呆板生硬的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前进了一大步。

04开放精神

开放式自主办学、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注重学生自身，教学实行门户开放，听讲者不受限制。书院听讲者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一个书院有名的学者在讲学，其他书院的师生或外地慕名前来的学子都可以听讲、求教，而且受到欢迎，并给予周到的安排照顾。从而打破了官办学府关门教学的陋习，促进了学术交流。

朱熹的学生黄干在白鹿洞讲乾坤二卦，山南山北的人士都来听讲；王守仁在江西修廉溪书院讲学，四方学者来听讲的人数，多到连讲堂都容纳不下；徐阶讲学“倾动朝野，相望于远近”；顾宪林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清代顺治年间，白鹿洞书院还设立了一项专款接待四方来求学者，并设专人负责接待。

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书院的精神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其开放的姿态，更具多元的熔俱了中国文化。各地方官商乡绅积极自主办学；书院不拘一格的风格，广博而极具人文色彩的情怀，牵引了清末民初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胡适之等不少有识之士。他们在积极引进西学的同时，希望借传统书院精神来补救新式教育的某些弊病。

四、古代书院的历史意义

宋、元、明、清时的著名书院，一般都是当时各地的教育中心，对推进所在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书院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教学与组织管理等方面还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形成了不少与官学迥然有别的特点，如把从事教学工作与进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不同学派可以在同一书院中讲学，注重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师生感情甚驾以及管理人员较少等。所有这些，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教育遗产，而且也为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总之，宋代以后出现的书院教育的组织形式，它与官学、私学形成鼎足之势，相互渗透，融合，有力地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书院在古代文化教育发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五、中国现当代大学的现状

近代中国大学实从西洋移植而来，深受近代西方大学重实用轻思辩的过于功利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国近代的教育大家，力求汲取国外的大学模式为我所用，正如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主张“兼容并蓄”的理念，取得了辉煌卓著的成就，将我国大学的发展改革推向一个新纪元。

但是，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根深蒂固地根植于中国的大学精神之中。照搬国外的体制，或是亦步亦趋，追随所谓的“潮流模式”，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自主性、创新性、独特性等诸多问题的重大教育改革命题。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我们依然需要“民族精神”、“民族心灵”，以风姿绰约、昂首俊秀的中国气派来征服世界的眼光，依然需要秉承中国文化精粹的精神气质，依然需要挖掘泽被深远的古代高等教育的特色与魅力，去铸就新时代的中国大学。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中国古代大学精神的核心其实就是“书院精神”。书院精神是复杂多元的。其精神要旨对我国现当代大学的建制与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本土的民族的，不单单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教育制度。

由于现代大学与时代和社会的功利精神趋近，灯塔角色、象牙之塔已被社会的物质腐气侵蚀。大学固守的薪火相传的理想主义受到干扰，开始从内部崩溃。“贩卖文凭”“诚信危机”“博士辍学”等现象让我们惊诧、震慑。而书院精神也在物质社会的洪流中轻易从理想中逃逸，拜物主义被奉为价值圭皋，大学的价值变得平庸，曾经高尚的书院情怀渐行渐远。

我们应当以人文精神的苏醒，来实现大学价值的重现。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能成为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大学应该着重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品质，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度的创造精神和能力，坚忍不拔的坚强意志，明确的社会责任感，人际交往中的容忍、宽容与合作精神，富有人类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等等。人文精神的重建，实质就是以书院精神的宏旨与弘扬，追求大学理想主义的良性发展，化腐朽为神奇，再造大学的光辉梦想与灵魂神韵。让“道”之精英与“器”之精英联合起来，守护大学的纯净、高尚、独立、自由、希望、价值均衡，人文情怀。

六、古代书院对现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

01强调修身

中国的古代教育，非常重视德行教育，治学与修身紧密相连。现代的大学越来越注重学生本身的技能训练，而忽视教育学生做人的道理，完全把治学与为学割裂开来。因此，我国现代教育亟须借鉴古代书院的做法，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一个重要的思路，很有必要为学生们制定一些“学规”，以引导学生重视修身。

02学术研究和教学相结合

这是书院教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我国古代书院教学制度的精华所在。最早的书院产生于官方藏书、校书和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书院的创建者或者主持人大多数是当时一方有名的学者，他们把自己的研究和讲授结合在一起，讲授的内容就是他们自已的研究成果；同时，在讲学过程中对研究成果又进行完善和充实，并力争取得社会承认。他们一方面致力于自己的学派研究，建立自己的学派；另一方面收受生徒，使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后来的书院，几乎都是沿着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道路发展的。历史上许多有名的书院，既是当时一方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著名学者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如南宋时期，书院研究和讲授的内容基本都是理学，讲授的学者大都是研究理学的。朱熹在福建、湖南、江西等地传播理学；陆九渊、吕祖谦等在江南地区讲学。明代的王守仁、湛若水以及他们的弟子，既是其学说积极的研究者，又是无日不讲学的教育家。

03书院教学以自学为主，质疑问难

这是书院教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书院教士在教学方法上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便是以自学为主。书院大师面向生徒讲学，大都是提纲挈领，然后由生徒根据内容深浅自已体会。书院虽然也规定每年所学习的内容，但都很有弹性，并不死逼硬灌，也不强制执行，课程的进度可快可慢，都是根据生徒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的。

至于质疑问难，更是根据生徒领会钻研的程度来进行，不要求千篇一律。对于书院生徒所提出的问题，大师们也是有时解答得明白透彻，有时又只是略加揭示，主要还是让学生独立思考、自行领悟，有时又是师徒反复论辨。总之，解疑的方式是不拘一格的。

书院大师所采用的问难论辨式的教学方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其自学能力，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这比当时一般学校只是先生讲、学生听、呆板生硬的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前进了一大步。

书院教学在注重学生个人钻研为主的同时，更重视对学生读书的指导。书院的许多名师都把指导学生读书作为教学的重要任务，指导学生应读什么书，哪些先读，哪些后读，以及如何提高学习的效果等。清初的李在陕西关中书院讲学，在他订的会约中，把教学分为讲授与自修两部分，并分别订出详细的规程，其中十分重视对学生自学的指导。强调自学，以读书为主。

惠州西湖丰湖书院

书院大师虽然也给学生面授，但往往只是提纲挈领，由学生随其深浅自行领会。就像习语所说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书院教学的最主要内容不是老师讲解，而是指导学生读书的方法。书院强调学生自学，并不是对学生不加任何鞭策或者过问，其管理的重要的措施就是“考课”，以督促学生把书读透读广。

书院还十分强调学生读书要善于提出疑点、难点，鼓励学生要善于提出问题并进行论辩。吕视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时，提出求学贵在创造，要自己独立研究，各辟门径，要超过习俗的见解，而有新的发明，他说：“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主，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

书院特别强调学生读书要做日记，就是把每日所读书籍的心里疑惑，记在日记册中，然后加以整理、汇编。事实上，书院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已经参加了一定的学术研究活动，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治学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04书院实行讲学，建立讲会制度

书院以讲学著称，大约可分为三种，其中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讲学又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进行学术传授的讲学。这种讲学是在书院内进行的，目的在于阐发儒经义蕴或学派的要领，一般都由大师主讲，如朱熹在白鹿洞传授理学；陆九渊在象山讲学；吕祖谦在明招山、张在岳麓书院都亲自主讲。大师们讲授的要点或写成讲义、或录为语录，如吕祖谦的《丽泽讲义》、陈亮的《经书发题》、朱熹的《语类大全》、陆九渊的《象山语录》等，都属于讲授性讲学的内容。

第二种是讲会式的讲学。目的在于相互探讨、争辩，或发挥一个学派的精义，或辨析不同学派之间的异同，这种讲学不一定都在书院内进行，但都属于学术性的。这是书院教学区别于当时一般学府的一个重要标志。

南宋时期，朱熹和陆九渊是两个不同的学派，但在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成为不同学派在书院讲学的典范，首开书院“讲会”制度的先河。以后各书院讲学都标出自己的“话头”（即讲学宗旨），然后讲说，在讲学中，欢迎别人质疑问难，展开论辩，允许提问和探讨。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明代书院“讲会”很盛，各派到处讲学，扩大自己学派的影响。书院的讲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东林书院、紫阳书院、还古书院、姚江书院的讲会最盛，并且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各书院的讲会都有严密的组织、明确的宗旨、详细的规约、确定的日期、隆重的仪式和专门的经费开支等。

讲会制度不仅是书院的一种教学方法，以后还逐渐超出书院范围，扩展为社会的学术聚会，将书院的教学活动同社会上的学术活动结合起来，使书院扩大了教学范围，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学术气氛，提高了教学水平，同时又扩大了书院的影响，提高了书院的社会地位，为地方的学术活动贡献了力量。特别是学生参加讲念活动，开阔了眼界，增强了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对于提高书院的学术水平和人才培养都起着重要的影响。

第三种是宣教式的讲学。听讲人不限于书院生徒，目的在于为统治者起训官化民的作用。用宣扬纲常礼教，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来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随着清代汉学的兴起，这类讲学逐渐减少。

重视讨论，重视各种学术讲座，比如有展望性的、有思想性的、有知识性的或者是文艺性的，鼓励学生尽量多利用大学讲座这种可贵的思想财富，它对于提高个人文化素质非常重要。

05书院考课开卷，鼓励创新

考课是古代书院一种学业考核的制度。用考课来促进生徒努力钻研，写出论文，可以说是讲习的一种有效方法。

书院注重大师的影响，提倡生徒自学，一般不用考课方法。但到明代一些私立乡邑小书院，开始实行每月会文考试。到了清代，考课的书院数量增加，不仅小书院考课，大书院也考课，而且像紫阳书院一类的大书院，考课已成定规。

河南邓州花洲书院——范仲淹《岳阳楼记》诞生地

但书院的考课不都是考时文，也不全是铁定要接科场的办法，如关门闭户，限时限制，不许走动，搜查夹带，规定文体、字数，重誉考卷等，书院的考课是注重考查性的考课，即通过记日记，写记（即用日记薄把质疑问难之语、读书的心得及疑义记在上面）等方式进行考课，含有督促检查生徒学习情况的性质。

再从诂经精著等书院考课的实际情况看，书院的考课已有很多新意，如废除商户、糊名等不信任参考生徒的做法，同时，还宽限考试时间，不考时文、八股，考的是经史词章，天部、地理、算法等，而且又可以专精一艺，考时可以允许考生互相借阅书籍，互相传递条对以便参考，其实这种考课等于开卷考试。

或者通过作论文来进行考课，就是提倡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敢于发表观点不同的见解，而不以死记经籍文字为能，鼓励生徒创立新说。考课的课艺连同记所载内容，经院长、学长批改，成为学术性的文章，然后刊印成论文集，相当于出学报，使学术公开并得以交流。

凡此等考课的方法，不仅无伤于注重生徒深造自得的学习方法，而又收到了督促推动的效果，不仅不应厚非，即便是对现当代教育而言，也还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