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节追思外祖父：大约25年前，他带我坐客车去了趟烟台

今天是中元节，一个追思先人的日子，笔者想写点与外祖父有关的记忆。

“外祖父”，是书面语上的称呼，在胶东半岛，人们更习惯将之叫做“姥爷”（可能北方多数地区都如此，为与标题一致，本文还是用“外祖父”的称呼）。

细心的读者或许发现过这样一个现象：笔者在以往的文章中常常回忆起祖父，但却很少提到外祖父。

究其缘由，并非笔者心怀“内外之分、姓氏之别”，而是因为外祖父去世较早，我头脑中的记忆实在是不多。

外祖父去世时，我小学三年级刚毕业，还处在懵懂阶段；祖父去世时，我正在读高三，已经临近成年。这前后间隔的八年时光，自然也使得记忆出现了深浅的差别。

不过，虽然对外祖父的印象总体有些模糊，但若干特定的场景，还是深刻地记在我的脑海里。

今天提笔时，首先映入头脑中的场景，是1996年夏天（大约25年前）的一段往事。

实际上，由于记不清准确的日期，1996年夏天这个时间点还是后来推算出的结果。

推算，有三个参考。第一个参考是，1995年底舅舅刚在市区买了一个不大的职工房准备结婚；第二个参考是，当时外祖父还没有患病（严格来说，是还没有诊断出患病，在1996年下半年才知道）；还有一个参考是，到了舅舅家之后，我吃了一根雪糕。

当时，外祖父看上去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加上又是去看舅舅的新房，因此那次跟随他去烟台的途中，母亲和我的心情还都不错。

外祖父的身上，既有老一辈胶东农民普遍都有的优点——勤恳耐劳、踏实本分；又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优点——个子比较高。听说外祖母的娘家就是因此而相中他作为女婿。

他和外祖母结婚之后，育有一子四女，我的母亲为长，而舅舅在姐弟中排行第四。弟弟有了新房，长姐自然应当前去看一看。于是，1996年的夏天，当外祖父准备去舅舅家送一块理石板（老家的理石板比烟台市区要便宜）的时候，就喊上了我的母亲一起。而母亲或许想让自己的儿子增加一个“见世面”的机会，因此也带上了我。

外祖父家和我的老家都在栖霞东部，到烟台市区大约四十公里的路程。这段距离，如今自驾的话，不用一个小时。但在1996年的时候，那种走走停停的老式客运巴士车，大约要开上两个钟头。

沿途的风光，我没有太大的印象。清晰的记忆，是从青年路汽车站开始。青年路汽车站，是原本烟台市区到一些近郊乡镇的客车始发地点（前几年已经撤销），那时下车之后，正对面的似乎是一幅“嫦娥奔月”造型的壁画。

舅舅的住处在市区的东边，到青年路汽车站有十多里路。从节省体力的角度出发，比较合适的交通方式应该是打车或者坐公交。然而，外祖父最终选择带我们步行。

步行有路线不熟的因素（舅舅当天还上班，那时通讯不便，他不知道我们几点到，我们也没法询问他如何坐车），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省钱。当时的职工房虽然比较实惠，但自付的部分对于农家而言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外祖父肩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虽然不坐公交并省不了几个钱，但能省一点是一点。倘若当时外祖父是一个人到烟台，想都不用想，他肯定会直接选择步行。而那次，因为带着母亲和我，他所以才犹豫了一阵儿（担心让我们吃苦）。犹豫之后最终做出步行的选择，心里的那种无奈，恐怕只有外祖父自己才知道吧。后来，母亲提起这段往事时，一直相当自责：“要是当时有钱，能给老家（指外祖父）打个车多好。”

而我那时也毕竟年纪小，步行途中，没怎么注意压在外祖父肩膀上的理石板，而把精力放在了观看路边的高楼上。不过，1996年的时候，烟台南大街、二马路一带的高楼其实也并不算多。我印象最深的一栋楼，可能是公路大厦，一来那里有个钟楼的造型，二来走到那里也快到目的地了。而外祖父就这样扛着理石板，一路走了过来。

过了公路大厦，后面的细节又有些模糊。唯一肯定的是，下午返程去青年路汽车站的时候，我们没有再步行。

这次去烟台的经历，是我对外祖父印象最深的一段场景。除此之外，某次他上山干活回家，看到来出门的我们之后，脸上的疲惫一瞬间变成笑容的画面，也比较清晰。

1996年的夏天过后，外祖父被诊断出了癌症。虽然治疗过程很痛苦，并且没有太大的希望，但他还是咬牙去做了。目的，是为了坚持到小女儿、儿子各自的婚礼。

小姨的婚礼，在1996年的年底；舅舅的婚礼，在1997年的上半年。前一场婚礼，外祖父的状态还不错；而转过年之后，在舅舅的婚礼上拍全家福时，他已经是强颜欢笑了。

1997年农历的七月，在舅舅的婚礼之后没有太长时间，外祖父在家中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那一年，他其实只有5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