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官商贩玉案之祸起萧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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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新疆政治舞台上，曾先后有三个家族在“反对分裂，站在大清王朝立场”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多数人都知道的是哈密郡王额贝都拉家族和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家族，我们很少知道的是，在新疆南部，坚定站在大清立场、持续战斗在反分裂第一线的是库车的鄂对家族。
新疆近代史上，第一个分裂势力来自“大小和卓”叛乱。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大小和卓”是怎么回事。
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既然是鸦片，那就会使人的精神产生依赖性，甚至美好的幻觉。宗教这东西，时而是人民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压迫的利器，时而是统治者愚弄百姓的幌子，这两个作用在17世纪新疆伊斯兰教中 “黑山派”和“白山派”的交替执政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元朝时，成吉思汗的二儿子察合台在新疆南部建立了察合台汗国，成为蒙元帝国的一部分。 1514年，察合台的后裔赛义德在今天的莎车县又建立了割据政权叶尔羌汗国，统治了南疆，臣服于蒙古准格尔部。这个汗国信仰伊斯兰教，虔诚至极，但是到后期乱了，原因是叶尔羌汗国存在50年后，从中东来了个穆罕默德的后裔，自称是“圣裔”，被尊称为“和卓”，在原本信奉伊斯兰老教的叶尔羌汗国传播新教苏菲派，其主要特点是戴黑帽子、诵经时大声朗读，因为是所谓的“圣裔”，得到了叶尔羌汗王的支持，信众广大。又过了50年，从中东又来了一个穆罕默德的后裔，戴白帽子，诵经时不出声默读。从血缘上说，黑帽子圣裔和白帽子圣裔都是中东伊斯兰教苏菲派领袖玛合图木·阿杂木的后人，并非穆罕默德的后人，先来的戴黑帽子的是玛合图木·阿杂木的次子，由于在教争中败给了大哥，就来到了新疆宣教，而后来的戴白帽子的是玛合图木·阿杂木的长子的儿子。自此，平和的叶尔羌汗国陷入了同一教派不同分支的派别之争，形成了 “黑山派”和“白山派”。
两个教派的头领为争夺教俗权力和财富，在叶尔羌汗国国王与其子女、官员之间制造矛盾，鼓动信徒相互仇杀，给当地回部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种“骨肉相残，纷争不已”的斗争也直接导致了繁盛的叶尔羌汗国的灭亡。
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从伊犁释放了被准噶尔部扣压的人质----“白山派”的大和卓波罗尼都和小和卓霍集占。乾隆爷的本意是想依靠“白山派”家族和宗教影响力管理南疆诸城。然而，大小和卓分裂之心不死，回到南疆后不久就公然残杀清朝派往南疆抚恤的官员阿敏道及随从一百多人，自立为“汗”，公然反清，幻想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南疆回部民众苦不堪言。于是，平叛的几十万西征大军在定边将军兆惠的率领，下从伊犁向南疆进军。鄂对带领部众加入到平叛的大军中。
“黑山派”首领鄂对与“白山派”首领大小和卓的仇恨，不单是宗教立场，还有民众、土地、甚至杀亲之恨。当“黑山派”首领鄂对得知大小和卓已被放归南疆，准备反清时，严禁部众参与，带着13岁的长子和亲随们，从库车逃往了伊犁而之后，鄂对带领清军围攻库车城时，小和卓霍集占，当着鄂对的面将鄂对幼小的二子一女从城头扔下，活活摔死。
这种仇恨，也坚定了鄂对以大清为靠山的决心。鄂对协助清军攻克库车，劝降阿克苏，进占喀什噶尔，收复叶尔羌，据守和田，直至彻底收复整个南疆，将大小和卓驱逐出境。大小和卓的叛乱，并不是说所有的“白山派”都代表着分裂，事实上在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中，“白山派”的一些伯克与和卓也加入平叛大军。
乾隆皇帝自此开始支持“黑山派”，将虽与鄂对有过节和教争、但在打击大小和卓中同样战功卓著的“白山派”首领乌什伯克霍集斯、和卓家族的图尔都等回部上层举家迁往北京，选图尔都的妹妹入宫，册封为贵人，就是我们熟知的香妃。表面上看，乾隆为了支持“黑山派”，调离了“白山派”，但是，实际上这是乾隆治疆的一记妙招----因为教争的危害远远高于民族矛盾所带来的危害。
历史证明了乾隆决策的英明----鄂对的后裔一直密切监视着大小和卓的后裔在境外的活动，不断向朝廷通报和卓后裔在境外的情况。大小和卓叛乱发生七十年后的1826年，小和卓的后代张格尔在外部势力支持下，入侵新疆，鄂对的后人再次成为清军打击外敌入侵的重要的支持力量。
鄂对本人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被乾隆爷策封为三品阿奇木伯克，辅国公，后加爵为贝勒，是平定回疆之乱前五十功臣，并画像紫光阁。贝勒是清朝皇家贵族的封号，仅次于郡王的爵位。后来，鄂对的孙子伊萨克因打击张格尔有功，被封为多罗郡王，爵位高于哈密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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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高朴从北京一路风尘仆仆来到了叶尔羌，就任办事大臣。当时鄂对是叶尔羌阿奇木伯克，当地回部的望族，也是南疆最高的宗教领袖。鄂对当然知道高朴的来历，况且高朴还身兼兵部右侍郎，年轻有为，皇亲国戚，前途无量。
鄂对的爵位与资历，高朴无法比，但是鄂对并没有在高朴面前摆谱，而是主动送了高朴50两黄金和一千公斤上好的玉石。
高朴的心乱了。清朝可是流官制，官员并没有退休之说，活到老，干到死，高朴的爷爷就是死在治河的任上。“做一任流官，捞一生用度”，这是自古贪官最普遍的思维。高朴是官宦子弟，自然知道“钢铁虽硬，遇险则折，金银虽软，无坚不摧”的道理。
于是，高朴向乾隆皇帝呈上折子，请求开采密尔岱山的玉矿，这实际上是一种假公肥私的行为，名为受朝廷之命开矿，所采好料，均被高朴占为已有。如果仅仅是占点小便宜，也未必有人去关注，但是高朴忘记了，采玉的民工是要吃饭的。
乾隆四十三年春，高朴以官方名义征民伕三千人进密尔岱山采玉，带队的是阿奇木伯克的副手阿不都舒库尔和主事达三泰。然而，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比贪官更胆大的是贪官所信任的奴才，这俩人借高朴的名，又加征了二百人，私藏了更好的玉。
昆仑山脉冬季积雪，夏季山洪，气候多变。民伕在山上原始的开采过程中，死伤是常事。在当地民伕眼中，玉就是个石头，不能当饭吃，又不能私卖。错过了田里的耕种收割才是大事。面对艰苦的环境，众人向工头帕勒万提议停工逃亡。帕勒万也不想看着乡亲们吃苦受累，还拿不上钱，于是说，逃亡不是办法，还会被抓回来，不如你们杀了我，没人会找玉采玉，这样大家就可以回家收麦子了。众人反对这样做。于是帕勒万说，马上冬天要来了，到时候大家都会冻死在山上，为什么都要死在这里呢？说完，纵身跳崖而亡。
工头帕勒万的死，激起了民愤。民伕们抬着帕勒万的遗体回叶尔羌讨说法。
在此之前，鄂对病故了。临终前，向高朴提了一个请求，请高朴奏请朝廷，由他的儿子接任叶尔羌的阿奇木伯克。
高朴将鄂对的请求上呈乾隆皇帝。当时，清廷正在民族地区逐步推行改土归流。乾隆并不想让鄂对家族形成地方的家族势力，于是调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到叶尔羌任职，鄂对的儿子鄂斯满由阿克苏调任喀什噶尔任阿奇木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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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色提巴尔第原本是拜城伯克，也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中立过战功，在平息“乌什事变”时，坚定站在朝廷一方，稳定了阿克苏，深得朝廷信任。而且，色提巴尔第与鄂对私交很好，同属“黑山派”的民众首领。小和卓霍集占在库车叛乱时，色提巴尔第与鄂对反对叛乱，一同翻越天山投奔伊犁的兆惠将军。之后，又一同参与清军平叛行动。
乾隆三十八年（1771），蒙古土尔扈特部东归，遇到粮荒，色提巴尔第碾磨麦面八千石，运至喀喇沙尔（今焉耆），资助渥巴锡度过难关，鄂对也送去大批粮食和牲畜。
色提巴尔第与永贵的关系也不一般，某种程度上而言，永贵是色提巴尔第的恩师。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永贵在阿克苏为前方筹粮筹军饷，而色提巴尔第是永贵重要的幕僚之一。
在永贵眼中，高朴只是个“小兔崽子”。永贵应该说是与高朴的爷爷高斌同辈的官员。乾隆四年，永贵当户部郎中时，高朴的父亲高恒只是永贵手下的一个打杂主事，而且是靠家族关系上来的，职务差别就相当于永贵是民政部司长，而高恒是部里的一个处长。永贵当然了解高朴家族发达的前世今生。永贵本人出身于正白旗贵族，根正苗红。高朴家族只是由于姑姑被册为了乾隆爷的皇贵妃，才由汉姓包衣抬旗为镶黄旗，从此跻身官场。也就是说高家并不是地道的八旗满人。
高朴本人一路上来也不地道，鼠目寸光，争功近利，或言之，就是踩着朋友的脑袋爬上来的。当时，吏部对各级官员的考核结果属于绝密信息，只有皇帝和军机处个别辅国大臣才能看到，这种考核每三年一次，考核结论很简短，皇帝会在每人的考核记录上批字，提、贬、奖、罚、留、用，基本一目了然，扫一眼便可记住。当时，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个叫高云的太监，口风不紧，就把这种绝密的结论和批示泄露出去了。朝廷不少高官在各自的朋友圈子里议论此事，这事传到了高朴耳朵里的次日，乾隆皇帝就收到了高朴举报此事的密折。
乾隆震怒，下旨处死太监高云，传论此事的官员贬职罚薪。高朴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被提升了兵部右待郎，由正三品升为从二品。但是，乾隆皇帝也告诫高朴，如果因此事而沾沾自喜，以后惹事生非，则属于度量狭小之人，如果以此事显摆自己的公正，而不谨慎做事，甚至肆意妄为，营私舞弊，那么结局就会同太监高云一样。
乾隆皇帝这番告诫，一语成谶，高朴在靠检举他人提升三年后，自已也在叶尔羌尸首分家，抛尸郊外，喂了野狗。
色提巴尔第甫一上任，就遇上了采玉民伕抬尸告状。但是在当地，办事大臣是最大的官，他作为阿奇木伯克，主要是处理民族事务，并没有对办事大臣的监督权和处置权。
而在高朴眼中，无官不贪，这是常理。于是，为了摆平色提巴尔第，高朴以见面礼为由，送给了色提巴尔第五十两黄金和一千公斤玉石。
色提巴尔第很为难，如果收了，此事一旦由民愤引发民变，皇帝追责，肯定是杀头的罪。但是如果不收，高朴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联合其它官员，捏造事实，将他置于死地。在清朝，当官可是个高危行业，平衡不好利益时，就如同水上行舟，随时翻船。
做为地方的一个伯克，并没有直接给皇帝上奏折弹劾官员的权利，因为上面还有伊犁将军和参赞大臣。而此时，传来了乌什参赞大臣永贵将巡视叶尔羌的消息。
于是，正在进退两难的色提巴尔第，带上民伕的诉状和黄金，离开了叶尔羌，在半途上迎侯永贵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