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画家张大千的异国情缘
文/颜坤琰
张大千一生风流倜傥，他爱艺术也爱美人，不仅三妻四妾，且有多位红粉知已和异国恋人。但他并非是喜好猎艳之徒，他把心爱的女人看得像他终生追求的艺术一样神圣而庄严，他曾在一首题画诗中自道：“眼中恨少奇男子，腕底偏多美妇人。”他是人间难得的情种，他与朝鲜姑娘池凤君的异国之恋，就是一曲缠绵绯恻、哀惋动人的爱情颂歌，一首晶莹圣洁、震撼人心的爱情诗章。
张大千先生
1927年7月，28岁的张大千应日本画商、古董商江藤陶雄的邀请，前往日本举办画展。画展结束后，江藤陶雄又邀请张大千前往朝鲜金刚山游览、采风，在平壤宾馆结识了一位席间作陪的“伎生”（即艺妓）朝鲜姑娘池凤君。江腾陶雄看出张大千心仪这位妙龄女郎，于是便叫池凤君专门伺候张大千作画和起居生活。张大千为池凤君起了新的名字：“池春红”，有时又称她“春娘”。池凤君本是朝鲜金刚山人,年仅15岁,因家境贫寒，被迫卖身，赚钱养家。春红姑娘聪明美丽,能歌善舞,略通书画。张大千在朝鲜期间,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春红姑娘对他关怀备至,每日到张大千画室，牵纸研墨，侍候笔砚，并专心致志地观看张大千作画,对他的画艺及人品倾慕不己。有时，春红姑娘看到张大千作画累了，便主动为他唱歌跳舞，以解他的倦意。张大千喜欢春红姑娘天真烂慢、清纯可爱的性格，随着两人朝夕相处，深厚情意油然而生，张大千遂作《题赠韩女春红》诗二首。他在跋中写道：“韩女春娘，日来旅邸侍笔砚，语或不能通达，辄以画示意，会心处相与哑然失笑，戏为二绝句赠之。”诗云：
一
新来上国语初谙，
欲笑佯羞亦太憨。
砚角眉纹微蓄愠，
恹他俗客乱清谈。
二
夷蔡蛮荒语未工，
又从异国诉孤衷。
最难猜透寻常话，
笔底清描意已通。
虽然不能言语交流，却心有灵犀相通。张大千不仅以诗记录了他与池凤君最初的交往，还用他点石成金的画笔，给我们描绘出了一个楚楚动人、清纯可爱、栩栩如生的少女形象——《平壤女郎》。
不久，江藤陶雄委托他的好友富木给张大千送来画款，喜爱中国画的富木也有意结识张大千。于是，张大千看在江腾陶雄的名下，便让富木留了下来。
一日，张大千采风回来，见春红姑娘和富木在房中拉拉扯扯，春红姑娘的衣服都被扯散了。张大千遂将一脸愠色的春红姑娘拉开。私下对她说，我可以给富木一些钱，让他回日本去。春红姑娘一言不发，只是啜泣。富木觉得自己没了面子，要走；江藤陶雄从中缓颊，和张大千设宴为他送行。
散席时，池凤君拦下了富木，正言厉色道：“请富木先生将箱子留下。”富木顿时惊恐失色，他一边骂着，一边将上前阻拦的池凤君踹倒在地。可池凤君无论富木怎么打她，她都紧紧抓住富木手中的箱子不放。张大千觉得蹊跷，急忙抢过箱子，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他的画作，这时张大千才如梦方醒。
原来，在张大千外出采风时，池凤君发现富木在偷张大千的画，就和他扭打起来。虽然张大千尚未到而立之年，但他的画名已享誉海内外，他的作品就是财富，就是金钱。富木便起了贪念，竟以下作手段偷窃张大千的作品。张大千是可忍熟不可忍，遂将富木逐了出去。
令张大千意外的是，一个青楼女子，竟然将他的画作看得比自己生命还宝贵。张大千深受感动，一心只想和这位有情有义有胆识的池凤君在一起，母亲先前的交待早已抛诸脑后。此前，张大千曾给母亲写信，说自己在朝鲜画事繁忙，要迟一些时日返乡。母亲回信嘱咐他，你已有妻儿，切莫在外拈花惹草。
一场风花雪月之后，突然隆起的新生命，让两人有些手脚无措。对于风流多情的张大千来说，一场爱仿佛就是一次漂泊不定的旅行；但对于崇尚儒家文化、重视礼仪名节的池凤君家人来说，爱则是筑巢栖止的归途。既然张大千已经动了真心，自然就想要将春红姑娘娶回家。当时在国内上层社会中，三妻四妾是常事，张大千也不觉得会有什么困难。
尽管池凤君比张大千小十三岁，但她还是深深爱上了这位英姿勃发、风流倜傥的青年画家。于是，在同胞兄长池龙君的主持下，张大千与池凤君便去相馆完成了合照仪式。
“春红侧坐椅上，发式整洁，面如满月，神色慽然，身着朝鲜传统服装‘则羔里’，左手扣握右手，依于大千身旁。张大千则偎坐于椅子扶手部位，左手置于膝，短发、美髯、圆脸、面部清爽、神态凛然。其身着之长袍，光洁润泽，上有团型龙凤、卷云纹图案，图案中有篆书喜字作饰。图像中重点表现的是居于中间位置的男女。从二人前来合影，相应坐姿及身体距离来看，两人关系非同寻常。再从图中的空间秩序的女前男后，男高女低，大千服饰中的喜字符号等一系列有意味的细节来分析，这无疑就是张大千诗中所说的‘异乡花草合欢图’。”（维微、刘振宇《异乡花草合欢图：张大千与韩女池春红组照》——引自青州画廊联盟）
这张照片的左下角，盖有两横排英文钢印：第一排为“DIAMONDO PHOTO”；第二排为“DAIREN”。“DIAMONDO PHOTO”的中文意为“金刚照相”，说明这组照片是在金刚照相馆拍摄的。
张大千池凤君还与兄长池龙君拍了一张三人合影。这组合照，算是这段爱情的见证。春红姑娘将照片和书信寄给了家乡的父母。
张大千很想带春红姑娘回国，满怀希望地将照片寄给母亲和两位夫人，并在信中这样说道：“……为年迈慈母选择了一位生活照料者，又为两位夫人找到了一位料理家务的帮手。”
然而，母亲的回信让他大失所望，张母认为张大千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家中已经有了一妻一妾，还有了两个孩子，怎么可能把一个外国的青楼女子接到家里来呢。
但二夫人黄凝素比母亲通情达理多了。张大千将他与春红姑娘的合影寄给二夫人黄凝素时，还附上了一首七绝，题为《与春红合影寄内子凝素》，诗曰：
黄凝素接信后尽管心中不悦，却又被春红姑娘楚楚动人的容貌和纯洁无瑕的情态深深打动，爱怜之意涌上心头，便回信同意张大千再结良缘。张大千根据黄凝素的回信，并以她的口吻又写了一首七言诗，以记此刻的心情：
触讳踌躇怕寄书，
异乡花草合欢图。
不逢薄怒还应笑，
我见犹怜况老奴。
2005年春，张大千与韩国少女池凤君合影照被发现，据照片的收藏者介绍，该组照片就是张大千寄给二夫人黄凝素的纳妾结婚照。次年，维微、刘振宇撰文《异乡花草合欢图——张大千与韩女池春红组照》，向外界披露了这组照片的详情，并将其中三帧图象较清晰、保存较完好的合照公之于众。这组照片，以摄影艺术独有的客观真实性，忠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张大千那段鲜为人知的异国情缘。图像引领我们走进历史，聆听当年金刚山一曲凄婉的恋人絮语，为我们重新认识近代画坛巨匠张大千绚丽多姿的艺术人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视觉材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张大千在浓情蜜意中不知不觉度过了四个多月的光景。转眼间春节将至，二夫人黄凝素多次来信催他回家。张大千考虑到慈母的反对，决定让春红姑娘仍留在朝鲜。他从卖画款中拿出一大笔钱给池凤君，叫她别再当伎生，用这笔钱在汉城开办一家汉药店（即中药铺）以维持生计。同时还留给春红姑娘几幅只题单款的山水画和仕女图，告诉她，万一经济拮据时，可将画卖与识主，度过难关。春红姑娘双手接过钱与画，向张大千深深鞠了一躬，此时的她已哭得泪人似的，真是生死契阔，与子成说。临别前，张大千又赠春红姑娘画册及诗《再赠春红》二首，全文如下：客舍无俚，春娘日来试几砚，意有未答，以画询之，会心处辄与哑然笑，因缀截句于画末，亦客中一段姻缘也。
一
闲舒皓腕试柔翰，
发叶抽芽取次看。
前辈风流谁可比！
金陵唯有马香兰。
二
盈盈十五最风流，
一朵如花露未收。
只恐重来春事了，
绿荫结子似福州。
第一首诗写出了在张大千眼里，如花似玉美丽多情的韩国少女池凤君，有着我国明朝的一代才女、诗人、画家马湘兰相若的风华；第二首诗则表明张大千实在不想与春红姑娘分离的原因是“只恐重来春事了”呀！在回国之前，他对春红姑娘说：“我回去之后一定会说服母亲，只要母亲同意，我一定来接你回国。”池凤君也哭诉道：“先生，不管多久，凤君永远等你！”张大千回国之后，母亲因为他在外面狎妓的事感到有辱家门，脸面无光。张大千是个孝子，不敢在母亲面前多提春红姑娘的事。在烦闷时，他只能暂时离家，寄情山水，逃避家中憋屈的生活。他曾给池凤君写过很多信，却没有收到春红姑娘一封回信。直到有一天，张大千看见自己的小儿子正在玩一张韩国邮票，这才知道，其实池凤君一直在给他写信，都被母亲拦截且全部烧掉了。因为小儿子喜欢这张花花绿绿的邮票，才让张大千偶然明白得不到春红姑娘消息的个中原由。当张大千知道池凤君在苦苦寻觅他的时候，心中的不舍、欣喜、愧疚、思念之情如翻江倒海，五味俱杂。1928年冬，张大千应日本友人江腾陶雄之请，赴东京鉴赏一批中国书画，不幸染上重感冒，住进了东京银座闹市区的京桥中岛医院。此前，他曾给池凤君去信，说东京之行后将去汉城看她。池凤君得知张大千到了东京，即用日语写了一封长信，从汉城寄给江藤陶雄转张大千。11月上旬，病榻上的张大千收到池凤君寄来的情意绵绵的书信，读后百感交集，心潮澎湃，遂假借春红姑娘口气，以她的原意，改作中国古体七言诗《春娘曲》一首，以抒发自己对春红姑娘的相思。春娘书来，凄婉欲绝，予因隐其括辞，译为长句，都十二韵，仍命之曰《春娘曲》。戊辰十一月十日书于日本东京京桥之中岛医院大千张爰并识此诗卷现藏上海陆平恕医师处，陆氏与张大千是世交。1985年，张大千研究专家包立民先生在陆医师处见到了张大千所书的《春娘曲》手卷。张大千与春红姑娘凄婉的爱情故事，也是包立民先生最先披露的。11月中下旬，张大千病愈出院后，便急急忙忙赶往汉城与春红姑娘相聚。相隔一年多，两人再见面，池凤君已经不再是柔弱可欺的艺伎了，她用张大千给她留下的钱开了一间汉药店，有了自己的事业。张大千一边鼓励池凤君好好生活，一边继续努力说服自己的母亲。然而，一直到母亲离世，张大千都没有得到母亲的允诺。而池凤君也一直待字闺中，等待张大千的到来。此后，张大千每年都要抽暇前往朝鲜与春红姑娘合欢, 但张大千又不想这样贻误了春红姑娘的终身，曾经想过让她另嫁。但池凤君一直痴心等着张大千。张大千多次给池凤君汇钱过去，池凤君也多次买了上好的朝鲜高丽参寄给张大千，书信往来不断，情意缠绵不绝。但是，对春红姑娘，张大千只有亏欠和酸楚。1934年6月，张大千到北平昆明湖避暑，思念远在异国的春红姑娘，写下一首无题绝句，诗中透露出了张大千对春红姑娘深深的眷恋之情。1935年，张大千在大风堂以春红姑娘为原型，画了一幅《天女散花》。画上的天女容貌安详娴静，活脱脱就像春红姑娘在天上飘逸，笔情墨韵跃然纸上。画成，张大千将年前所作诗句题于画卷上。每当想念春红姑娘的时候，张大千就会将这幅画拿出来，在长吁短叹中留连观览一番。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大千从日本占领下的北平逃回四川，可谓九死一生，随行之物能扔则扔，但这件《天女散花》却始终伴随着他，须臾不离，仿佛春红姑娘就在他身旁。
泼墨山水 张大千作
1937年初夏，大夫人曾庆蓉又收到了池凤君寄来的高丽参，她实在不忍心看着丈夫继续承受对春红姑娘苦苦相思的折磨，对张大千说：“自家人还是不要流落在外了。”得到发妻的首肯，张大千喜出望外，马上准备前往日本。然而，数天之后抗战爆发，当时张大千正在北平。日本人多次派汉奸游说张大千出任伪职，张大千不愿就范，只得带着家人冒险逃离。途经香港时，张大千千方百计想与池凤君联系，却再也得不到春红姑娘的音讯了。
抗战期间，张大千辗转回到家乡成都避难，想起阔别七年的春红姑娘，愁绪难解，又取出这幅以春红姑娘为蓝本的《天女散花》观览，再次勾起他的无限相思、无限怀念，遂在画的裱绫上添上一首感怀诗，表达对池凤君的眷恋之情。张大千平生所作情诗只有十来首，但他专门写给春红姑娘的就有6首，从所占情诗比例来看，就足以窥探出张大千对春红姑娘用情之深。春红姑娘的形象还屡屡出现在张大千的画中，除《天女散花》外，还有《清商怨》《红拂女》（自题为“惊才绝艳”）《美人双蝶图》《平壤女郎》等。画中人物无论是古代仕女，或是仙是佛，或是摩登小姐，其容貌形态均是以春红姑娘为蓝本。对张大千来说，与池凤君的一段恋情，已令他刻骨铭心。深爱的人不能相见，思恋之情日益浓烈。1944年10月，张大千在画作《红拂女》的题画诗中，自比传奇小说《虬髯客传》中的虬髯，把春红姑娘比作红拂女。其中有两首诗曰：
一
绝忆当年采药师，
候门投刺擅丰仪。
谁知野店晨妆罢，
能识虬髯客更奇。
二
渌江（即鸭绿江）江水清见底，
渌江女儿柔似水。
恨无侠骨有回肠，
如此江山愧欲死。
张大千恨自己只有柔肠没有侠骨，不能像剑仙侠客那样使出浑身解数，以达到自已所追求的目的；更憎恨这场罪恶的战争，致使祖国山河破碎，自己只有困居青城山，不能离蜀远游，更难见到他日夜思念的春红姑娘。此时的张大千万万没有想到，五年前，他心爱的人就已被日本占领军军官夺去了年轻的生命。1939年秋，一名日本军官到池凤君汉药店购药，发现女掌柜竟是一位貌若天仙的少妇，心生邪念，上前调戏，被池凤君正颜拒绝。色胆包天的日本军官竟恼羞成怒，欲对池凤君强行非礼，池凤君宁死不从。日本军官便拔出枪，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池凤君杀害了（坊间还有一说：池凤君对日本军官的凌辱宁死不从，愤然跳进门前的荷花池之中自尽而亡，真个是“妾心甘为阿郎死”），此时的池凤君才29岁。1946年11月，日本友人江腾陶雄，来到上海张大千的红颜知己李秋君府上拜访他，并把池凤君因拒绝日本军官凌辱而惨遭杀害的消息告诉了他。张大千闻之悲痛欲绝，一病不起。几位夫人听到春红姑娘遇难的噩耗，无不扼惋叹息，都来安慰痛彻心扉的张大千。三个多月后，悲伤过度的张大千方才从病榻上下来，强打精神约见江腾陶雄。张大千取出一只金条，请江腾陶雄转池凤君家人，以表达哀悼之意。张大千还亲书碑文一幅：“池凤君之墓 张爰敬立”，请江腾陶雄到朝鲜后，代为勒石立碑，修筑坟茔。春红姑娘走了，这一曲缠绵绯恻哀婉动人的恋人之歌，却永远回荡在张大千的心间。每当想起与春红姑娘相处的朝朝暮暮，张大千心潮难平，他遥望汉江，如今已人去楼空、物是人非，他只得把对春红姑娘的深深爱恋永远埋藏在心底。1978年11月初，张大千应韩国《东亚日报》社的邀请，率夫人徐雯波、子心一、女心声和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江兆申、副研究员袁德星等十余人飞赴汉城，参加在该市“世宗文化会馆”举行的“张大千伯邀请展”。开展之前，张大千在他作于1927年的一幅《九龙观瀑图》上特意增加了一段跋语：“此予五十年前与韩女春娘同游金刚山所作，今重游汉城，物是人亡，恍如隔世，不胜唏嘘！”表达了对春红姑娘无限的怀念。11月下旬，年逾古稀的池凤君的哥哥池龙君，偶然得知张大千在汉城举办画展，特意来到画展现场，欲向张大千致意，但在画展上未能见到张大千本人。于是，他给工作人员留下自已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后悻悻离去。张大千这次从台湾来汉城举办画展，他心中揣着一个更大的愿望，那就是要亲自去为春红姑娘扫墓祭拜，以了却他多年来的夙愿。在苦苦探寻春红姑娘家人下落之际，传来了池龙君到访的消息，真让张大千喜出望外。一日，张大千率家人前往池龙君府上拜访。一到客厅，两位老人相拥而泣。见此情景，旁观者无不凄然落泪。看到池凤君兄长及家人，张大千不禁又忆及与春红姑娘相知相爱的情景，心中悲喜交集。次日，飘飘洒洒的雪花笼罩着汉城的郊外，天公好像也被这对异国情侣凄美的爱情故事所感动，也来为春红姑娘献上一朵朵小白花。在池龙君的引导下，拄着龙头拐杖的张大千在夫人徐雯波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踏着薄雪来到池凤君的墓前。墓碑上，张大千32年前手书的碑文还依稀可见。望着墓碑，望着坟茔，张大千心潮起伏，从前的爱侣，如今已阴阳两隔，而对春红姑娘刻骨铭心的爱，将伴他走完这传奇的人生。墓台上摆放了供果，摆放了一束张大千叮嘱购买的素净的白菊花。张大千在墓前摘下东坡帽，放下龙头杖，默默站立，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他已谢顶的头上也没觉得寒冷。几分钟后，他毕恭毕敬地向池凤君的坟墓深深三鞠躬，池龙君及张大千的家人也跟着弯腰鞠躬。年逾八旬的老人，不远万里来到异国情侣的墓前，面对青冢深情祭拜，献上一瓣心香，其情其景催人泪下。2020年08月27日修改于贵州桐梓小坝村龙虎山庄
颜坤琰，籍贯重庆荣昌，汉族，1939年3月出生，大专文化；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退休前在重庆啤酒集团公司工作，曾任分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少年时代爱好文学，1980年代开始业余写作，出版酒文化专著两部：《啤酒趣话》（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93年）、《世界啤酒大典》（重庆出版社出版，2001年）。《世界啤酒大典》获2002年重庆市首届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
退休后主要从事文学家传记故事创作，先后在《人民日报·国际副刊》《人民政协报》《名人传记》《世界文化》《读者》及《红岩》文学双月刊、《文史春秋》《今日重庆》《红岩春秋》《重庆政协报》等中央及省市报刊、以及美国《侨报》发表作品百余篇。2013年12月，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血与火的年代——文学家在重庆的抗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