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朱东润:元杂剧及其时代

  (一)
  在讨论元人杂剧以前,我们应当知道: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百几十种元人杂剧之中,臧晋叔的《元曲选》占去九十四种。所以假如臧晋 叔的选本有了问题,连带地整个的元人杂剧也有问题。我们把《元曲选》 和《古今杂剧三十种》对勘;第一看到曲调字句的互异,第二就是在《元 曲选》里面我们看到整段的宾白,可是其他的本子,完全删却宾白,甚 至使得我们对于全剧不易了解。这里也许是元代流行的本子原有异同, 也许是《元曲选》曾经臧晋叔的修改,现在均不得而知。晋叔《元曲选 序》说:“或又谓主司所定题目外,止曲名及韵耳,其宾白则演剧时伶 人自为之,故多鄙俚蹈袭之语。”在《元曲选》里我们还看到许多“鄙 俚蹈袭”的宾白,而且在《桃花女》这一类的杂剧里宾白有时每段多至 一千字以外,尤其和《元曲选序》“曲白不欲多”的原则相反;这却是 未经晋叔修改的一证。总之,无论如何,我们所讨论的元杂剧,主要部 分还是以《元曲选》为根据。
  其次,谈到元杂剧里面的时事,我们应当知道,元代杂剧作家写到史事,往往和事实不合,在这里固然有一部分是无意的错误,而大部分 却是有意的歪曲。本来在元代作家中,虽然有修养有素的关汉卿、白朴 这一类人,同时也有红字李二、张国宾这一类出身倡家的作者。出身既 然不同,素养因之亦异,偶然有些史实的颠倒,原不足怪。可是大部分 却是有意的歪曲。这也有几种原因。一则作剧原与作史不同,作史自然 要追求事实的真相,作剧却不然,常常因为剧情的牵制,连带地史实也 要移转,以事实迁就剧情,这是歪曲的第一个原因。二则在元代有“诸 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元史》卷百○五《刑法志》四)一条法令, 所以元代作家谈到当时的时事,往往采取陈古刺今的方法,以避免当时 的文网。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后面的这一点。
  元杂剧所有的时代错误很多,像《东坡梦》所举子瞻兄妹三人,“弟 曰子由,妹曰子美,嫁秦少游者是也”,多半是游戏文章,原算不上什 么错误。但是像《冻苏秦》里,写着苏秦上万言长策,不遇而回,以至 唱“如今那有才学的受困穷,几时得居要路为卿相!”确把元代儒人所 受的困厄曲曲写出。《范张鸡黍》范巨伯唱“你道是文章好立身,我道 今人都为名利引,怪不着赤紧的翰林院那伙老子们钱上紧。”接着又道, “有钱的无才学,有才学的却无钱,有钱的将着金帛,干谒那官人每, 暗暗的衙门中分付了,到举场中各自去省试殿试,岂论那文才高低。” 这里要是认定作者写的是汉代范巨卿、张元伯的故事,那当然是时代错 误了,可是作者述古刺今,所写的正是元代科场之弊。还有这种止论门阀、专重结纳的风气,在科举未复之前,是杂剧作家所想不到的,所以 在元杂剧中,虽然我们常看到“一举状元及第”或“得了头名状元”的 故事,但是这种写着科场流弊的杂剧必定要到仁宗延祐二年(1315)恢复 科举以后才能产生。所以《范张鸡黍》出于元代第二期作家之手,不是 偶然的事。
  我们推求元杂剧里的时事,常常可以用这类的方法,但是却不能不 防备推求太过的流弊。《毛诗序》推论作者的时世,《西崑发微》推论 李义山的用意,何尝没有道着的地方,但是正因为他们推求太过,以至 不能取信于后代。所以推求元杂剧里的时事,我们一定要从当时人的著 作和元代的史籍求得旁证,那么我们所得的结果才有可信的根据。

  (二)
  杂剧的创始在金末元初的时代,关汉卿所作杂剧,《太和正音谱》 谓为杂剧之始。元杨维祯《宫词》说:“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 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铁崖先生古乐府》 卷之十四)正指此事,可是金末元初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自金贞祐二 年(1214)宣宗南渡至天兴三年(1234)金亡之时,共二十年中,彼时河北 一路,因为蒙古人的掳掠残杀,以及女真人和汉人的仇杀,土豪的迫害, 整个地成为人间地狱;而造成这样的人间地狱,当然蒙古人要负最大的 责任。刘因《武强尉孙君墓铭》说:
  戊申夏六月丁巳,武强尉孙君以疾卒。临卒,疏其子继贤等曰:“吾以世泽,生有四 幸,若等可勿忘。金崇庆末(1212),河朔大乱,凡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 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而吾与存焉,一幸也。其存焉者,又多转徙南北,寒饥路 隅,甚至髡钳黥灼于臧获之间者,皆是也,而吾未尝去坟墓,且获尉乡县焉,二幸也。当 其扰攘时,侵凌逼夺,无复纪序,而吾四妹一弟,俾皆以礼婚嫁,今皆成家,若与世不相 与者,三幸也。平居非强宗,世乱受凌暴,自其分尔,而吾乃为乡人所推,遂得挺身树栅,保千余家,凡族党姻戚,皆赖以安全,四幸也。”
  ——《静修先生文集》卷十七 刘因《翟节妇诗序》说:“昔全源氏之南迁也,河朔土崩,天理荡然, 人纪为之大扰,谁复维持之者!”(《静修先生文集》卷一)他还有一 首《杂诗》说:“闻昔飞狐口,奇兵入捣虚。人才九州外,天道百年余。 草木皆成骑,衣冠尽化鱼。遗民心胆破,讳说战争初。”(《静修先生 文集》卷七)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蒙古人应负的责任。《元史》 卷二百○二《邱处机传》也说在元太祖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 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 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 称道之。”
  蒙古人的残杀掳掠,第一步是在河北,到了金哀宗的时候,蒙古人 再向河南侵掠,直至金亡的时期,那时残杀的目标转移到河南。《元史》 卷一百六十三《张雄飞传》记着:“国兵屠许,惟工匠得免。”卷百五 十五《史天泽传》也说:“世祖时在藩邸,极知汉地不治,河南尤甚。” 在这个时期内,驻扎在河南的军队,有的“郡中婚嫁必先赂之,得所请 而后行,咸呼之为翁。”(《元史》卷百五十九《赵璧传》)有的简直 “杀人之夫而夺其妻。”(《元史》卷百四十六《杨惟中传》)当然在这残杀掳掠的一群中,也有依附蒙古人的汉军。 金亡以后不久,蒙古人再积极南侵,一直到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
  于是整个的中国完全陷落。在这一段时间内,当然地残杀掳掠之祸,也 逐渐向南推进。《元史》卷百七十《雷膺传》记着:“是时江南新附, 诸将市功,且利俘获,往往滥及无辜,或强籍新民以为奴隶。”卷百九 十七《羊仁传》记着羊仁一家的分散,情形尤惨。“至元初,阿珠兵南 下,仁家为所掠,父被杀,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岁卖为汴人李子安 家奴,力作二十余年。子安怜之,纵为良。仁踪迹得母于颖州蒙古军塔 海处,兄于雎州蒙古军约尼处,弟于邯郸连大家,皆为役,尚无恙。乃 遍恳亲故,贷得钞百锭,历诣诸家求赎之。经营百计,更六年乃得遂, 大小二十余口复聚居为良。”在这段时期内,屠城之祸也尽多。
  因为蒙古人的一再向南发展,残杀掳掠之祸也跟着军队的移转而向 南推进,本是史实,可是蒙古人的兵祸好像也跟着时代的推演而略见缓 和,所以像贞祐二年以后河北所受的祸害,以致“刑州旧万余户,兵兴 以来,不满数百,凋坏日甚。”(《元史》卷百五十七《刘秉忠传》) 这样的记载,以后究不多见。所以元初的兵祸,多分是河北第一,河南 第二,江南第三。当然这是约略的推计,够不上说精确。
  在金代遗民的著作里,我们看不到什么兴亡之感。刘祁《归潜志》(卷七)尝说:“天兴之变,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其事可想。元遗 山的诗里虽然也有沧桑之叹,但是想到他曾为降元的崔立立碑,还有早 年在降元的严实幕中,其后作《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称其功业,以及《癸巳寄中书耶律公书》称为萧、曹、丙、魏、房、杜、姚、宋,我们也可想见其为人了。这一类的事实,并不足奇。大致在彼时北方的汉人 眼中,女真人也是要不得,所以听到蒙古人的侵掠,多数人认为是汉人 抬头的机会,这正和北宋会女真灭辽,南宋会蒙古灭金,是一样的心理。 至于辽人既灭而女真之祸更甚于辽,金人既灭而蒙古之祸更甚于金,本 来无从逆料,总之,没有身受蒙古之祸的人却认为民族复兴之机。金人 南渡以后,“偏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见
  《归潜志》卷十二)首先引起猜嫌,同时汉人也起了铲除女真的运动。
  见于记载的,有下列几节:
  贞祐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原被兵,盗贼充斥,互为支党,众至数十万,攻下郡邑, 官军不能制。渠帅岸然以名号自居,雠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 散居,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 复噍类。至于发掘坟墓,荡弃骸骨,在所悉然。
  ——元好问《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前年京兆治中李友直私逃华州,结同知防御使冯朝、河州防御判官郝遵甫、平凉府同 知致仕杨庭秀、水洛县主簿宿徽等,团集州民,号忠义扈驾都统府,相挻为乱,杀其防御 判官完颜巴锦及城中女真人。以书约都统杨珪,为府兵所得,珪讳之,请自效,诱友直等执之,麾所招千余人,纳仗,阬诸城中。
  ——《金史》卷十四《宣宗本纪》(贞祐三年) 先是华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绝,谋举兵入援,而玉恃其军为可用,亦欲为勤王之举。┅┅ 公直一军,行有日矣,将有违约,国朝人有不从者,辄以军法从事。京兆统军使谓公直据华州反,遣都统杨珪袭取之,遂置极刑。
  ——《金史》卷一百十《韩玉传》

  在这几节里,“种人”、“国朝人”即指女真,李公直当即李友直,《韩 玉传》中所谓“将有违约”者,也许是指公直铲除女真的计划。他的企 图是显然地失败了,可是代表了当时北方汉人的欲望,所以金代遗民的 著作里谈不到什么兴亡之感,在元人杂剧里也不多见。”
  在南宋灭亡以后,情形完全两样了,不但在南宋遗民的诗文词里面 都看到兴亡之感,就是在他们的散曲里面,也留着不少的痕迹。举赵文 宝的几首曲于次:
  小窗开水月交光,诗酒坛台,莺燕排场,歌扇唤风,梨云飘雪,粉黛生香。红袖台已 更旧邦,白头民犹说新堂,花妒幽芳,人换宫妆,惟有湖山,不管兴亡!
  〔折桂令〕(《湖山堂》) 来时春社,归时秋社,年年来去搬寒热。语喃喃,忙怯怯,春风堂上寻王谢,苍陌鸟衣夕照斜。兴,多见些;亡,都尽说。
  〔山坡羊〕(《燕子》)
  ——以上《乐府群玉》 文宝这两首曲是赋,意犹易见,曹明善的曲则是比兴,更将沧桑之感完 全写尽,举二则于次。
  长门柳丝千万结,风起花如雪,离别复离别,攀折更攀折,苦无多旧时枝叶也。 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树,行人折嫩条,燕子衔轻絮,都不由凤城春作主。
  〔清江引〕(《失题》)见《乐府群玉》 但是在元人杂剧里面,看不到什么南宋人的兴亡之感。这却另有一种解 释。杂剧本来是北方的产物,所以第一期的作家完全是北方人,也可算 是金的遗民;待到后来杂剧在杭州盛行的时候,时代恰在至顺元年(1330) 前后——据钟嗣成《录鬼簿》——上去宋亡(1279)之日,为时已久,不 独“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而且多数作者生于宋亡之后, 自然也无从谈到什么兴亡之感了。可是像无名氏《谢金吾》、《昊天塔》 两剧之言杨家故事,尤其像《谢金吾》第四折清江引,“谢得当今圣明 主,不受奸臣误,把清风楼重建一层来,着杨六郎元镇三关去,直把宋 江山扶持到万万古!”在这里我们隐约看到对于南宋的追思,纵使我们 不能肯定地这样说。
  在这样的一个兵马荒乱的时代,产生了元杂剧。还有,在整个的元代,我们处处看到异民族对于汉人的迫害。本来自从五代以来,直到元 代,中国的北部逐渐地堕入异民族的掌握之中,契丹人败了,来了女真 人,女真人败了,又来了蒙古人。可是就是在元代,契丹人和女真人的 迫害还在。《元史》卷百九十九《张特立传》记特立“改宣德州司候, 州多金国戚,号难治,特立至官俱往谒之,有五将军率家奴劫民群羊。” 这还可说是金泰和年间事。又卷百五十三《刘敏传》记:“初耶律楚材 总裁都邑,契丹人居多,其徒往往中夜挟弓矢,掠民财,官不能禁,敏 戮其渠魁,令诸市。”这是元代契丹人的迫害了。
  蒙古入统中国以后,始终是把中国人看做被征服民族:最初还曾经 计划过来一下整个民族的大屠杀。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 朝文类》卷五十七)记着,“自太祖西征之后,苍廪府库,无斗粟尺帛, 而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 为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 耳,何名无用哉!’因奏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用,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上曰:'诚如卿言,则国用有余矣,卿 试为之。’”这是元太宗时候的事。当时蒙古人预备用吃鹅肉的计划, 耶律楚材却告诉他们吃鹅蛋的办法,总算汉人藉此苟延残喘,但是汉人 的生命仍旧是受着不断的危害。就是当时的汉军——在蒙古人指挥下的 军队——也曾于甲戌年(1214)在牛栏山受着蒙古人的屠杀。(见《元史》 卷百五十一《石抹孛迭儿传》)鼎鼎有名的汉奸董文用也说着“我汉人, 生死不足计。”(至元元年—1264—事。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及《元史·董文用传》)直到顺帝至元三年 (1337)还有巴延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事。(《元史》卷 三十九《顺帝本纪》)总之,在整个的元代,蒙古人始终是以被征服民 族待遇汉人,始终是在计划着大屠杀。就是在容许着汉人存在的时候, 也是时时禁止持兵器、田猎、养马、学武艺。在《元史·世祖本纪》里, 就可以看见以下各次的禁令。
  申严汉人军器之禁。(至元十九年二月) 分汉地及江南所拘弓箭兵器为三等,下者毁之,中等赐近居蒙古人,上等贮库。(至
  元二十二年五月) 己亥敕中外,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藏刃者,悉输于官。(至元二十三年二月) 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同年六月) 戊午禁江南民挟弓矢,犯者籍而为兵。(至元二十六年四月) 申汉人田猎之禁。(至元二十七年九月) 申严江南兵器之禁。(至元三十年二月)
  此后申严汉人兵器田猎之禁,《元史》里常常可以看到。英宗至治二年 (1322)正月甲戌禁汉人习武艺也有明令。《元史》卷百○五《刑法志》 还载着:
  诸汉人持兵器者禁之,汉人为军者不禁。诸民间有藏铁尺铁骨朵及含刀铁柱杖者,禁之。
  诸弃本逐末习用角牴之戏,学攻刺之术者,师弟子并杖七十七。
  《刑法志》还载着藏甲、藏零散甲片、藏枪若刀或弩、藏弓箭之罪。这 样一来,民间的武器禁尽了,再加以铁法的规定,“无引私贩者比私盐 减一等,杖六十七,铁没官。”武器的来源也断绝。还有“江南铁货及 生熟铁器,不得于淮汉以北贩卖,违者以私铁论。”(皆见《刑法志》) 在淮汉以北,不论生熟铁器,有引与否,一切不得贩卖,于是在大都附 近数千里之内,成为绝对的安全地带。我们也许认蒙古人为文化较低的 民族,但是他们防制汉人的计划,不能不算周密了。
  《世祖本纪》(《元史》卷十三)记着至元二十二年(1284)“定拟 官军格例,以河西、回回、辉和尔,依各官品充万户府达噜噶齐,同蒙 古人。女真、契丹同汉人。若女真、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 人;女真生长汉地,同汉人。”本来达噜噶齐是止有蒙古人做的,经过 这样的规定,凡是不通汉语的都做得,通汉语的都做不得。到顺帝至元 二年(1334)“禁汉人南人不得习蒙古色目文字”,(见《元史》卷三十 九《顺帝本纪》)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蒙古人是怎样地根据语言文 字的差异,永远地加深了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间的裂痕。
  从种种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奇渥温氏一朝怎样地统治中国。在这里不是以一姓统治万民,而是以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在胜利的时候, 他们是加紧地掳掠、屠杀,直到失败的时候,他们退出长城,度原来的 游牧生活。他们不了解中国,也不希望中国的了解;他们不接受中国文 化,也不希望中国接受他们的文化。在中国历史里,元代可以算是黑暗 时期中最黑暗的一幕。
  但是在这段最黑暗的时期中,全部的元人杂剧出来了,在中国文学 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光辉,除了李直夫(即薄察李五,所作今存《虎头牌》 一种)系女真人外,其余全是汉人,他们的努力值得后人无穷的钦慕。 可是假如我们认为元代杂剧是因为元人与西方交通,才能发达,固然是 与史实不合;万一认为是因为元代国势大盛,才能有这样伟大的戏剧, 也与事实违反。在元人杂剧里,我们所看到的,是被征服民族的血泪。 有些是由痛苦而感到麻木,由麻木而产生颓废,由颓废而追求享乐,享 乐是享乐了,可是在欢愉的眼角里仍萦着悲惨的泪颗;但是有些毕竟是 痛苦,是呼号,是在无可希冀之中想望解放的方法。

  (三)
  蒙古人向中原进攻,遇到了抵抗后,就来一次大屠杀;要是遇不到 抵抗,那么就是掳掠。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说着,“国初方 事进取,所降下者因以与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这是贞祐之初 到金亡时候的事。当时所掳的奴隶,据宋子贞说:“时诸王大臣及诸将 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实在是一个可惊的数子。 子贞又说:“时河南初破,被俘虏者不可胜计,及闻大军北还,逃去者 十八九。有诏停留逃民及资给饮食者,皆死无问,城郭保社,一家犯禁, 余并连坐。由是百姓惶骇,虽父子弟兄,一经俘虏,不敢正视。逃民无 所得食,踣死道路者,踵相接也。”明诏保障掳掠者的权利,在中国史 上真是稀有了。元遗山《续小娘歌》,(《遗山先生文集》卷六)“山 无洞穴水无船,单骑驱人动数千,直使今年留得在,更教何处度明年。” “太平婚嫁不离乡,楚楚儿郎小小娘,三百年来涵养出,却将沙漠换牛 羊!”又《癸巳(1233)五月三日北渡》,(《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二) “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 头!”“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蛇,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 烟却数家!”这是金亡时候掳掠的记载。
  到蒙古人灭南宋的时候,除了从事残杀掳掠的军队,还有随军的专门杀掠的人。世祖二十二年八月“御史台言:无籍之军,愿从事杀掠者, 初假之以张渡江兵威;今各持弓矢,剽劫平民,若不分隶各翼,恐生他 变。”(《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这是宋亡时候掳掠的记载。
  关汉卿的杂剧《拜月亭》写着在蒙古军队攻下河北以后的一段离合 姻缘。第一折〔点绛唇〕:“锦绣华夷,忽从西北天兵起。”〔混江龙〕: “许来大中都城内,各家烦恼各家知。”把当时的祸源指明,其后〔金 盏儿〕:“哥哥道做军中男女若相随,有儿夫的不掳掠,无家长的落便 宜。”将掳掠妇女的情形约略写一写。无名氏《冯玉兰》更写着当时的 军官如何杀死男人,掳掠妇女。
  杨显之《酷寒亭》第三折店小二的自白,把他生活的经过,完全记 着。

  小人江西人氏,姓张名保,因为兵马嚷乱,遭驱被掳,来到回回马合麻沙宣差衙里。 往常时在侍长行,为奴作婢。他家里吃的是大蒜、臭韭、水答饼、秃秃茶食;我那里吃的! 我江南吃的都是海鲜,曾有四句诗道来;〔诗云〕:江南景致实堪夸,煎肉豆腐炒东瓜, 一领布衫二丈五,桶子头巾三尺八。他屋里一个头领,骂我蛮子前,蛮子后。我也有一爷 二娘、三兄四弟、五子六孙,偏你是爷生娘长,我是石头缝里迸出来的!谢俺那侍长见我 生受多年,与了我一张从良文书。本待回乡,又无盘缠,如今在这郑州城外,开着一个小 酒店儿,招接往来客人。昨日有个官人,买了我酒吃,不还酒钱,我赶上扯住道,还我酒 钱来。他道:你是什么人?我道:也不是回回人,也不是达达人,也不是汉儿人,我说与 你听者,〔唱〕我是个从良自在人。
  元代蓄奴的风气很盛,张国宾《合欢衫》楔子,侯兴说:“老爹, 你也好与我一纸从良的文书了。”石子章《石坞听琴》楔子,郑彩鸾对 都管说:“为你年纪高大,与你这纸从良的文书。”无名氏《来生债》 第二折卜儿说:“但是家中人都与他从良文书。”在这些地方,我们都 看到蓄奴的风气。奴隶的来源,除了由世奴孳长以外,多数是由于征讨 所得,但是也有占降民为奴,和籍新民为奴者。(见《元史》卷十二《世 祖本纪》及卷百七十《王利用传》)这些奴婢到手以后,有留为自用的, 有到手转卖的;甚至有卖良家子女为娼(《元史》卷十《世祖本纪》), 或取人子女为奴妾者。(见《元史》卷百五十三《贾居贞传》)《元史》 卷百五十六说:“将校素无俸给,连年用兵,至有身为大校,出无马乘 者。”当时掳掠的风气也许是这种无给制度的结果。

  (四)
  蒙古人入主中国以后,蒙古军队到处驻防,姚燧《千户所厅壁记》 说:“我元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以故万夫千夫百夫之长,无廨城邑 者。”(《牧庵集》卷六)宋本《绩溪县尹张公旧政记》说:“万夫长、 千夫长、百夫长,恃世守,陵轹有司,欺细民,细民畏之过守令,其卒 群聚为虐。”(《国朝文类》卷三十一)在这种情形之下,产生了无恶 不作的“衙内”和“权豪势要之家”,——皆指当时蒙古军官。另有《说 衙内》一篇考之,今不赘。
  关汉卿《鲁齐郎》就写着这样的一个,楔子鲁齐郎引张龙上,诗云:
  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没双,街市小民闻吾怕,则吾是权豪势要鲁齐郎。小官 鲁齐郎是也,谢圣恩可怜,除授今职。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但行处引的是花腿 闲汉,弹弓黏竿,■儿小鹞,每日价飞鹰走犬,街市闲行。
  鲁齐郎抢了银匠李四的妻子,李四到郑州请六案都孔目张珪与他做主, 张珪掩口道:“哎哟,諕杀我也!早是在我这里,若在别处,性命也送 了你的。我与你些盘缠,你回许州去罢,这言语你再也休题。”接着唱: “被论人有势权,原告人无门下,你便不良会可跳塔轮■,那一个官司 敢把勾头押,题起他名儿也怕!”
  张珪算是不抵抗主义者,接着鲁齐郎教他把妻子献上,张珪只得照 办。他的妻子道:“你在这郑州做六案都孔目,谁人不让你一分,那厮 甚么官职,你这等怕他,连老婆也保不的!你何不拣个大衙门告他去?” 张珪道:“你轻说些,倘或被他听见,不断送了我也。〔唱〕他他他嫌 官小不为,嫌马瘦不骑,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云〕他便 要我张珪的头,不怕我不就送去与他。如今只要你做个夫人,也还算是好的。”后来鲁齐郎问他:“张珪,你敢有些烦恼,心中舍不的么?” 张珪回道:“张珪不敢烦恼。”
  武汉臣《生金阁》所写的庞衙内也是一例,第一折庞衙内领侍从上, 诗云:
  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闻着名儿脑也疼,只我有权有势庞衙内。小官姓 庞名勋,官封衙内之职。我是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我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 打死人不偿命,若打死一个人,如同捏杀一个苍蝇相似。
  郭成在酒店里,看见庞衙内,献上生金阁儿,要想做官,衙内连郭成的 浑家也要,对他说:“你的浑家与我做个夫人,我替你另娶一个,你意 下如何?”郭成不肯,唱道:“他他他从头儿说事故,就就就諕的我麻 又酥,道道道别求个女艳姝,待待待打换我这丑媳妇,我我我这面不搽 头不梳,那那那有甚的中意处。”庞衙内发了怒,一面把郭成的浑家扶 到后堂,一面拿大铁锁把郭成锁到马房里去。郭成的妻子对嬷嬷说:“我 待要寻一个大大的衙门告他去哩。”嬷嬷唱道:“你待要叫屈声冤,姐 姐也,谁敢便收词接状?”最后嬷嬷是被丢在八角琉璃井里,郭成是被 铜■■了头。
  元人杂剧所写的“衙内”和“权豪势要之家”,为数不少,现在不 必多举,他们所以这样地横行,第一就是打死人不偿命。《元史》卷百○五《刑法志》说:“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这里给了蒙古人以法律上的保障,还有当时驻防各地的 军队“兵若民异属┅┅其卒群聚为虐,或讼之有司,举令甲召其偏裨共 弊(原文),则诺而不至,事率中寝,民苦无可奈何。”(见宋本《绩 溪县尹张公旧政记》)蒙古人杀了人,根本就不必偿命,再加一般官吏, 因为“兵若民异属”的缘故,也就没有制裁他们的法权,所以在《鲁齐 郎》、《生金阁》里,一则说“那一个官司敢把勾头押”,一则说“谁 敢便收词接状”。
  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所写的事更妙。白衙内拐了孙孔目的妻子,第三折上场道:“小子白衙内,平生好依翠,拐了郭念儿,一日七个醉。 自家白衙内的便是,自从我拐了那郭念儿来,我则怕那孙孔目来告状, 因此上我借这大衙门坐三日,他若来告状,我自有主意。”后来果然孙 孔目来告状,白衙内道:“如何,我道他来告状么,如今把这厮下在死 囚牢里,我直牢死他。”这类借坐衙门的事,好像有些儿戏,但是在元 代是尽有的。《元史》卷百六十《王磐传》记着西域大贾“恃势干官府, 直来坐厅事,指挥自若。”卷百四十三《策丹传》说:“时有以驸马为 江浙行省丞相者,其宦竖恃公主势,坐杭州达噜噶齐位,令有司强买民 间物,不从辄殴之。”这都是借坐衙门的故事,在商贾和宦竖都可以借 坐衙门的时候,那么白衙内“官拜衙内之职”,(《双献功》楔子)当 然有这样的权利。
  元代汉人受着蒙古军官的压迫,真是到了走头无路的境地,杂剧作 家却指示了他们两条出路,以后再说。

  (五)
  在蒙古人的武力压迫以外,同时来了经济侵略,这样一边杀掠,一 边榨取,汉人真走上了绝路。经济侵略多分是西方民族所做的事,蒙古人打到亚西,打到欧洲,带回来的就是这一批放高利贷的西方民族,在 当时的记载里称为羊羔利。元遗山《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遗 山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说:“军兴以来,贾人出子钱致求赢余,岁有 倍称之积,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至十年则累 而千。调度之来,急于星火,必借贷以输之,债家执券日夕取偿,至于 卖田业,鬻妻子,有不能给者。”遗山没有把贾人的来路指明。王磐《中 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说:“兵火之余,民间生理贫弱,往往从西北贾 人借贷,周岁辄出倍息,谓之羊羔利。稍积数年,则鬻妻卖子,不能尽 偿。”(《国朝文类》卷五十八)《元史·王磐传》记者王磐为真定顺 德路宣慰使的时候,“郡有西域大贾,称贷取息,有不时偿者,辄置狱 于家,拘系搒掠其人。且恃势于官府,直来坐厅事,指挥自若。磐大怒, 叱左右捽下,箠之数十。时府治寓城上,即挤诸城下,几死,郡人称快。” 在这里证明了放羊羔利的是西域人,其为当时众怨所归,也可以看到。
  但是王磐这样的官员太少了,多数的是和放高利贷的大贾勾结,甚 至代人民向他们借债,随即代他们向人民索偿。《元史》卷百九十一《吴 澄传》说:“岁乙未,籍民户,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赋,逃窜殆尽, 官为称贷,积息数倍,民无以偿。澄人观,因中书耶律楚材,面陈其害。”
  《耶律楚材传》(《元史》卷百四十六)也说:“先是州郡长吏,多借贾人银以偿官,息累数倍,曰羊羔儿利。至奴其妻子,犹不足偿。楚材 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为定制。”《楚材传》所说的,多分和《吴澄传》 所说的是一件事,所谓“奴其妻子”,应指奴民之妻子而言。假使是以 官之妻子为奴犹不足偿,那么西域贾人的威势更可怕了。
  在元人杂剧内,关于高利贷的事,关汉卿《救风尘》第一折,“干家的乾落得淘闲气,买虚的看取些羊羔利”,提出羊羔利的名称。关作《窦娥冤》楔子蔡婆道:“这里一个窦秀才,从去年问我借了二十两银 子,如今本利该银四十两。”无名氏《鸳鸯被》第一折刘员外云:“自 从李府尹借了我十个银子,今经一年光景,不见回来,算本利该二十个 银子还我。”无名氏《来生债》楔子庞居士云:“我有一故友,乃是李 孝先,往年问我借了两个银子,出外做买卖去,本利该还四个了。”还 有郑廷玉《看钱奴》第二折周荣祖骂贾仁道:“我骂你个勒掯穷民贾员 外,或是有人家典段疋,或是有人家当镮■,你则待加一倍放解。”在 这许多场所,我们看到羊羔利是怎样地到处流行着。
  鬻妻卖子的事,在元杂剧里也留下阴影来。《窦娥冤》窦秀才向蔡婆借钱,无法偿还,蔡婆就要他的女儿做儿媳妇,窦秀才道:“谁想蔡 婆常常着人来说,要小生女孩儿做他儿媳妇,况如今春榜动,选场开, 正待上朝取应,又苦盘缠缺少,小生出于无奈,只得将女孩儿端云送与 蔡婆婆做儿媳妇去。〔做叹科云〕嗨!这个那里是做媳妇,分明是卖与 他一般,就准了他那先借的四十两银子,分外但得些少东西,勾小生应 举之费,便也过望了。”《鸳鸯被》写着李府尹罢任以后,托道姑向刘 员外借钱,刘员外听说府尹有一个小姐,就说:“既是这等,我借与他 十个银子,着他立一纸文书,你就做保人,着他那个小姐也画个字,久 后好还我债。”一年以后,府尹未回,债亦未偿,刘员外对道姑说:“你 如今问他那小姐讨那银子去,有便还我,若无呀,这里也无人,我虽然 叫做员外,这等年纪,还没浑家,他若肯与我做个浑家,一本一利都不要他还。” 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威胁,因为当时的官吏对于债权者的拥护而益见横暴,在元杂剧也有实证。《来生债》楔子李孝先向庞居士借了两个 银子,本利伤折,无钱还他,上场道:“小生前者往县衙门首经过,见 衙门里面绷扒吊拷追征十数余人,小生向前问其缘故,那公吏人道,是 欠少那财主钱物的人,无的还他,因此上拷打追征。小生听罢,似我无 钱还庞居士,若告将下来,我那里受的这苦楚。小生得了这一口惊气, 遂忧而生疾,一卧不起。”这一类吊拷追征的事,在元代一面维持“官 为称贷”的信用,一面拥护西域大贾的利息,当然是应有尽有。《陈州 粜米》第三折包待制唱:“俺俺俺宋朝中大小官员,他他他胜与你财主 每追征了些利钱,您您您怎知道穷百姓苦恹恹叫屈声冤。”在这里完全 写的元代事实,“宋朝”两字,祗是一种掩护。

  (六)
  在异民族统治之下,经过了重重叠叠的武力压迫和经济侵略,这一 个时期中,当然谈不上吏治,而元代吏治之坏也确为二十四史中所仅见。 所以造成这样的状况,其直接的原因也有几个。
  第一,元代郡邑正官完全是蒙古人或色目人。《元史》卷六《世祖本纪》至元二年二月(1265)“甲子以蒙古人充各路达噜噶齐,汉人充总 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其后至元五年三月(1268)“罢诸路女 真、契丹、汉人为达噜噶齐者,回回、奈曼、唐古人仍旧。”大德八年 (1304)三月“诏诸王驸马所分郡邑达噜噶齐惟用蒙古人,三年依例迁代, 其汉人、女真、契丹名为蒙古者,皆罢之。”(见《元史》卷二十一《成 宗本纪》)在蒙古人不了解中国文化,也不接受中国文化,用为郡邑正 官,其治绩已可想见;至于当时尚有汉人冒充蒙古者,其人品更可见了。 第二,元初军官是无给职,同时州县官吏也是无给职,《元史》卷 百六十八《陈祜传》说:“中统元年(1260)真除祜为总管,时州县官以 未给俸,多贪暴,祜独以清慎见称。”同卷《陈天祥传》说:“时州县 未有俸给,天祥从便规措而月给之,以止其贪,民用勿扰。”这是至元 十三年(1276)以后的事。陈祜、陈天祥是偶然的例证,止可作为例外, 我们所见到的,是自从元人入居中国,一直到至元十三年或以后,州县 官是无俸给的。军官没有俸给,其必然的结果是掳掠;州县官没有俸给,其必然的结果是贪污:这都是当时政治制度的产物。
  第三,元代尝以郡邑为养贫之地。《元史》卷百八十五《盖苗传》 记着,大臣“又欲宿卫士悉出为郡长官,俾以养贫。苗议曰:'郡长所 以牧民,岂养贫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赐之钱可也。若任郡寄,必择 贤才而后可。’”这是顺帝后至元六年(1340)以后的事。
  还有,元代官长的出身的问题。在元代,因为科举制的中断和国子 学的不振,所以由士人进身的官员特少,而由胥吏进身的特多。本来这 种趋势,在金代已经显然,元遗山《雷希颜墓铭》(《遗山先生文集》 卷二十一)曾说到金名士高廷玉献臣道:“卫绍王时,公卿大臣多言献 臣可任大事者,绍王方重吏员,轻进士,至谓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出 身不正耳。”宣宗南渡,高琪为相,大恶进士,更用胥吏,又使由郡转 部,由部转台省,不三五年皆得要职,士大夫反畏避其锋。刘祁叹为亡国之政。(见《归潜志》卷七)《元史》卷百六十三《张德辉传》也说, 元世祖时“或曰:'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臣未 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 大事,又不使与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 儒者何与焉!’”这种重用吏胥的趋向,到元代遂成为一面倒的情势。
  元《经世大典序录·治典》说:“国朝入官之制,自吏业进者为多, 卿相守令,于此焉出,故补吏之法尤为详密。”(见《国朝文类》卷四 十)姚燧《送李茂卿序》也说:“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 一由吏。由宿卫者出中禁,中书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则校官, 及品者提举教授,出中书;未及者则正录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 半。由吏者省台院中外庶司郡县十九有半焉。”(《牧庵集》卷四)仁 宗延祐二年,复行科举,但是由士人进身的仍旧很少,甚至较科举未复 以前的情形还要坏。《元史》卷百八十五《林镛传》说:“泰定四年(1327) 转国子博士,俄拜监察御史,当时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位显 要者常十之九。”这些都是元代重用胥吏的情势。
  固然我们无从证实由士人进身的一定会比由胥吏进身的较好,而且 从孙仲章《勘头巾》、孟汉卿《魔合罗》两本杂剧,以及虞集《王诚之 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十九)我们也知道胥吏中间也确有智量 过人、关心民瘼的人,但是究竟胥吏进身的较之士人进身的差得多了。 他们的素养,完全两样。士人里面人品尽管不齐,但是诗书读多了,忧 国忧民的思想,多少总会渗入他的潜意识里,成为人生观的一部分。胥 吏的濡染可就太坏了,成年累月的“手执哭丧棒,囊揣滴泪钱”,这确 是人格上的最大的创伤。
  这一切的原因造成了元代的吏治。
  元杂剧对于当时滥官污吏常常有刻毒的讽刺。王仲文《不认尸》第 三折孤上诗云:“我做官人只爱钞,再不问他原被告,上司若还刷卷来, 厅上打得狗也叫。”孟汉卿《魔合罗》第二折孤上诗云:“我做官人单 爱钞,不问原被都只要,若是上司来刷卷,厅上打的鸡儿叫。”李行道《灰栏记》第二折郑州太守苏顺上诗云:“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司便了。”李行道《还牢末》楔子孤上诗云:“做官都说要清 名,偏我要钱不要清,纵有清名没钱使,依旧连官做不成。”更深刻的 写法,如关汉卿《窦娥冤》第二折写着楚州太守桃杌看见张驴儿跪下, 也就跪下,祗候道:“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太守道:“你 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魔合罗》里也有这样的科 诨。我们不必管他是不是钞袭,但这种科诨的流行,反映着无给制度之 下的州县官的生活。
  当时的人民对于官吏的咒诅,也反映在杂剧里。《不认尸》第三折 李氏唱道:“你要我数说您大小诸官府,一刬的木笏司糊涂,并无聪明 正直的心腹,尽都是那绷扒吊拷的招伏,把囚人百般拴住,打的来登时 命卒,哎哟!这便是您做下的个死工夫。”无名氏《陈州粜米》第一折 张撇古唱道:“做官的要了钱便糊突,不要钱方清正,多似你这贪污的 枉把皇家禄请。”在这里,看到当时人民对于官府的认识。当我们读到 马致远《陈抟高卧》第四折郑恩的自白,“平生泼赖曾为盗,一运峥嵘 却做官”,我们不禁猜疑这是马致远对于元代官吏的讽刺。

  因为当时郡邑正官的不了解和昏聩,所以实权便渐渐的从州县官的 手里转到胥吏。在这里有孔目,有令史,令史又称为外郎。无名氏《神 奴儿》第三折曾经诙谐地道:“天生清干又廉能,萧何律令不曾精,才 听上司来刷卷,登时諕的肚中疼。自家姓宋名了人,表字赃皮,在这衙 门里做着个令史。你道怎么唤做令史?只因官人要钱,得百姓们的使, 外郎要钱,得官人的使,因此唤做令史。”接着县官着人请外郎,外郎 云:“料着是告状的,又断不下来,唤我呢,我见相公去。”县官见了 外郎,跪下道:“外郎,我无事也不来请你,有告人命事的,我断不下 来,请你来替我断一断。”在《不认尸》里也有同类的记载。《灰栏记》 第二折写得更奇,郑州太守苏顺,将判断官司的事,全交给赵令史、却 自叹自慰道:“这一桩虽则问成了,我想起来,我是官人,倒不由我断, 要打要放都凭赵令史做起,我是个傻厮那!〔诗云〕今后断事我不嗔, 也不管他原告事虚真,答杖徒流凭你问,只要得的钱财做两分分。”但 是纵使一切威权都交给令史,最后的责任仍是官长的,所以赵令史舞弊 事发,一待追问,却说:“哎哟!小的做个吏典,是衙门里人,岂不知 法度,都是州官原叫做苏模棱,他手里问成的,小的无过是大拇指头挠 痒,随上随下,取的一纸供状,便有些什么违错,也不干吏典之事。”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民的生活就可想见了。
  元世祖至元初,马祖常建白一十五事,曾经说起:“亲民之官,守令为急,然守令者缘系朝廷迁除之人,才或不良,心亦知惧,而行省所 差府州司县提控案牍,都吏目典史之徒,往往恃其名役之细微,纵其奸 猾,舞文弄法,操恃官长,倾诈庶民。盖此徒出自贴书小吏,数十年间, 转充是役。卑职顷居田亩,尝闻此等言曰,“我辈身无品级,子无荫叙。” 原此初心,谓之无赖,而令窃弄府州司县之权,剥刻单弱以肥其孥,良 可悯叹。”(《国朝文类》卷十五)此处可以看到胥吏的无赖,而元代 由吏致位显要者常十之九,那么,元代吏治之坏,不为无因了。
  在官长昏聩之下,吏权日重,所以在《不认尸》里令史自夸道:“我这枝笔比刀子还快呢。”又道:“我这管笔着人死便死。”那时“全凭 着这令史口内词因,葫芦提取下招伏。”(《不认尸》第四折)因为吏 员权重,生死在握,所以引起一般人民的怨毒。李致远《还牢末》第四 折正末对赵令史唱道:“想着你黑的是心,白的是财,只要图人性命将 人害。且看鬼门关上谁先到,枉死城中那个该,毕竟是行短的天教败, 少不得将你心肝百叶做七事家分开。”无名氏《货郎旦》第三折张三姑 唱:“可知道今世里令史每都挝钞,和这古庙里泥神也爱钱”,更是意 外的调侃。
  元杂剧里写胥吏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岳伯川《铁拐李》写得淋漓尽 致。铁拐李原名岳寿,为郑州都孔目。他的兄弟张千夸道:“你不知道 俺哥哥的名儿。若说起来,谑你八跌,他是岳寿,见做着大案都孔目, 谁不怕他?有个外名儿叫做大鹏金翅雕。俺这郑州奉宁郡,但除将一个 清官来,俺哥哥着他坐一年便一年,着他坐二年便二年,若不要他坐呀, 只一雕就雕的去了。俺哥哥是大鹏金翅雕雕那正官,俺是个小雕儿,雕 那佐二。”(第一折)第二折岳寿临死叹道:“他那擎天柱官人每得权, 俺拖地胆曹司又爱钱。你须知我六案间峥嵘了这几年,也曾在饥喉中夺 饭吃,冻尸上剥衣穿,便早死呵不敢怨天!”岳寿死后,魂游地府,阎王烧起九鼎油镬,放上一文金钱,教岳寿自取,岳寿唱道:“火坑里消 息我敢踏,油锅内钱财我敢拿,则为我能跳塔,快轮■,今日向阴司折 罚。”(楔子)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深刻的讽刺。后来岳寿夺小李 屠胎还魂,瘸着一条腿,自叹道:“我想当初做吏人时,扭曲作直,瞒 心昧己,害众成家,往日罪过,今日折罚,都是那一管笔。〔唱〕则我 那一管笔扭曲直,一片心瞒天地,一家儿享富贵,一辈儿无差役。┅┅ 俺只道一世里吃不尽那东西,谁承望半路里脚残疾!┅┅为甚我今日身 不正,则为我往常心不直,和那鬼魂灵不能勾两脚踏实地。至如省里、 部里、台里、院里,咱只说府里、州里,他官人每一个个要为国不为家, 怎知道也似我说的行不的。”(第三折)这里是胥吏的忏悔,连带地是 对于一般官员的讽刺。

  (七)
  元代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之说,在谢枋得、郑思肖的文章里, 也曾有同样的记载。但是在元代典章里,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也许 是宋代遗民的宣传。儒就是读书人,也是知识分子,向来是享有特殊地 位的,可是蒙古人一来,特殊地位发生动摇,当然会引起剧烈的反感。
  在蒙古人初入中国的时候,此较有特殊地位的是工匠;读书人和一般人民享受着同样的命运,不是被杀,就是被掳。刘因《武遂杨翁遗事》 曾说:“保州屠城,惟匠者免。予(杨翁)冒入匠中,如予者亦甚众。 或欲精择能否,其一人默语之曰:'能挟锯亦匠也。’拔人于生,挤人 于死,惟所择,事遂已,而凡冒入匠中者皆赖以生,当时恨不知其人之 姓名。”(《静修先生文集》卷二十一)《元史》卷百六十三《张雄飞 传》也说:“国兵屠许,惟工匠得免。有田姓者,琮故吏也,自称能为 弓,且诈以雄飞及李氏为家人,由是获全。”总之,在元初,工匠占着 特殊地位,当然的这是因为工艺对于军事上有直接价值的缘故。
  因为工匠取得地位的缘故,所以知识阶级的出路,除了冒充工匠苟全性命以外,就是以工匠比附。《元史·耶律楚材传》说:“夏人禅巴 沁以善造弓见知于帝,因每自矜曰:'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 楚材曰:'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这是 知识阶级抬头的一幕。但是到了元人破汴梁的时候,蒙古人掳掠士人如 故,元遗山《癸巳岁寄中书耶律相公书》说:“百年以来,教育讲习非 不至,而其所成就者无几,丧乱以来,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难,成 之又难,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饿,造物者挈而授之维新之朝,其亦 有意乎,无意乎?诚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 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无甚大费, 然施之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九)其后 四年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 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见《元 史·耶律楚材传》。士人的地位逐渐的引起蒙古人的注意,这是元太宗 时候的事。
  但是直到宪宗(1251—1259)时候,儒者的地位还是很低,所以宪宗 问高智耀道:“儒家何如巫医?”(见《元史》卷一百二十五《高智耀 传》)中间在壬子年(1252)世祖尚在藩邸的时候,张德辉“与元裕北观,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 有司遵行。”(见《元史》卷百六十三《张德辉传》)这种摇尾乞怜的 情形,真是可悯,但是世祖渡江的时候,儒生所受的掳掠仍与前无异。
  《高智耀传》说:“时淮、蜀士遭俘虏者皆没为奴,智耀奏言以儒为驱, 古无有也。陛下方以古道为治,宜行之以风厉天下。”《廉希宪传》(《元 史》卷百二十六)也说:“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宪入籍府库,希宪引 儒生百余拜伏军门,因言今王师渡江,凡军中俘获士人,宜官购遣还以 广异恩。”从这许多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在元人灭金灭宋的时期,士人 是度着怎样悲惨的命运。
  干戈稍定以后,本来是士人抬头的日子了,可是一则台省院部郡邑 正官完全是蒙古人的世界,二则补官之法,十分之九都是胥吏出身,士 人还是处在不利的地位。在文学上所表现的情绪是兀傲、嗟叹以及对于 一般官吏的咒诅。先举元人散曲数则于次:
  担挑山头月,斧磨石上苔,且做樵夫隐去来。柴,买臣安在哉?空岩外,老了栋梁材。 夜来西风动,九天鹏鹗飞,困杀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未知?登楼意,恨无天上梯。 马致远《金字经》(《东篱乐府》) 忘忧草,含笑花,劝君闻早冠宜挂。那里也能言陆贾,那里也良谋子牙,那里也豪气张华,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樵话。
  白仁甫《庆东原》(《阳春白雪》前三) 杀三士,因二桃,不如五柳庄前傲。文魔贾岛,诗穷孟郊,酒困山涛,他得志笑闲人,
  他失脚闲人笑。 诗情放,剑气豪,英雄不把穷通较。江中斩蛟,云间射 雕,席上挥豪,他得志笑闲人,他失脚闲人笑。
  张小山《庆东原》(《阳春白雪》前三) 从嗟叹到兀傲,从“困杀中原一布衣”到“不如五柳庄前傲”,是情绪 的移转,本来只是那一回事。可是在散曲里,叙述自己的情怀,所以还 留着相当的余地;在杂剧里,借他人之酒杯,倾自己之块垒,尽情奔放, 一泻无余,流露了作者的“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 悲。”高文秀《谇范叔》第一折范睢唱道:“自古书生多命薄,端的可 便成事的少,你看几人平步蹑云霄。便读得十年书,也只受得十年暴; 便晓得十分事,也抵不得十分饱。至如俺学到老,越着俺穷到老,想诗 书不是防身宝,刬地着俺白屋教儿曹。”这里写的不是战国的说士而是 后代的穷儒。第三折又道:“人道是文章好济贫,偏我被儒冠误此身, 到今日越无求进,我本待学儒人倒不如人!”这的确是元代的穷儒了。 因为元代儒人地位的下落,所以在元杂剧常有儒人不如人的恶谑。像《荐 福碑》的“你本是儒人,我着你今后不如人”;《秋胡戏妻》的“我想 着儒人颠倒不如人,早难道文章好立身”;《举案齐眉》的“你道是儒 人今世不如人”;以及《合同文字》的“也只为不如人,学做儒人”; 都是相当的例子。
  马致远《荐福碑》所写的情绪更复杂了,第一折张镐唱道:“则这 断简残编孔圣书,常则是养蠹鱼,我去这六经中枉下了死工夫。冻杀我 也,《论语》篇,《孟子》解,《毛诗》注;饿杀我也,《尚书》云,《周易》传,《春秋》疏。以及道河出图,洛出书,怎禁那水牛背上乔 男女,端的可便定害杀这汉相如。”在这里他把穷儒遭际讲尽了,接着又唱:“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 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涂越有了糊涂富。则这有银的陶令不休官, 无钱的子张学干禄。”在这一段,把当时盘据要津、妨碍贤路的情形都 和盘托出,但是还没有詈骂。
  《误入桃源》或以为马致远作,第一折刘晨自言慕山林幽雅,遂有 终焉之意,又唱道:“空一带江山江山如画,止不过饭囊饭囊衣架,塞 满长安乱似麻。每日价大纛高牙,冠盖头踏,人物不撑达,服色尽奢华, 心行更奸猾,举止少谦洽,纷纷扰扰由他,多多少少欺咱,言言语语参 杂,是是非非交加。因此上不事王侯,不求闻达,隐姓埋名做庄家,学 耕稼。”一切对于当道的愤懑,完全借着刘晨口中一一道出。
  延祐二年,科举复兴,士人进身之阶总算来了,但是连带地也来了 科场的不平。本来国学试贡授官的品级,规定蒙古六品,色目正六品, 汉人从七品,其中差别,已经显然。还有考试的方法也规定“试蒙古生 之法宜从宽,色目生宜稍加密,汉人生则全。”《元史》卷人十一《选 举志》除此以外,再加试官的贪黩,科举之弊,于此尽见。杨显之《潇 湘夜雨》第二折试官上诗云:“皆言桃李属春官,偏我们墙另一般,何 必文章出人上,单要金银满秤盘。今年轮着我家主司考卷,我清耿耿不 受民钱,乾剥剥止要生钞。”即此以观,其事可想。
  宫大用《范张鸡黍》可算是借着范、张生死之交,专写元代科场流弊的一部杂剧。第一折范巨卿指出随朝职名被大官人家子弟都占去了, 又有权豪势要之家,三座衙门把的水泄不通,后面唱道:“国子监助教 的尚书是他故人,秘书监里著作的参政是他丈人,翰林院应举的是左丞 相的舍人。”这完全是把持科举,阻塞贤路了,所以范巨卿接着又唱道: “我堪恨那伙老乔民,用这等小猢狲,但学得些装点皮肤,子曰诗云, 本待要借路儿苟图一个出身,他每现如今都齐了行不用别人。将凤凰池 拦了前路,麒麟阁顶杀后门,便有那汉相如献赋难求进,贾长沙痛哭谁 偢问,董仲舒对策无公论。便有那公孙弘撞不开昭文馆内虎牢关,司马 迁打不破编修院里长蛇阵。”到第二折更唱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 长夜,秦灰犹未冷,汉道复衰绝,满目奸邪,天丧斯文也。今日个秀才 每遭逢着末劫,有那刀笔吏入省登台,屠沽子封侯建节。”这里又把当 时的仕途情态加以慨叹,真是慷慨高歌,欷歔欲绝了。
  郑德辉《王粲登楼》第二折王粲唱:“如今那有钱人没名的平登省台,那无钱人有名的终淹草莱,如今他可也不论文章只论财。”这是和《范张鸡黍》在同样的情绪之下写出来的。元杂剧第二期有名的作家, 在宫大用、郑德辉之外,还有乔梦符。梦符《渔父词》云:“沙堤缆船, 渔夫问讯,溪友留连,笑谈便是编修院,谁贵谁贤!不应举江湖状元, 不思凡蓑笠神仙,鱼成串,垂杨岸边,还却酒家钱。”(《梦符散曲》) 读书人肮脏之气藉此完全写出,而我们也赖以知道元代科场之弊一至于 此。

  (八)
  元代的政治,全在权豪势要滥官污吏的手里,一般的平民压得透不 过气来,在杂剧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杂剧作家指示我们的途径,好 像止有两条路。李文蔚《燕青博鱼》第一折燕青唱:“我不向梁山泊里 东路,我则拖你去开封府的南衙。”梁山泊和开封府是两条路:关于开封府的有许多以包公为中心的杂剧,其后演变为《包公案》;关于梁山 泊的有许多以梁山好汉为中心的杂剧,其后演变为《水浒传》。
  我们在元朝的时代里,牵进包公故事和《水浒》故事,好像时代错 误,但是这是不成问题的。一则作剧原与作史不同,在事实方面本来不 妨稍加迁移,就我范围。二则元代讥议时政,见之禁令,所以述古刺今, 成为风气。因此元杂剧中,在《秋胡戏妻》里,可以看到金、元签军之 事;在《冻苏秦》里,可以看到金、元人上万言长策的风气;(金末李 之纯上万言书,见刘祁《归潜志》卷一;元许衡上疏,见《元史》本传) 在《范张鸡黍》、《王粲登楼》里,可以看到元代科场之弊。乃至金朝 士大夫以政事最著名之王翛然,(见《归潜志》卷八及《金史》卷百○ 五本传)在无名氏《杀狗劝夫》第四折自称:“小官姓王名翛然,在这 南衙开封府做过府尹,方今大宋仁宗即位,小官西延边才赏军回来。” 还有当金人入寇,徽宗传位钦宗,其时敌人围汴,情势危急,但是在无 名氏《百花亭》第四折种师道却云:“方今大宋钦宗皇帝即位,改元靖 康,朝廷命老夫招集天下英雄豪杰征讨土番,直杀过相思河,将西凉平 定。”在这许多地方,我们应当记得元杂剧的写定用不到根据史实。
  现存元杂剧里关于包公的,有关汉卿的《鲁齐郎》、郑廷玉的《后 庭花》、武汉臣的《生金阁》、李行道的《灰栏记》、曾瑞卿的《留鞋 记》,以及无名氏的《陈州粜米》、《合同文字》、《神奴儿》、《盆 儿鬼》,并托名关汉卿的《蝴蝶梦》。在这许多杂剧里,除去儿女离合 的小故事外,包公是永远和权豪势要滥官污吏以及强横恶霸处在不两立 的地位。《灰栏记》第四折包待制上云:“官拜龙图待制天章阁学士, 正授南衙开封府府尹之职,敕赐势剑金牌,体察滥官污吏,与百姓伸冤 理枉,容老夫先斩后奏。以此,权豪势要之家,闻老夫之名,尽皆敛手; 凶暴奸邪之辈,见老夫之影无不寒心。”《陈州粜米》第二折包待制唱 云:“老夫有件事向君王陈奏,只说那权豪每是俺敌头。他便似打家的 强贼,俺便似看家的恶狗。他待要些钱和物,怎当的这狗儿紧追逐。” 接着又道:“只愿俺今日死、明日亡,惯的他千自在、百自由。”这不 是悔恨,而是孤立无助的慨叹。包公又道:“我和那权豪每结下些山海 也似冤仇,曾把个鲁齐郎斩市曹,曾把个葛监军下狱囚,剩吃了些众人 每毒咒。到今日一笔都勾!从今后不干己事休开口,我则索会尽人间只 点头,倒大来优游。”这里所看到的只是怨愤,不是灰心。
  《鲁齐郎》的鲁齐郎,《生金阁》的庞衙内,《蝴蝶梦》的“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蝴蝶梦》第一折)的葛彪,以及《陈州粜 米》的“打死人不要偿命,如同房檐中揭一个瓦”(《陈州粜米》第一 折)的刘衙内,都是元代异民族统治中国之下的产物。传说中的包公, 专和这一般人作对,这是包公受人讴歌的地方。在《陈州粜米》里,刘 衙内保举其子小衙内及婿杨金吾往陈州放粮,大称小斗,倚势打死张撇 古,无恶不作,包公奉命前往查办,刘衙内嘱托道:“老府尹若到陈州, 那两个仓官可是我家里小的,看我分上看觑着。”包公看剑道:“我知 道,我这上头看觑着。”刘衙内责备包公没面情,包公便唱着骂道:“你 积攒的金银过北斗,你指望待天长地久,看你那于家为国下场头,出言 语不识娘羞。我须是笔尖上挣来的千钟禄,你可甚剑锋头博换来的万 户侯!”后面两句,更见出元代世袭的武官是怎样地受着读书人的轻视。

  在元杂剧里,包公虽是奉了“势剑金牌,先斩后奏”,尽管对于《后 庭花》的店小二、《灰栏记》的赵令史、《盆儿鬼》的盆罐赵,可以为 所欲为,但是遇到了权豪势要之家,就露出许多左支右绌的情势。《蝴 蝶梦》葛彪倚仗皇亲国戚,殴死孛老,王大、王二、王三因报父仇,打 死葛彪,王三被捕到官,要是包公存心释放王三,正可援“诸人杀死其 父,子殴之死者不坐,仍于杀父者之家征烧埋银五十两”(见《元史》 卷百零五《刑法志》)的条文,一迳给他放了,但是毕竟皇亲还是皇亲, 包公也止得杀死偷马的赵顽驴,替王三偿葛彪之命。《鲁齐郎》的鲁齐 郎,无恶不作,但是包公无从上奏,止有捏造鱼齐即之名。奏请处分, 一挨批准,再行加笔补点,才算偷偷地除此一害。《陈州粜米》的小衙 内和杨金吾,作恶多端,包公正要除此二人,刘衙内已经请求赦书,包 公止得趁赦书未到,教小撇古将小衙内打死,给他一个迅雷不及掩耳。 止有《生金周》的庞衙内,是痛快地杀死了,但是包公一面吩咐将衙内 斩首示众,一面特赐郭成进士出身;但是包公本无“特赐”的职权,那 么,斩首的号令也是一样的无稽。所以尽管包公立意和权豪势要作对, 实际上除了偷天换日以外,毕竟也是无可如何。
  现存元杂剧中关于《水浒》故事的,有高文秀的《黑旋风》、李文 蔚的《燕青博鱼》、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李致远的《还牢末》和无 名氏的《争报恩》。正和包待制、王翛然一样,因为他们是民间耳熟能 详的人物,所以也成为故事的中心。在北宋的末年,宋江等止是一群强 盗,但是现在变了,在《黑旋风》和《燕青博鱼》里面,他们也成为和 权豪势要作对的人物。本来在蒙古侵入中国以后,蒙古军队到处的烧杀 掳掠,成为常事,正如范子安《竹叶舟》所说的“你则看凌烟阁那个是 真英武,你则看金谷乡都是些乔男女”;(第一折)无名氏《连环计》 所说的“俺只问鸳鹭班中怎容的诸盗贼,麒麟阁上是画的甚公侯”。(第 一折)号称主持正义的军队既然杀人放火,那么,杀人放火的强盗有时 也就不妨主持正义。因此,在元杂剧里,梁山好汉就以两种不同的姿态 出场,有时杀人放火,有时也就替天行道。
  《双献功》第一折宋江上场诗云:“家住梁山泊,平生不种田。刀磨风刃快,斧蘸月痕圆。强劫机谋广,潜偷胆力全。弟兄三十六,个个 敢争先。”又说:“风高敢放连天火,月黑提刀去杀人。”《李逵负荆》 第二折宋江上场诗云:“旗帜无非人血染,灯油尽是脑浆熬。鸦嗛肝肺 扎煞尾,狗■骷髅抖搜毛。”《还牢末》第四折李逵上场诗云:“上山 鞋履不闻声,下山锣鼓便齐鸣。蓦然一阵风来处,知是强人带血腥。” 还有《燕青博鱼》第一折燕青唱:“今日拜辞了主人家,绰着这过眼齐 眉的枣子棍,依旧到杀人放火蓼儿洼,须认的俺狠哪吒。”在这些地方, 都可以看到梁山泊的本来面目。
  把梁山好汉的地位提高的,是他们和权豪势要作对的这件事。《双 献功》写着孙孔目因为带同妻子郭念儿赴泰山东岳庙烧香,请黑旋风李 逵作为护臂。半途郭念儿被白衙内拐走了,孙孔目告官缉捕,不料白衙 内借坐衙门,反将孙孔目下狱,这又是“衙内”们干的一件无法无天的 事。李逵探监时唱道:“呀!俺哥哥又不是打家截道的杀人贼,倒赔了 个如花似玉的好娇妻,送与你这倚权仗势白衙内。”(第三折)他有时 唱:“我也不用一条枪,也不用三尺铁,则俺这壮士怒,目前见血。东岳庙磕塔的相逢无话说,把那厮滴溜扑马上活挟。他若是与时节,万事 无些,不与啊山儿待放会劣撇,恼起我这草坡前倒拖牛的性格,强逞我 这些敌官军勇烈,我把那厮脊梁骨各支支生撅做两三截。”(第二折) 这里看到他和“衙内”们对敌的决心。
  《燕青博鱼》里也有同样的一件事。燕青因被逐下山,呕气成瞽, 不料被杨衙内打了一顿,正待追问,燕二道:“兄弟休要大惊小怪的, 则他便是杨衙内,是个有权有势的人,打死人如同那房檐上揭块瓦相似, 你和他打了这一操,他如今不来寻你,就是你的造化了。”燕青道:“哥 也,你说那里话![唱]你道是他打了我呵,似房檐上揭瓦,不信道我打 了他呵,就着我这脖项上披枷!调动我这莽拳头,扇动我这长梢靶,我 向那前街后巷,便去爪寻他。我一只手揪住那厮黄头发,一只手把腰脚 牢掐,我可敢滴溜扑活撺那厮在马直下。”(第一折)燕青敢作敢为的 气概,也就够人倾倒了。
  就凭着这点和权豪势要作对的勇气,梁山好汉博得一般人的同情。
  《争报恩》第一折济州通判夫人李千娇道:“我一向闻得宋江一伙,只 杀滥官污吏,并不杀孝子节妇,以此天下驰名,都叫他做呼保义宋公明。” 在第二折里千娇烧夜香,祷告道:“天也,李千娇头一炷香愿天下太平, 第二炷香愿通判相公与一双孩儿身体安康,第三炷香愿天下好男子休遭 罗网之灾。”要是梁山好汉,当真做到替天行道,妇孺皆知,也就不枉 了《盗牢末》第四折宋江下场诗,“俺梁山泊远近驰名,要替天行道公 平,忠义堂施呈气概,结交尽四海豪英。”
  杂剧作家指示我们这两条出路。但是这是怎样的出路呢?无论传说中的包待制止是理想的人物,就是当真有了,也止能偷天换日地干一下。
  《水浒》好汉多得很,但是纵使他们组织严密和传说中宋江们一样,也 止能就地除去白衙内、杨衙内这样一两个小民贼。总之,这两条出路, 在整个的民族复兴的途径上,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艰难多着呢,从贞 祐南渡起(1214)一直要等到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韩林儿称帝,朱元璋 起兵,经过了 141 年的大黑暗,才算得了复兴的曙光,但是在这段大黑 暗中间,文学家是不断地——纵使微弱地——透露了他们的呼声。

  (九)
  在最近因为俗文学的抬头,重新提起时人对于元人杂剧的注意。可 是一般人读元杂剧,常常给他一种过分的推崇,认为这是戏剧中的标准 作品,正和明代臧晋叔不满徐文长、汤义仍的作品,更选元剧百种,以 为当时的准则一样。其实论到元人杂剧,在组织上,在结构上,大都不 及后代的作品。在这里所看到的止是一种特有的趣味、新鲜的生气和一 股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姿态。这正是每一种好的新文学产生以后应有的常 态,而不是后代作品所能摹仿的东西。
  还有,现代人读元杂剧,止看到这是戏剧,而忘去了杂剧后面的时 代,忘去了这是在异民族压迫之下写出来的东西。固然,在元杂剧里, 尽管有颓废的享乐,但是字里行间,到处流露了痛苦和呼号,这一点却 没有受到现代人的注意。我们要知道假使不是这样,那么在蒙古人掳掠 残杀、居民十不余一的情形之下,当时流行于一般社会的杂剧,对于这 种严重的情势,一些影子都没有留下,那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迹。
  《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确是讨论吾国文学的颠扑不破之论。 加以在过去的时代中,中国民族经过了无数的丧乱流离,所以,文学上 不断地看到了政治的阴影,在诗,在文,在词,都是如此。到了元初, 散曲和杂剧勃兴,实际地取得了文学的领导者的地位,那么,在散曲和 杂剧里,更应当显然地看到时代的阴影。这一点,元代的学者也曾经说 过。元刘祁《归潜志》说:“古人歌诗皆发其心所欲言,使人诵之至有 泣下者;今人之诗,惟泥题目事实句法,将以新巧取声名,虽得人口称 而动人心者绝少,不若俗谣俚曲之见其真情而反能荡人血气也。”(卷 十三)读元杂剧时,就要看定这“见其真情而荡人血气”之处。
  张惠言《词选序》论词,以为“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 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 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 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词而已。”张氏《词选》论词中寄托,有时故为刻 深,以致引起后人的非议;但是后人尽管对于张惠言有部分的非议,他 的整个的立论毕竟无处推翻,词的文学决定不是雕琢曼词的文学。同样 地,我们也可以论元杂剧。在这里,“跌荡靡丽,昌狂俳优,”竟是杂 剧文学的本等了,再加因为戏剧的体裁,古人袍笏登场,一切陈古刺今 的言论,从古人口中说出,又添了一层瞀惑,可是“恻隐盱愉,感物而 发”,到底可以看出。刘知几说:“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 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见骨,睹一事于句中, 反三隅于句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史通·叙事》篇)读元杂 剧时,我们应当晓得这一层意义。

  (原载《国文月刊》第 77、78 期,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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